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写作时，高度文明的人类正驾机飞过头顶，想要杀了我。
他们不是对我个人有恶意，我对他们也没有。俗话说得好，他们只是在“履责”而已。我毫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心地善良，遵纪守法，私下里对杀人的事想都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成功地用炸弹把我炸成了碎片，他也不会因此而睡不好觉。他是为了国家才这么做的，罪行也由国家豁免了。
如果我们看不到爱国主义即忠于国家所带来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我们就不会懂得现代世界。在某些情形下，爱国主义会瓦解，文明到达一定高度时，它还会消失。但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还没有能与之比肩的。基督教和国际社会主义在它面前都弱不禁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自国家登上权力的顶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二人能够明了这个事实，而其对手却不清楚。
同样，我们必须承认，民族与民族真正的差异源自不同的世界观。直至最近，人们认为假定所有人都一样的观点并无不妥。但事实上，任何明眼人都知道，不同国家的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一国发生的事情不大可能在另一国发生。比如，希特勒在德国进行的“长刀之夜”（June purge）是不可能在英国发生的。如其他西方人所说，英国人很另类。这就像暗地里承认，几乎所有外国人不喜欢我们英吉利民族的生活方式。没有几个欧洲大陆人能忍受得了在英国的生活，就连美国人通常都觉得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更自在。
每当你从国外回到英国时，你甚至会立刻觉得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一瞬间，无数点滴细节涌上心头。啤酒更苦些，钢镚更重些，草更绿些，广告更直白些。长着温和的雀斑脸和张嘴就露出一口坏牙的城市人都彬彬有礼，与欧洲大陆人很不一样。但是，英国之广阔又会将你吞没，你会一时忘了，这个民族还有一个可辨认得出的特征。真有民族这类东西吗？难道我们不是四千六百万个个体，彼此各不相同吗？置身其中的难道不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吗？兰开夏郡（Lancashire）
磨坊镇的机器轰鸣作响，大北路上的卡车川流不息，劳工交易所（Labour Exchanges）外排着长龙，索霍区（Soho）
酒吧的弹子机叮铃叮铃响个不停，老妇人穿过秋日清晨的薄雾去领圣餐，所有这些不仅仅是片段，而且是烙着英国场景的片段。我们能从这乱麻般的片段中找到英国人的共性吗？
但是，在与外国人聊天，读外国书报时，你也会被带进同样的感觉。是的，英国文化的独特清晰可鉴，就像西班牙文化一样。这种独特总是让你联想到丰盛的早餐、阴沉的礼拜天、雾蒙蒙的城镇、蜿蜒的道路、绿色的土地和红色的邮筒。它有着自己专属的味道。它绵延不绝，串联起了未来与过往，就像某种生物体一样，有着与生俱来并将持续存在的东西。1940年的英国与1840年的英国一样吗？这就像问，你和被你母亲挂在壁炉架上的相片里的那个5岁孩子一样吗？不一样，但照片上的孩子就是你。
重要的是，这就是你的文化，就是你。不管怨恨也好，嘲笑也罢，你无法摆脱它，一旦长时间与它分离，你就会难受。牛油布丁和红色邮筒已渗入你的灵魂。无论好与坏，它都是你的，你属于它，此生你都无法摆脱它在你身上留有的印记。
同时，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始终在变化。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它只能朝某个特定的方向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当然那不是说，未来已成定局，而只是表明，有些选择是可能的，但另一些选择则不可能。一粒种子或者会长出果实，或者不会，但无论如何，总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种长不出豆子来。因此，在预测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英国应扮演的角色前，最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英国是啥。
要弄清楚民族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一旦确定下来，往往是些细枝末节，或是些彼此互不相关的事。西班牙人对动物很残忍，意大利人做事动静很大。显然，这些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然而，一切事出有因。哪怕英国人牙不好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英国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
关于英国的特征，人们总结出了几点。一是英国人没有艺术天分。他们不像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那样有乐感，绘画和雕塑在英国从未像在法国那样繁荣过。二是英国人没有思想，这常被欧洲人所津津乐道。他们害怕抽象思维，觉得自己不需要哲学或者系统的“世界观”。这不是因为他们“务实”，虽然他们非常喜欢标榜自己务实。人们只要看看他们的城镇布局和供水系统，他们所固守的那些过时的、令人讨厌的东西，那套经不起分析的拼写体系，那个只有算术书编撰者明白的度量衡系统，就会发现他们远不是那么注重效率。但是，他们有一种不假思索就行动的能力。他们的伪善举世闻名，比如他们在帝国问题上的两面派做法就与此有关。此外，面临重大危机时，整个民族能立即团结起来，凭着本能行动，这种本能是几乎所有英国人都理解的行为准则，虽然这种行为准则从未被制定出来。希特勒曾为德国人创造的“梦游者”（a sleep-walking）一词更适用于英国人。当然，被称为“梦游者”不是什么值得骄傲之事。
不过，此处有必要对英国的一个小小特征加以关注，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但很少被人们评论，那就是对花卉的热爱。这是头次来英国的人最先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来自南欧的话，更是如此。这难道不与英国人对艺术无感的特征相抵触吗？当然不，因为这种爱好无关乎审美，反而同英国的另一个特征相关，这个特征虽是我们骨子里的一部分，但常常被忽视，那就是对于爱好和闲暇消遣的沉迷，即对英国生活的私密性的重视。我们是一个爱花的民族，但也是一个集邮者、鸽迷、木工活爱好者、优惠券收集者、飞镖玩家、字谜狂的民族。所有真正本土的文化都围绕着共同参与但非官方的活动进行——酒吧、足球赛、后花园、家庭和“一杯好茶”。人们仍旧信奉个人自由权利，几乎与19世纪一样。但是，这种自由与经济自由权利——那种剥削他人获取利润的自由无关。它是拥有自己的家的自由权利，在闲暇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权利，自己选择爱好的权利，而非由来自上层的人替你选择。英国人最痛恨爱管闲事者。当然了，很明显，即使这种纯粹的私人自由也注定要失去了。像所有其他现代民族一样，英国人正处在被编号、标签、征召和“协调整合”的过程中。但是，他们的本能冲动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使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管制因此会有所改变。在英国，无论政党集会、青年运动、色衫军还是排犹或“自发”的示威游行都没有立足之地。当然，很大程度上，也不会有秘密警察。
