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组建湘军后,屡建功勋。但因咸丰皇帝及高层担心其尾大不掉,故有意压制,以致曾国藩多年未得督抚大权。所谓“七年作客,艰难险阻备尝”,湘军的发展也大受限制。
直到咸丰十年 (1860) 夏,在江南大营崩溃的背景下,曾国藩临危受命,出任两江总督和东南统帅,兼握督符与钦符,军权、人事权和财权统于一身,湘军于是迎来大举发展之机,崛起之势终至不可遏制。故有必要着重考察这一曲折过程及其转折意义。
朱东安曾正确地指出:在是否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发生过数年的矛盾斗争。斗争主要在文庆、肃顺和祁寯藻、彭蕴章之间进行,焦点往往集中在湘军首领曾国藩身上。咸丰则摇摆于祁寯藻、彭蕴章与文庆、肃顺之间。
咸丰十年闰三月以后,随着江南大营的坏消息不断传至京城,这种矛盾斗争达到了激烈顶点。
这时,曾国藩出任江督的阻力主要有四。其一,彭蕴章等枢臣一向压制曾国藩,咸丰更不放心曾氏;其二,京内外不少满汉高官认为非僧格林沁带兵南下不可,任用曾国藩也无济于事。
其三,许多朝臣主张通过大举团练以应对江南危局,朝廷也在四月十六日号召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迅速办团,随后委任九名高官为督办团练大臣。
其四,主持皖南军务的张芾奏请自往苏浙,而令曾国藩督办皖南军务,看似推重,实则排挤,故曾氏兄弟对张芾极为不满。
支持曾国藩出任江督的高层代表是肃顺。这经薛福成等人的笔记和高心夔的诗歌《中兴篇》之播扬,为人熟知,但也难免几分传奇色彩。最近,张剑教授利用《高心夔日记》完全证实了高心夔和肃顺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情况下,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和朝臣解释疏通,所谓“开张宸虑,畅导群言”。
这都说明其中阻力之大。
阻力既如此大,肃顺的权势也不宜夸大。在北狩热河前,咸丰尽管信任肃顺,但也不致言听计从;加以其他王公大臣制衡,肃顺自难一言九鼎。
咸丰十年四月,肃顺请陆姓医生给咸丰看病,就遭到极大怀疑,迨咸丰召见惇、恭、醇三位近支王爷后,谣言方息。此外,六七月间高层筹议和战,肃顺因主张被阻,“哽咽太息,辄唤奈何”。
因此,肃顺虽较他人更倾向重用曾国藩,但要说服咸丰和王公大臣,却都是艰巨任务,也非肃顺一人就能完成。这既需要形势的“有利发展”,也需要盟友的巧妙配合,离不开幕僚的暗中参谋。
下文综合档案、日记、书信、诗文等新旧材料,对胡林翼、曾国藩的京城盟友发挥的作用做进一步探讨,希望略窥当时高层运筹帷幄的情形。
早在咸丰六年 (1856) 文庆当政之时,鉴于江南大营不稳且向荣老病,军机章京钱宝青就曾上奏举荐曾国藩或胜保接替向荣,督办江南军务。
或许这也是文庆在幕后操盘,但咸丰未予采纳。咸丰八年 (1858) 曾国藩重新出山后,胡林翼一有机会就替他向军机章京及其他高官抱屈,称其七年作客,仰食于人,艰险备尝;“有诸葛之勋名而无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无其报”。
但更多时候也很无奈,称湘军领袖不假兵符,不求专对,且不贪金陵之功,只求平定安徽,驻兵二百里外,为江南大营助势,则金陵不攻自破。
确实,咸丰九年冬至十年春 ( 1859—1860),江南大营不断接近“成功”。这正是曾、胡不受信任的军事背景。然而,随着二月二十七日杭州陷落,江南大营旋亦崩溃,朝中重用湘军的声音终又发了出来。
闰三月十三日,胡林翼频繁联络的京城密友宋晋上折,请于楚北诸帅中简放一员统率江北官兵,又请择杨载福、彭玉麟中一人带水师驰援江北。最高层在讨论之后未予采纳。
