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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世之日的关键是能否坐稳江督；迨曾国藩逝世后，难题则是用谁继任江督。这不仅涉及各方的权力之争，也反映着内治与洋务、科举与军功的不同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循例命江苏巡抚何璟署理江督。
何璟，广东香山人，与李鸿章、马新贻、沈桂芬均是进士同年。何氏非湘非淮，但历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山西布政使，山西、江苏巡抚，与湘、淮将帅联系不少；其进士出身，也符合朝廷彼时重科名而轻军功的策略。
此外，军机大臣沈桂芬意欲何璟实授江督。
依赖江苏饷源，明言“南洋为北洋根本”的李鸿章，自然格外关心江督人选。何璟刚刚履新，李鸿章就说：“内意颇以两江难得替人，惟赖筱翁 （何璟） 努力耳”。
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是候选人之一，李鸿章就曾半真半假地怂恿过丁氏。
郭嵩焘也听闻丁宝桢将升授江督，急忙向湖南巡抚王文韶求证。
王闿运则听说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外放两江，言下颇不乐观。
此外，新任闽浙总督李鹤年亦有“量移之谣”。
这些所谓的“候选人”均未成事实，但饶有意味的是，他们均系进士出身，也都非湘非淮。
不久，李鸿章说当轴之所以用何璟，是因为其“与湘、淮将帅气谊素投，缓急可恃”, “似是常局，非暂摄也”。
随后，李鸿章在私下透露更多内情。原来，军机大臣沈桂芬意欲以“江督畀水部 （何璟）”。同时，前山西巡抚李宗羲即将丁忧期满，也有希望。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当年十月何璟丁忧去位。十月二十五日，朝廷循例命署理江苏巡抚的淮军大将张树声署理江督。同日令李宗羲即行来京陛见。
皖人因回避原则难以久任江督，且淮系同时坐拥直督和江督，也绝非朝廷所愿。故张树声必为暂局。朝旨如此，明显是准备用李宗羲。李鸿章就称：“内意盼雨亭 （李宗羲） 甚切，或为江左真除。”
其实，老于宦术、消息灵通的李鸿章早在七月间，就曾请四川总督吴棠向李宗羲致意，敦促早日出山。当年冬季又曾泐函劝说。
果然，同治十二年 （ 1873） 正月初六日，李宗羲还在沿江东下途中，清廷就令其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径赴新任，不必来京请训。
可知朝廷急于让李宗羲坐镇江南的迫切之情。
无独有偶，前任江南盐道、新任安徽按察使孙衣言，也认为江督一席无出李宗羲右者。他一则称李氏“天怀恬淡”, “惟此天怀恬淡之人乃始可用”，再则极力反对用洋务人才。他说：“窃谓目前东南大局尤以内治为先……其谈洋务者，往往挟外人以自重，则贻误疆事更不可测，尤宜慎之。”
其实，李鸿章在私下对何璟、李宗羲均有保留，主要因为二人“均于洋务隔膜”，担心久之诸政俱废。在李鸿章眼中，与他气味相投、熟谙洋务的丁日昌实为合适人选。只是丁氏杂途出身，深受科甲中人訾议，与当日用人风气尚多不合。
因此，当时江督的选任，也反映了内治与洋务的先后、轻重问题。
李宗羲，四川开县人，与沈桂芬、李鸿章、马新贻、何璟、沈葆桢均是道光丁未科进士。李氏随曾国藩日久，长期在两江地区任职，平定太平天国后，获得火速提拔，跻身封疆大吏。他由科第起家，虽与湘、淮军将帅比较熟悉，但并非军功一流，且籍贯非湘非淮，与马新贻、何璟的情形相类。
尽管朱学勤觉得李宗羲不过平稳一流，“岂能理繁治剧”，但沈桂芬对他“称之不容口”。
看来，沈桂芬先后支持马新贻、何璟和李宗羲出任江督，得到最高层首肯，颇能代表当日选用江督非湘非淮、进士出身的倾向。
与李鸿章相似，正在西征的左宗棠同样非常在意江督人选，也感到“替人殊非易易”。
迨何璟丁忧去职，朝命张树声署理，而迟迟不简放实缺江督，令左宗棠意识到朝廷“似留以有待”。同时，他屡接京信，均谓西事报捷后，朝廷将令其“调两江 （总督）、补协办 （大学士）”。当时西宁已大致肃清，肃州也即将克复，再有数月，甘肃可一律澄清。故左宗棠并不愿意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离开西北。他在家书中说：“吾意使相、两江，非我所堪，临时辞逊，未能如愿，不若先时自陈为得也”。所以，同治十一年 （ 1872） 腊月，他上疏乞休，又请仍留西部，以备咨访。至于何以李宗羲简放江督，左宗棠认为是朝廷知其“不能去江南”的缘故。
事实或许比左宗棠所言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左氏确是江督重要人选。相比于左宗棠，李鸿章显然更愿意李宗羲出任江督。
李鸿章虽不满于李宗羲洋务隔膜，但当后者简放江督后，自然要极力联络。他称“洋务近颇平静，悉有条约章程可循。军务则水陆留防各营随时联络整饬，可备缓急”。总之，必可胜任愉快。此外，他特意强调直隶“专恃江南为辅车之助”，与李宗羲“本是一家，遇事更易商办”。
措词极为动人，足见李鸿章超强的沟通能力。不过，在四川同乡严树森看来，李宗羲未必胜任。因为“江督须兼用权术”，李氏虽“忠信明决”，却“少倜傥权奇之概”。郭嵩焘则认为，李宗羲“终系善人君子”，由其出任江督，究远胜于“旗员不晓事者”，只是“忠信明决四字”未必担得起。严树森沉吟良久道：“明字尚能勉企，决恐不足。”
这些品藻颇得几分真相，故不无先见之明。