在所有的社会中，普通人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现存社会秩序有所不满。真正的大众文化隐藏在表面之下，是非正式的，多多少少不受当局待见。如果你观察一下英国的普通人，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的普通人，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什么清规戒律，赌博成瘾，为酒精耗尽薪水，爱开低俗玩笑，用词十分不堪。他们需要满足自己的这些嗜好，尽管有那些让人吃惊的伪善的法律制度（酒精许可证法、彩票法案等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就是干涉限制每一个人，却又什么都没有限制。另外，平民百姓并无明确的宗教信仰，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英国国教仅为土地贵族们所信守，从未真正影响到平民百姓。不信奉国教的也只是少数。百姓们虽然都快忘了基督的名字，但是仍然有着很强的基督徒气质。作为欧洲新兴宗教的权力崇拜已经影响到英国的知识分子，但还没有触及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从未紧跟权力政治的步伐。日本和意大利报纸宣传的“现实主义”会吓坏他们。从廉价文具店橱窗里的滑稽彩色明信片上，你可以看出许多有关英国精神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英国人不自觉地写下的日记，反映了他们所持的守旧的世界观，贵贱有别的装腔作势，既鄙俗又伪善的个性，格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对生活所持的强烈的道德态度。
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或许是英国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在你踏足英国土地的那一刻，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你会看到和蔼可亲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不带配枪的警察。在英国，让人行道上的人给你让路比在其他白人国家都来得容易。因此，英国人对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厌恶被欧洲人斥为“堕落”或伪善。英国人的厌战思想深深植根于历史，对中低层阶级和劳动阶级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厌战思想虽然被连续的战争所动摇，但没被摧毁。如今人们还记得，英国士兵在街头总是被嘲笑，体面的酒吧老板拒绝军人进入更是常事。在和平时期，哪怕有200万失业者，规模很小的常备军依然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在这支军队中，军官主要来自乡绅和中产阶级的特殊阶层，士兵则多为农场劳工和贫民窟的无产者。大多数人对军事知识或军事传统一无所知，对战争的态度总是防御性的。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够通过承诺征服或者军事“胜利”来获取权力，没有哪首煽动仇恨的赞美诗能蛊惑他们。上次大战中的士兵自编自唱的歌曲主题表现的不是复仇，而是把自己当作失败者的幽默与自嘲
。他们口中唯一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军士长。
在英国，仅有一小部分人热衷所谓《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Rule, Britannia！
）
的吹嘘与摇旗鼓噪。普通百姓不会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甚至都想不到。没有一场军事胜利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记。像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英国文学不乏描写战争的诗篇。但值得注意的是，赢得大众喜爱的那些诗篇，总是战败和撤退之类的故事，比方说，英国找不到关于特拉法尔加（Trafalgar）
或滑铁卢（Waterloo）
两场胜利战役的流行歌曲。比起辉煌的胜利，约翰·穆尔爵士
率部在科鲁尼亚（Corunna）为海上撤退进行的孤注一掷的防卫战（就像敦刻尔克大撤退
一样）更感人。冲锋方向都搞错了的一支骑兵队成为最激动人心的描写战争的英语诗的主角。对于上一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人们真正能记起的只有四个名字：蒙斯（Mons）
、伊普尔（Ypres）
、加里波利（Gallipoli）
和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
，每一场战役都是一场灾难。而对那些击溃德国军队的大型战役，普通大众毫无印象。
英国人反军国主义的态度令外国评论者反感的原因在于这种态度漠视了英帝国的存在。这种态度看起来是纯粹的伪善。毕竟，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被英国人占领着，这种占领靠的是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们怎敢反过头来，说战争是邪恶的呢？
的确，英国人在自己帝国的问题上是伪善的。在工人阶级身上，这种伪善表现为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帝国的存在。但他们对常备军的厌恶也确实是出自完全合理的本能。海军不需要太多人，完全是一个对外的武器，不大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内政治。军事独裁到处都有，但靠海军进行独裁还没有出现过。英国几乎所有阶级都从心底里厌恶趾高气扬的军事长官的嘴脸、马刺的叮当声和军靴的触地声。在人们还不知道有希特勒这个人存在的几十年前，在英国，“普鲁士”一词的含义就如同今天的“纳粹”。这种态度很强烈，以至于一百年来，英国军队的军官们在不执勤时总是穿着平民衣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氛围，快速有效的方式是观察其军队的阅兵式步伐。阅兵实际上是一种仪式舞蹈，有点像芭蕾舞，是在表达某种生活哲学态度。比方说，世上最可怕的正步走（鹅式步伐）远比一架俯冲轰炸机还令人胆战心惊。它就是在直白地宣示武力，有意识且有目的地展示一只军靴肆意踩踏一张脸的景象。丑陋就是其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它在说：“对，我就是这么丑，你敢嘲笑我吗？”这就像一个恃强凌弱者对着受害者狞笑一般。英国为什么不采用正步走仪式？天知道有多少军官想引进这种仪式。但是，正步走在英国没有被采纳，因为担心遭到国人的嘲笑。在某种程度上，军事阅兵只有在百姓不敢嘲笑军队的国家才可能出现。在完全被德国人控制后，意大利人引进了正步走，可想而知，他们走的不如德国人好。如果维希政府能够存续的话，它肯定会将更严格的阅兵式纪律引进残存的法国军队。英国军队的操练刻板复杂，带有浓厚的18世纪军队的遗风，但不是宣扬武力。阅兵仅仅是展示遵循一定形式的步态。毫无疑问，这种仪式存在于用剑统治的社会，但剑决不能轻易出鞘。