殆因何桂清奏报金坛解围,并克复广德州,故翁心存也判断江苏似可保全。
直到闰三月二十六日,和春退守镇江的消息到京,当日才寄谕官文和曾、胡,令都兴阿带兵救援江北,并令杨载福会同清朝水师沿江巡梭,防止太平军北渡。
接着,丹阳失陷和英法兵船已抵大沽的消息让咸丰备感压力。四月初六日咸丰行常雩礼,“伏地痛哭”,还宫后竟至咳血。
在此背景下,几项紧密关联的高层运作集中展开。一个以往未受注意的重要史实是,彭蕴章于四月初五日奉命出京督办陵工,四月二十一日方才回京。
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如此关键时刻令彭蕴章出京系肃顺“排挤”,但趁亲王重臣出京之际发布重大决策甚至发动政变,也是晚清的常规操作和政治文化。对于京城刀光剑影的运作,身在湖北大营的胡林翼颇有掌握。四月十七日,他对彭玉麟说:“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江南,“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 (即江督) 乃可去”。
果然,趁彭蕴章出京之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京城盟友在四月中旬密集上奏。高心夔《中兴篇》有云:“翰林潘卿谏台赵,荐疏但入皆颐。侍臣故有造膝请,首赞大计承畴谘。口衔两江授楚帅,所为社稷它何知。”历来对该诗均正确解读为肃顺推毂曾国藩出任江督。
张剑教授更进一步证实肃顺不仅将高心夔削草再三之奏折递上,而且造膝密陈,最终于四月十九日促成曾国藩署理江督之命。
惟“翰林潘卿谏台赵”一句,似尚未见合理解释。而这恰是配合肃顺的直接行动。翰林潘卿就是大理寺少卿潘祖荫,谏台赵就是御史赵树吉。四月十三和十六日,潘、赵先后奏请罢斥和春、何桂清而重用曾国藩、胡林翼。潘祖荫称:
金陵大营失陷以来,苏、常两郡刻刻可虞,官兵见贼即逃,统帅节节退守。若再不予罢斥,更易大帅,在兵威已挫,士气愈衰,断难望其失东隅而收桑榆矣。惟有仰恳天恩,简任附近邻省威望素著大员,如曾国藩、都兴阿、胡林翼等,统领得力将弁,星夜前往江苏,即使事机无及,犹望规复将来,庶可收亡羊补牢之效。
赵树吉云:
至附近各营,惟曾国藩、胡林翼两军向称得力,并请于二人中迅简一员,即以和春、何桂清之任任之。令其统领全军,星夜驰往督办。近日外廷建议者,每及将帅必曰曾、胡。臣非敢随声附和。惟念和春、何桂清既难冀以桑榆晚盖之功,而代此任者非统重兵,不足补创残之缺,非地居较近,不足践星火之期 (暗指天津的僧王距江南太远,来不及救援)。
潘、赵两折在《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记载都是“带上带下,归箍”,说明咸丰和枢臣有过面议,但未下定决心。
薛福成曾说,咸丰起先欲用胡林翼总督两江,肃顺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裕如,建议用曾国藩,则上下江皆得人。咸丰从之。
据上文看,殆因潘祖荫、赵树吉及其他建议者本系曾、胡并举;也因为推荐不便只举一人,既避朋党之嫌,也把最后的抉择权留给皇帝。但肃顺如将胡林翼的病情稍微透露,想必咸丰也只好用曾国藩。
进言之,从胡林翼所谓曾国藩必得江督乃可去,以及四月下旬李鸿章仍推胡林翼任江督,曾国藩做统帅,
可知胡林翼、李鸿章鉴于最高层历来不授曾国藩督抚大权,故即使如此形势下,他们对曾国藩获任江督也无足够信心。迨四月十九日,何桂清、徐有壬、瑞昌、王有龄奏报苏州失陷的折子到京,
派曾国藩救援苏、常已不可免,但以什么名义去,才是最关键问题。用胡林翼的话说,至少要有督符乃可去,如能督符 (两江总督)、钦符(钦差统帅) 均授曾国藩,则有否极泰来之望。