李宗羲就任江督一年后，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朝廷钦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援台，东南沿海形势骤然紧张。科举起家的李宗羲于是弱点暴露。同治十三年 （ 1874） 六月二十六日，李宗羲的同乡密友李鸿裔就听人议论李宗羲“布置不能镇静”。十月二十四日，李宗羲就托李鸿裔为其拟“乞病疏稿”。
在此背景下，海防需要大为增强，故军功起家者声价骤涨。
其时，奉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私下强烈批评李宗羲，向领班军机章京朱学勤推荐左宗棠继任江督，显示科举与军功 （文与武） 的分歧。他一则谓：“秣陵主人 （李宗羲） 是承平好封疆……无如太不知兵，而身家性命太看得重，稍闻警则形神改易，举动荒谬不可言状。”再则称：“当此时世，此席最关东南大局，实非甘肃公 （左宗棠） 来不可。”这时，朝廷召曾国荃、杨岳斌、蒋益澧等湘系将帅入都陛见。彭玉麟认为杨岳斌、曾国荃均可大用，但“实宜偏安之地 （西北为宜，原注）”，不宜两江；或以杨、曾替换左宗棠南来亦可。总之，如左宗棠坐镇两江，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亦是一气”，加以福建有船政大臣沈葆桢，“则江南、直隶、苏、浙联成一片，东南不致决裂，事大可为” 。
可见，彭玉麟的提议，不仅是为江督择人，实为东南海防选帅。如果调左宗棠入主两江，便可能形成以南洋为核心的海防体系。正是在此背景下，李鸿章迫不及待地向军机大臣文祥推举沈葆桢，并直言左宗棠“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澨”。
而闽浙总督李鹤年则认为“南洋大臣与北洋同一重任”，需要威望素著的“知兵大员”出任江督。
言下似对李宗羲和沈葆桢均表不满。迨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光绪皇帝即位，两宫再度垂帘，亟需稳定局势。同日，李宗羲开缺调理，江西巡抚、湘军大将刘坤一署理江督。
刘坤一是湘军中江忠源、刘长佑一系的代表，相对弱势。当时湘系大佬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人资历声望固在刘氏之上，即湘人之外的沈葆桢、何璟也非刘氏所及。况且刘坤一缺乏沿海经验，与海防要务不无隔膜。所以，李鸿章估计此为“暂署之局”，认为清廷悬之以待沈葆桢和何璟，而李鸿章更倾向于沈氏。
此外，驻扎江苏的淮军大将吴长庆透露，垂涎江督者颇多，若论资望勋名，则曾国荃“当居八九”，不久就会揭晓。
这时，海防、塞防争论甚烈，李鸿章和左宗棠互不相让。江督人选实与海防、塞防之争交织在一起。对清廷来说，只有等海防、塞防之争尘埃落定，江督人选才能随之敲定。由于文祥“以西域停兵为非计”
，沈桂芬亦主用兵收复新疆
，最终朝廷决定西北用兵和东南海防并举。故三月二十八日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四月二十六日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显然，清廷排除了军功起家的湘人曾国荃和刘坤一，而选择了进士出身且谙练洋务的沈葆桢。
无疑，李鸿章不乐见刘坤一出任江督，而沈葆桢补授江督，李氏的推荐是起了作用的。
但朝廷之所以选择沈葆桢，却绝非仅因李氏支持。
以下几点更值得注意：一是沈葆桢的才能声望，深受高层欣赏，文祥就曾保举过沈氏；
二是沈氏非湘非淮的出身，且与沈桂芬同年交好；
三是沈氏此前与李鸿章、左宗棠关系均好，有望兼顾海防和塞防。此外，沈葆桢同治初年在江西巡抚任上与曾国藩公开争饷，龃龉特甚，为人熟知。他的入主两江，或许也可抑制曾国藩、国荃兄弟在两江的势力。这些因素正与朝廷彼时政策相吻合。因此，即便闽浙总督李鹤年上折参劾沈葆桢不胜南洋大臣之任，朝廷也毫不为动。
耐人寻味的是，左宗棠一开始对沈葆桢出任江督非常高兴，许为时局之幸。
让左宗棠始料不及的是，与其向来融洽的沈葆桢一上任就奏驳左氏息借洋债的主张，令他愤不可言，以致屡次抱怨沈葆桢与李鸿章联络一气。
其实，沈葆桢与李鸿章也并非像一般所讲的那样合作无间。至迟到光绪三年 （ 1877），李鸿章已对沈葆桢在江南“鸱张纷更”极为不满，以至于在给李瀚章的家信中诋斥沈氏为“任性偏执之刚愎之人”，后悔此前推荐他，认为还不如何璟出任江督。
沈葆桢自光绪元年 （ 1875） 十月到任，至光绪五年 （ 1879）十一月去世。在此期间，入觐一次，请病假多次。为此，江苏巡抚吴元炳两次署理江督。当时及后人震于沈氏大名，谓其坐镇东南措置裕如，甚至比之于曾国藩。
但揆诸史实，沈葆桢的确在湘、淮之外保有相当的独立性，但这也使他左右为难，动辄得咎。从沈葆桢家书看，他多次乞退，奈何朝廷始终不允，最终忧劳以殁。
综上，曾国藩去世后，江督替人颇为难得。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以左宗棠、彭玉麟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响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则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一是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何璟、李宗羲、沈葆桢、吴元炳都可作如是观，此前的马新贻亦然。湘人江督格局自然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