然而，绅士风度夹杂着野蛮，使人产生违和感。我们的刑法就像“伦敦塔”（London Tower）
里的毛瑟枪一样过时。能同纳粹冲锋队员（Nazi Storm Trooper）相媲美的英国人物是仍旧判罪犯绞刑的法官，某个遭受痛风折磨、思想还停留在19世纪的老恶棍常常给出野蛮的判决。英国人仍然会被处以绞刑，被九尾鞭抽打。这两种刑罚残忍又恶心，但从未有人对此提出真正有影响的抗议。英国人接受这些做法[还有达特穆尔（Dartmoor）监狱
和博斯托尔（Borstal）感化院
]简直像他们接受天气一样自然。这些做法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
这里涉及英国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对宪政和法律的尊重。英国人认为“法律”凌驾于国家之上，也凌驾于个人之上。虽然法律既残忍又愚蠢，但至少不会腐败。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法律就是公正的。人人都晓得，富人和穷人适用不同的法律。但无人对此介意，人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法律就该得到尊重，如果法律没有得到尊重，就会有被冒犯的感觉。像“他们不能抓我，我又没犯法”或“他们不能那么做，那是犯法的”这类说辞在英国经常听到，是英国氛围的一部分。哪怕是自称为社会敌人的人也同其他人一样有这种强烈的维护法律的感觉。在威尔弗雷德·麦卡特尼的《墙上有嘴》（
Walls Have Mouths
）
或吉姆·费伦的《监狱之旅》（
Jail Journey
）
等描写监狱的书籍中，在对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进行审判的愚蠢行为中，在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写给报纸的信中，“英国司法的误判”等情况被揭示出来，人们从中看到这种氛围的存在。人人都从心里认为，大体上，法律能够、应该也将会得到公正执行。认为只有权力没有法律的极权主义思想从未在英国扎根，即使知识分子也仅是在理论上接受了这种极权思想。
幻觉可能半真半假，脸部表情可能被面具改变。关于民主和极权主义“都一样”或者“都同样糟糕”的老套说辞从来没有考虑这个事实。这类说辞归结起来就是说，半个面包就等于没有面包。英国人仍然相信正义、自由和客观真理这类概念。这些概念可能是幻觉，但是却有着很强的影响。
英国人的行为被这些概念所影响，国民生活因此而发生了改变。随便看看，你就能找到证据。你看不到橡胶警棍，也看不到蓖麻油
。剑还在鞘里，只要剑在那儿，腐败就不至于太过猖獗。比如，英国选举制度虽然充满欺诈，明目张胆地为有产阶级重新划分选区。但是，只要公众的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套选举制度就不会完全不可救药。你在到达投票站时，不会看到有人用枪告诉你应该投哪一边的票，计票也不会出什么岔子，也不会有直接贿赂的情况。即使伪善也是一种强大的防护。那个穿着大红法袍、带着马尾假发判处罪犯绞刑的法官是英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除非被炸药炸醒，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时代，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引经据典地解释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贿的。他是奇特的混合体，是真实与幻觉的结合，也是民主与特权的结合，更是奸邪与正派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微妙妥协的结果，凭此这个民族保持住了其熟悉的形态。
我一直在说“民族”“英国”“不列颠”，好像四千五百万个灵魂可以被当作一个整体。但英国不是臭名昭著的两个国度吗，既是富国又是穷国？一年挣十万英镑的人和一周只挣一英镑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甚至连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读者都让我给冒犯了，因为我用“英国”这个词比用“不列颠”更频繁，好像所有英国人都住在伦敦和周边的各个郡县，而北部和西部没有自己的文化似的。
如果先从次要的方面看，你就会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的确，生活在不列颠群岛上的各族人民自认为彼此之间差别很大。比如，如果你把一个苏格兰人称作一个英国人，他可不领你的情。你可以看出我们在这一点上多么犯难，因为我们至少有六个不同名称，英国、不列颠、大不列颠、不列颠群岛和联合王国，在非常庄严的时刻也叫阿尔比恩（Albion）
。在我们自己看来，甚至英格兰南北之间的差别都很大。但不知怎么地，一旦面对一个欧洲大陆人，任何两个不列颠人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不见了。除了美国人外，很少有其他外国人能分辨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抑或是分辨出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对一个法国人来说，布列塔尼人（the Breton）和奥弗涅人（the Auvergnat）差异很大，马赛（Marseilles）口音在巴黎简直就是笑柄。
然而，我们说起“法国”和“法国人”时，我们就是把法国视为一个整体、一种单一文化，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们自身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外国人眼里，甚至伦敦人和约克郡人（Yorkshireman）都很像一家人。
从外部看英国时，甚至贫富之间的差异也不是那么大了。毫无疑问，英国贫富悬殊，其严重程度高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你只要到离你最近的街道走走就会明白这一点。在经济层面上，英国的确是两个国家，如果不是三个或四个的话。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自己置身于一个单一的国家，意识到彼此更像，有别于外国人。爱国主义通常比阶级仇恨更强烈，总是强过任何国际主义。除了1920年的一段短暂时间外[不干涉俄国运动（Hands off Russia）]，英国工人阶级从未有过国际主义的想法或行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眼看着西班牙的同志被绞杀，从未用罢工的方式进行声援。