以后见之明看,手握督符、钦符,事权归一,方可成功。但当时许多人却不这样看,即使胡林翼的湖北朋僚也是如此。
当然,四月十九日命曾国藩署理江督而非实授,同时仍由徐有壬、薛焕先后暂署江督,说明咸丰并不放心。胡林翼气愤地说:“涤帅得督,而又派一人署督,朝政之是非可知矣。何根云(何桂清) 至今不杀,亦无人一言,天下之黑白可知矣。”
此外,淮扬盐利一开始也不让曾国藩染指。
五月二十五日,王有龄请为张国樑赐恤。咸丰仍令“访查实在下落”, “如尚未亡或遇救得生,犹堪备干城之选”。
直到六月,江南局势日益恶化,张国樑仍无下落,英法联军对京津的威胁越来越大。在六月初十日彭蕴章退出军机处后,二十四日终于实授曾国藩江督并任钦差大臣。这就是胡林翼所谓的兼握督符和钦符。要之,形势之外,曾国藩的江督之命,也应归功于京城盟友的积极运作和肃顺的解释疏通。
进言之,赵树吉的折子亦收入尹耕云文集,似由尹氏所草。
从《高心夔日记》可知,咸丰十年 ( 1860) 五六月,高心夔、尹耕云、赵树吉、李鸿裔、范泰亨、莫友芝几乎日日聚集。
他们都与胡林翼、曾国藩渊源颇深。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胡林翼保举十六人,尹耕云和范泰亨赫然在列。
潘世恩是胡林翼座师,也叙陶澍的渊源,故潘祖荫称胡林翼为世伯。
赵树吉称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奉命督师江南后,他“喜极欲沾巾”。高心夔则“喜颂竟夕”。
李鸿裔、莫友芝随后均入曾国藩幕府。尽管现存《高心夔日记》从咸丰十年五月初五日开始,故诸人在四月配合肃顺的筹谋运作尚看不到,但裁撤南河总督、添设淮扬镇总兵,请曾国藩、袁甲三保举人员一事可以参照。六月初九日,尹耕云先建此议,高心夔“深服其略,因谋所以建白之道”。随后,尹耕云草折,赵树吉、高心夔、李鸿裔、莫友芝、尹耕云共读定议,李鸿裔手录一通。十二日,高心夔以所录奏疏送给肃顺。
六月十八日上谕随之而下,与尹耕云建议若合符节。
咸丰十年 (1860) 曾国藩出任江督,无疑促成了湘军的迅速壮大。此外,至少有以下几层转折意义。其一,以往清朝督师(钦差大臣) 和督抚分开,镇压广西起义之初大抵如此,江南大营时期尤其如此。
而自曾国藩开始,汉人领兵督师 (钦差大臣)和总督合为一人。以往旗人文武不分,汉人则不同。
自太平天国之后,儒将辈出,汉人也开始文武兼资,曾国藩尤其代表。其二,曾国藩出任江督后,湘人在付出大量牺牲的同时,也通过军功保举和据有战利品,征收厘金和经营淮盐等事业,获得了数不清的功名富贵。
同时,随着湘军崛起,也带动了湘学的广泛传播;湘学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央。
这可视为经济、文化层面的权势转移。其三,嘉庆以前,江督用汉人最少,而自曾国藩之后,江督用汉人最多。旗、汉比例彻底逆转。
这既显示江督之于清廷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曾国藩以后江督的特殊性。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同治三年 ( 1864) 湘军攻破天京之后,清朝与曾国藩湘系的关系也到了最微妙的时候。随后,清廷希望尽量控制东南财赋之区,防止曾国藩系统尾大不掉,但也必须保持东南大局稳定。“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问题就此产生。这是下章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