但当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纳菲尔德勋爵
和蒙塔古·诺曼先生
的国家）处于危险时，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英国可能遭受入侵的时刻，安东尼·艾登
通过电台呼吁成立地方防卫志愿军（Local Defence Volunteers）
。在最初的24小时内有25万人响应他的号召，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又有100万人响应。只要将这些数字与因信仰而拒服兵役的人数进行比较，我们就会明白，与新的忠诚相比，传统的忠诚感召力多么大。
在英国，爱国主义在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像纽带一样将几乎所有阶级连接在一起。只有欧化的知识分子才真正不受影响。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中产阶级比上层阶级更为强烈——比方说，学费便宜的公学比学费昂贵的公学更热衷于爱国主义示威活动——但是真正卖国的富人，如赖伐尔和吉斯林（the Laval-Quisling type） [1] 之流，其人数可能并不多。工人阶级深受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但他们并不自知。一个工人在看到联合王国国旗时并不会心潮澎湃。然而，众所周知的英国人的“岛民心理”和“仇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资产阶级中要强烈得多。在任何国家，穷人总是比富人更爱国，且英国工人阶级对外国习惯更是嗤之以鼻。哪怕他们被迫在国外居住多年，他们也绝不入乡随俗，接受外国食物或学说外国话。几乎每一位出身工人阶级的英国人都认为说外国词时的正确发音是“娘娘腔”。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人阶级与外国人发生了空前的密切接触，但唯一的结果是，他们带回了对所有欧洲大陆人的仇恨，德国除外，他们钦佩德国人的勇气。在法国土地上待了四年之久，他们甚至没能培养出对葡萄酒的喜好。英国人偏狭的岛民性，不愿意诚恳接纳外国人，是非常愚蠢的表现，必将时不时地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它也是英国的魅力所在，那些试图打破这种偏狭性的知识分子，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归根结底，这种看不惯外人的心理与把入侵者拒之门外的心理是英国人性格中的同一种品质使然。
现在我们回头谈谈我在上一节的开头似乎不经意地提起的英国人的两个特征。一个是缺乏艺术创造力。或许这是英国人游离于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种说法，因为他们在一门艺术上表现出极大的才能，那就是文学。但文学也是唯一不能跨越国界的艺术。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其实是一种自家人才懂的玩笑，离开了自身的语言群体，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除了莎士比亚，其他任何的英国杰出诗人在欧洲都几乎无人知晓，连名字都未曾听说。拜伦
和奥斯卡·王尔德
的诗作虽被广泛阅读，但拜伦是因为错误的原因受到崇拜，王尔德则作为英国式伪善的受害者而受到怜悯。与艺术能力缺乏相关的但又不是很明显的是哲学思辨能力的缺乏，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不需要一套有序的思想体系，甚至不需运用逻辑。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团结意识代替了“世界观”。爱国主义情怀如此普遍，以至于连富人都深受影响。有时候，所有英国人都突然团结起来去做同样的事情，就像羊群遇到了一只狼那样。毫无疑问，法国遭受灾难时，这样的时刻出现了。经过八个月对战争局势的观望与徘徊，突然间，英国人知道自己得做什么了：首先，立刻将军队撤离敦刻尔克；其次，阻止入侵。就像是巨人的觉醒。快！危险！参孙（Samson），非利士人拿你来了！
接着迅速一致采取行动——随后，唉，立刻又睡了回去。如果是在一个分裂的国家，此时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和平运动。但这是否表明，英国人的本能总是能使他们作出正确的事？一点也不，他们的本能只会让他们作出同样的事。比如，1931年大选时，我们就齐心协力地作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像一意孤行的加大拉的猪群（the Gadarene swine）
，但我真心怀疑，我们是否能说我们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形下被推下山坡的。
由此可见，英国的民主并非像有时候看上去的那样是个骗局。外国观察家在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公平的选举制度，统治阶级对媒体、广播和教育的控制后，往往得出结论说，英国的民主只不过是专制的一个委婉说辞罢了。但这种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哪怕人们多么不想承认，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1931—1940年的国民联合政府代表了多数民众的意愿。这个政府容忍贫民窟的存在，在失业问题上无所作为，奉行懦弱的外交政策。的确，公众舆论也认可这种做法，这个时期的政府并未违背民意。这是一段停滞不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天然领导者都是些平庸之辈。
尽管有几千左翼人士进行了呼吁，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英国人支持张伯伦
的外交政策。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张伯伦内心出现的挣扎同普通人的内心挣扎并无两样。他的对手说他是个阴暗狡猾的阴谋家，密谋把英国出卖给希特勒，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一个愚蠢的老头，在老眼昏花中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罢了。否则很难解释为何他的政策前后矛盾，为何他未能抓住眼前的任何一个机会。像普通大众一样，无论是选择和平还是战争，他都不愿付出代价。虽然那些政策彼此抵触难以相容，但都始终有民意的支持。无论他赴慕尼黑，还是尝试同苏联达成谅解，或者向波兰许诺，且履行诺言时，或者他三心二意地投入战争时，民意都在支持他。只是在他的政策后果日趋明朗时，民意开始转而反对他，其实是在反对他们自己过去七年来的麻木不仁。于是乎，人民随即选了一个更合他们心意的领导人——丘吉尔，因为他至少明白，不打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或许，再过上一段时间，他们将会选出另一个领导者，他能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效组织作战。
难道我是在说英国是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吗？当然不是，哪怕《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的读者都不会这么认为。
英国是太阳底下阶级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这里势利和特权大行其道，主要由年迈糊涂者在统治。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你都必须把这个国家里一致的情感考虑在内，这种情感表现在，危难临头时几乎所有国民表现出的同心同行的倾向。它是唯一没有被迫将数十万国民流放或将他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欧洲大国。此时此刻，仗刚打了一年，抨击政府、赞美敌人、叫嚣投降的报纸和宣传册满大街都是，几乎无人干涉。这并不是出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而是大家认为，这类事情无关紧要。《和平新闻》（ Peace News ）这类报纸的售卖不会带来什么危险，因为可以肯定的是，95%的英国人都不会去读这份报纸。一条无形的链条将整个民族联系在了一起。在任何正常时期，统治阶级都会进行劫掠、胡乱管理、搞破坏，把我们带入泥潭。但是，只要民意真正被听到，让统治阶级感到有人在下面拽着他们，他们无法装聋作哑，他们很难不作出回应。那些谴责整个统治阶级是“亲法西斯者”的左翼作家们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在让我们陷入眼下这种被动境地的政客当中，恐怕也很难揪出一个蓄意背叛国家之人。发生在英国的腐败很少是上面所说的这类。几乎所有的腐败情况都是自欺欺人的结果，就是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的腐败。因为不是有意为之，造成的破坏也就有限。人们在英国媒体上很容易看出这一点。英国媒体诚不诚实？在平时，英国媒体一点都不诚实。所有重要的报纸都以广告为生，广告商对新闻施加了间接的审查。但我认为，没有哪一家英国报纸可以直接用现金贿赂。在第三共和国的法国，除了极少数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可以像在柜台买奶酪那样明目张胆地收买。英国的公共生活从来不会这么糟糕，从未堕落到连伪善的话都可以抛弃的崩溃边缘。
英国不是人们广为引用的莎士比亚所言的宝岛，但也不是戈培尔博士
形容的地狱。它更像是一个家庭，一个相当古板的维多利亚式家庭，里面害群之马虽不多，但龌龊之事不少。在亲戚关系上，这户人家总是欺穷媚富。在涉及家庭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一家子串通好了保持沉默。年轻人总是受到压制，家庭的大权由不负责任的叔伯们和卧床不起的姑妈姨妈们掌控。但不管怎样，这还是一家子。它有自己的语言和共同回忆，当外敌来犯时，全家上下就会拧成一股绳。当家人没选对的一家子——或许，这就是你能用来描述英国的一句话。
也许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赢得的，但是接下来所有战争的揭幕战都输在了那里。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英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统治阶级越来越腐朽无能。
1920—1940年，统治阶级能力的衰退堪比化学反应。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统治阶级依旧有着统治的架势。就像一把换过两个新刀刃和三个新手柄的刀一样，英国社会的上层几乎仍然保持着19世纪中叶的模样。1832年以后，旧土地贵族逐渐丧失了权力，但他们没有消失或变成古董，而是与取代他们的商人、制造商和金融家通婚，很快就将他们塑造成与自己一样的阶级。富有的造船主或棉纺厂主以乡村绅士的身份跻身统治阶级行列，把后代送入公学学习正确的礼仪举止，公学正是为此目的而创立的。英国是被一个不断从新贵中招募成员的贵族阶层统治着。考虑到白手起家者所拥有的能量，以及他们用金钱铺路进入这个至少还有着公共服务传统的阶级，人们很可能认为，有能力的统治者会从这种招新方式中产生出来。
但不知何故，这个阶级堕落了，丢掉了其能力和胆识，最后甚至连它的残酷也不见了，至此像艾登或哈利法克斯
这类自命不凡者才会脱颖而出。至于鲍德温
，我们甚至不能用自命不凡来抬举他，他简直什么都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内政处理已经相当糟糕，而1931—1939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更堪称世界的一大奇迹。为什么这样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什么让每一个英国政治家在关键时刻都通过正确的本能作了错误的决定？
背后的事实在于，有产阶级早已丧失了合法的地位。他们处在一个庞大帝国和全球金融网络的中心，攫取着利息和利润，但是这些利息和利润被花在了何处？公道地说，大英帝国内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好于帝国外部的生活。然而，帝国依然是欠发达的，印度依旧沉睡于中世纪，荒凉不见人烟的殖民地自治领
小心地将外国人阻挡在外。甚至英国本土也到处是贫民窟和失业者。只有住在乡间别墅的50万人能从现存体制中受益。同时，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的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有产阶级不必履责，变成了纯粹的所有者，所有的工作都由领薪水的经理和技术人员代劳。很久之前，英国就有一个完全无所事事的阶级，靠他们自己几乎都不知道被投资到了哪里的金钱过活，你可以在《闲谈者》（
The Tatler
）
和《旁观者》（
Bystander
）
等杂志中看到这群“悠闲阔佬”的照片，如果你想看的话。这些人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没有合法性。他们就是寄生虫，对社会的作用还不如跳蚤对狗的作用大。
1920年，已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到了1930年，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人已达到了数百万。英国统治阶级显然不会主动承认他们自己于社会不再有用。一旦承认，他们就得被迫放弃权位。他们也不可能像美国的百万富翁那样，把自己变成纯粹的强盗，肆意维护不公正的特权，用贿赂和催泪弹镇压反抗。毕竟，他们所属的阶级有特定的传统，他们上过公学，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把必要时为国捐躯视为首要的戒律。因此，哪怕在劫掠自己的同胞时，他们也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显然，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逐渐变得愚昧无知。他们只能维持社会现状，丝毫不知道如何进行改良。他们只关注过去，无视周遭发生的变化，克服了重重困难，竟然还维持住了现状。
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的现状。它解释了伪善的封建主义的存在迫使有活力的工人离开了土地，导致乡村生活的凋敝；它解释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公学为何僵化；它解释了英国军队为什么那么无能，一次又一次令世界大跌眼镜。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参与的每一场战争都伴随着一系列灾难而开始，每一次，都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拯救了局势。从贵族中选拔出来的高级军官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因为要适应的话，他们必须承认世界正在发生改变。他们总是紧紧抓住陈旧的作战方式和武器不放，因为他们总是觉得每一场战争都是上一场战争的重演。在布尔战争（Boer War）
之前，他们以祖鲁战争（Zulu War）
的方式进行备战；在1914年那场战争之前，他们以布尔战争的方式备战；在当前这场战争前，他们又以1914年那场战争的方式备战。即使到了现在，英国还有数十万的士兵仍在操练拼刺刀，这种武器除了用来开罐头，什么用都没有。值得注意的是，海军和后来的空军总是比常规陆军更有效率。但统治阶级只能部分控制海军，几乎控制不了空军。
必须承认，只要局势和平，英国统治阶级的方法完全够用。英国人民显然也容忍他们。不论英国的统治多么不公平，但毕竟没有发生阶级决斗或者受到秘密警察的纠缠。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疆域如它一样拥有广大的领地且安享和平。占地球四分之一面积的帝国虽然如此辽阔，但维持帝国的军队人数却比巴尔干小国的军队还要少。从自由的消极的立场来看，其治下的子民会认为英国统治阶级还是有一套的，比起真正的现代人，如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是更好的统治者。但是显然，他们无力抵御任何来自外界强敌的攻击。
他们不会同纳粹或者法西斯主义斗争，因为他们对其根本不了解。他们也不会同共产主义斗，如果共产主义在西欧足够强大的话。要理解法西斯主义，他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将迫使他们明白他们赖以为生的经济制度有多么不公、低效且落伍。但是，他们蓄意要回避的也正是这个事实。他们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就像1914年的骑兵将领对待机关枪一样，对之视而不见。法西斯的侵略和屠杀已进行了多年，他们只抓住了一个事实，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敌视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肯定会对英国金融食利者抱有好感。于是就有了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运送食物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英国船只遭到意大利飞机的轰炸，保守党议员竟然为此而欢呼雀跃。即使他们开始明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但法西斯主义的颠覆性本质，其能调动的巨大军事力量、将使用的策略，仍然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任何能从六便士的社会主义宣传小册子中获取政治知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佛朗哥获胜，英国将面临战略性灾难。然而，那些毕生都在研究战争的将军们却无法理解这一事实。这种政治上的无知渗透进整个英国的官僚阶层，从内阁部长、大使、领事、法官、治安官到警察，概莫能外。那些逮捕“赤色”人物的警察不理解“赤色”人物所宣扬的理论；如果他恰好理解的话，他作为有产阶级的鹰犬的角色可能会让他不舒服。我们有理由认为，哪怕是军事间谍活动，也会因为对新经济学说和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无知而严重受阻。
英国统治阶级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想法并非完全错误。西蒙
、霍尔
、张伯伦等人本能地想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但是，此处我所说的英国生活的独特特征，那种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开始起作用了——这些人的行为只会造成帝国的分裂，人民受奴役。一个真正腐败的阶级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就像法国那样。但是在英国，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在英国公共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会说出“向我们的征服者效忠”这类奉承话的政治家。他们在收入与原则之间徘徊，像张伯伦这类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来，最终只会把两边都给得罪了。
有一件事能显示英国统治阶级还是有着起码的道德感的，那就是在战争时期，他们随时准备杀身成仁。几位公爵、伯爵和其他爵位拥有者牺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佛兰德斯（Flanders）战役
。如果他们真像有时候被斥责的玩世不恭的恶棍的话，为国捐躯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误解他们的动机，否则我们无法预测他们的行动。他们不会叛国，也不会成为懦夫，但他们会表现得愚蠢，会作出无意识的破坏活动，在本能驱使下犯错。他们并非邪恶之人，或者说还没有坏透；他们只是顽固不化。只有他们失去了金钱和权力时，他们当中较年轻者才会明白自己处在哪一个世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英帝国发展停滞不前，这几乎影响到每一个英国人，尤其是直接打击了中产阶级中下层的两个群体。一个是被冠以绰号“毕林普”（the Blimps）
的拥护帝国的中产阶级军人；一个是左翼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势不两立的这两个群体形象反差很大——领着半薪的上校仿佛恐龙，粗壮如牛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小脑袋；高雅的知识分子则前额凸出，脖子细如麻秆——但他们在精神上却互为一体，相互影响。不管怎样，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是来自同一个大家庭。
早在30年前，毕林普阶层已经没有了活力。吉卜林
所称颂的子女多、教养不太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数目早在1914年前就开始减少。来自这些家庭的儿子们任职于陆海军，他们蜂拥进从美洲的育空河（the Yukon）到亚洲的伊洛瓦底江（the Irrawaddy）的蛮荒之地。灭掉这个群体的是电报。在逐渐变小的世界里，年复一年，白厅（Whitehall）
的权力越来越大，个人的用武之地则越来越小。即使像克莱武、纳尔逊、尼克尔森、戈登这样的人
，在现代大英帝国中也找不到立足之地。到了1920年，几乎每一寸殖民地都处在白厅的掌控中。心地善良、过于斯文的绅士，身着深色西装，带着黑色礼帽，左前臂上搭着卷得整齐的雨伞，在马来亚（Malaya）、尼日利亚（Nigeria）、蒙巴萨（Momba-sa）和曼德勒（Mandalay）过着呆板闭塞的生活。昔日的帝国开拓者沦为小职员，深陷于成堆的文牍和繁文缛节中。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曾在广阔天地驰骋的老一辈官员在变动的岁月中无力地挣扎。从那时起，吸引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参加帝国的行政管理几乎已是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商业领域。小贸易商都被大垄断公司所吞没。年轻人不是去印度进行商业冒险，而是在孟买或新加坡的某间办公室谋取一个职位，那里的生活虽然比伦敦的生活更无趣，但好在安稳。中产阶级依旧怀有的强烈帝国情怀主要是家庭传统所致，但对管理帝国的工作已没有了兴致。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的话，能干的人是不会跑到苏伊士以东的地方去的。
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情结整体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整个英国的士气也逐渐低迷，这部分程度上是左翼知识分子造成的，而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正是由于大英帝国的衰落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不持某种“左派”立场。或许劳伦斯
成为最后一个右翼知识分子。大约从1930年起，每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生活在对现存秩序的长期不满之中。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在社会中难以找到容身之所。在一个完全停滞，既没有完全发达也还未瓦解的帝国里，在愚蠢之人统治下，“聪明”会遭到猜忌。如果你很聪明，能读懂艾略特
的诗歌，或者明白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你的上级就会确保一切重要职位把你拒之门外。知识分子只能写写文学评论，或参加左翼政党来发挥自己的特长了。
通过对几份周报和月刊的研究，你就可以了解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这些周报和月刊暴露出这些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总是抱着负面的态度，满是抱怨，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写不出什么东西，写出来的也是些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因为他们从未掌过权，也从不指望会掌权。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们都情感肤浅，生活在理念世界中，很少接触现实生活。1935年前，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都在有气无力地叫嚣着和平，但在1935年至1939年间，又开始叫嚣与德国开战，但战争一打响，就立即噤声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最彻底的“反法西斯者”如今变成了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大体上是成立的。在这背后隐藏着关于英国多数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事实——他们背离了这个国家的共同文化。
英国知识分子想尽办法让自己欧化。他们向巴黎学习烹饪，听取来自莫斯科的意见。他们与普遍的爱国主义氛围格格不入，形成了持异见思想的孤岛。英国大概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籍感到耻辱的唯一大国。在左翼圈子里，人们总是以身为英国人而略感不光彩，有责任对每一件英国事物加以嘲讽，从赛马到牛油布丁。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每逢起立聆听国歌《天佑吾王》（
God Save the King
）时感到羞愧难安，比从济贫捐款箱里偷钱还不自在，这很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在那些关键的年份里，许多左翼人士老是在打击英国人的士气，时而像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时而又像暴力的亲苏分子，无论怎样，都反英。我们不知道左翼人士到底有多大影响，但肯定是有些影响的。如果说，英国士气低落长达数年，导致法西斯国家认为英国已“腐朽不堪”而放心大胆地开战，那么，左翼知识分子对国家精神的败坏是部分原因。无论《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
还是《新闻纪事报》（
News Chronicle
）
[2]
都强烈反对《慕尼黑协定》，但即使如此，它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促成该协定的签订。十年来对“毕林普们”的嘲弄已经影响到了征兵本身，使得让聪明的年轻人参军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帝国的停滞使得拥有军事传统的中产阶级必定走向衰落，但浅薄的左翼思想的传播加速了这一进程。
显然，英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十年里地位很特殊。他们是统治阶级愚蠢的副产品，成为纯粹的消极分子，一味反对毕林普们。他们无益于社会，他们并不懂得，对祖国的忠诚意味着“无论好与坏，她都是我的国”。无论毕林普们还是知识分子都认为爱国主义与智慧理性的分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才体现了自然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爱国者，你就会读《布莱克伍德杂志》（
Blackwood's Magazine
）
[3]
，公开感谢上帝让你“无头脑”。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你会嘲笑国旗，认为展示勇气是野蛮的行为。很明显，这种荒谬的传统不能再继续了。木讷傻笑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的知识分子和骑兵上校一样都过时了。一个现代国家不再需要这两种人。爱国主义和智慧必须再次结合起来。事实上，我们正在打一场战争，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或许这场战争能让这种结合成为可能。
过去20年里，中产阶级的壮大是英国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在上下两个方向的扩展，规模之大，使得旧的社会分类法——资本家、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小产业主）——已经过时。
在英国，财产和金融权力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多数人除了衣服、家具，可能还有一套房子外，就一无所有了。农民阶层早已消失了，独立的小店主阶层正在被消灭，小商人在一个接一个减少。与此同时，现代产业如此复杂，必须依靠大量的经理、销售员、工程师、化学家和各类技术人员才能运转。这些人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报酬。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由医生、律师、教师和艺术家等构成的专业群体的出现。因此，先进的资本主义趋势是要扩大中产阶级，而不像曾经看起来的那样要消灭中产阶级。
而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比起30年前，英国工人阶级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有改善。这既要归功于工会的努力，也要归功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并不总能认识到，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实际工资不增加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依然可以获得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文明会自我提升。不管社会治理得多么不公，某些技术进步必然会造福于整个社会，因为某些产品必然是共有的。比方说，一个百万富翁不能只让街灯为自己照明，而让其他人摸黑走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公民现在都能享受到良好的道路设施、未被细菌污染的自来水、警察的保护、免费图书馆，可能还有某种程度的免费教育。英国的公共教育一直经费不足，但仍然得到了改善，这主要归功于教师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富人和穷人越来越倾向于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听同样的广播节目。廉价服装的大量生产和住房的改善缩小了穷人和富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30年乃至15年前相比，就外表来说，富人和穷人的衣着，尤其是女性的衣着，差异已经很小了。至于居住条件，英国仍然有贫民窟，这是文明的污点。但是，过去十年里，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的许多住房已经建好。带有浴室和电灯的现代市政公屋虽然比股票经纪人的别墅要小，但大体上还是同一类型的房屋，而不是农场工人住的农舍。一个在市政公屋长大的人，相比一个在贫民窟里长大的人，可能在思想上更接近中产阶级，事实上，这一点非常突出。
这一切所产生的后果是人们普遍变得温和。而现代工业方式不再看重体力劳动的倾向也促进了这种状态的出现。人们在一天工作之后有了更多的精力。轻工业中的许多工人的工作比医生或杂货商的还轻松。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品味、习惯、举止和观点上逐渐趋同。不公依然存在，但是真正的差别消失了。旧式“无产者”的形象仍然存在，比如穿无领的衣服、不刮胡子、肌肉因繁重的劳动而扭曲，但数量在不断减少，他们只在英国北方的重工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1918年后，一个难以确定其社会阶级的群体在英国出现了，这种情形前所未有。在1910年，不列颠群岛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其衣着、举止和口音立刻被归类。如今这行不通了。尤其是在那些由于价格低廉的汽车和工业南移而发展起来的新城镇，这种情形更为突出。寻找未来英国的方向，你需要去轻工业区和公路主干道沿线地区。在斯劳（Slough）、达格纳姆（Dagen-ham）、巴尼特（Barnet）、莱奇沃思（Letchworth）、海耶斯（Hayes）——事实上，在大城镇的外围周边——旧的模式逐渐演变成新的模式。在由玻璃和砖块构成的大片新荒原中，老式城镇的豪宅和贫民窟形成的鲜明对比，乡村的庄园大宅和肮脏农舍构成的反差，都已消失不见了。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大家都过着差不多一样的生活，只是层次有些不同，住在不需要怎么打理的公寓或市政公屋里，使用着水泥路的交通，一样赤条条地在游泳池里游泳。这是一种相当浮躁的没有文化的生活，罐头食品、《图画邮报》（
Picture Post
）
、收音机和内燃机构成了这种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文化中，孩子们对磁铁原理非常了解，却对《圣经》一无所知。属于这个文化的人是那些对现代世界感觉最自在且主要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就是那些技术人员、收入较高的熟练工人、飞行员及机械师、无线电专家、电影制片人、受欢迎的记者和工业化学家。他们构成了一个难以确定的阶层，在此，昔日的阶级差别开始被打破。
如果我们胜了这场战争，那么现存的绝大多数阶级特权将被消灭。日复一日，容忍这些特权存在的人会越来越少。我们也无须担心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英国的生活会失去其独特的味道。大伦敦地区地铁中心线（红线）最新到达的地方非常粗鄙，但这些只是伴随变化而来的瑕疵。无论经历这场战争洗礼后的英国以何种姿态出现，它仍深深地带有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特征。那些希望英国会变得像苏联一样或者德国一样的知识分子将会感到失望。英国人将保持着绅士风范，性格还是那么伪善、拙于思考，但尊重法律；依旧讨厌穿军装的士兵，钟情于牛油布丁。这些连同薄雾笼罩的天空一直会延续下去。唯有像被外敌长期统治这样非常巨大的灾难才会摧毁一个民族的文化。股票交易所将被关闭，马拉犁耕将被拖拉机取代，乡村房屋将被改建成儿童度假营地，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比赛将被遗忘，但英国仍是那个英国，它是那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巨兽，将继续存在下去，像所有生物一样，它会变得难以辨认，但仍然还是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