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动物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是通过研究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认识古代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学科。1865年卢伯克（John Lubbock）在他的著作《史前时代》中首次使用了“Zoological-archae-ologist”这一表达，后来派生出了多个有关研究出土动物遗存而获取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的术语，其中就包括“Zooarchaeology”（动物考古学），该词此后成为常用的术语。

早期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关注和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证明史前时期的存在、建立史前年代序列。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发现了燧石工具与大型动物骨骼的共存，弗立尔（Frere）由此提出人类历史可能追溯至一个很遥远的时期。后来欧洲很多国家都发现了石器和灭绝动物共存于古老地层的证据，证明了人类在史前时期的存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学者根据动物群，将史前时期分为河马期、洞熊期、猛犸象-披毛犀期、驯鹿期、野牛期。早期的研究内容还包括：（1）通过动物群对古气候环境进行复原，其理论基础是均变论；（2）从埋藏过程的角度分析出土动物遗存的特点和形成原因，比如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学者观察鬣狗对动物骨骼的啃咬和破坏过程，把现代实验标本与出土的史前标本进行对比，探讨地质作用对动物遗存分布的影响、食肉动物对骨头造成破坏的特点；（3）对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进行区分等。

二十世纪上半期，格拉厄姆·克拉克（J.G.D.Clark）指出考古学应当“研究人类过去是如何生活的，考古学家应当尽可能重建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体系来了解人类在史前时期的生活，并力图了解文化的不同方面是如何作为功能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彼此关联的” 。与此同时，生态因素被认为在史前人类经济活动、聚落形态和文化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受到格外关注。1955年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提出文化生态学，强调人类与环境的适应关系，认为人类对其生存环境（挑战、威胁或机遇）的适应和应对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人类如何生活、如何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人口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做出适应性选择是文化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尽管文化生态学在考古材料和文化行为的解读中存在局限，但很多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显示，直到今天，生态学依然是探讨史前人类获取和利用资源的策略、技术、栖居与社会变迁的非常重要的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程考古学出现，促使考古学在多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学的主要目标是阐释文化演变的规律，该学派将文化视为由技术、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互关联与影响的系统，同时强调文化生态学在解释文化系统改变中的重要意义。对于文化变化的阐释，过程考古学强调必须依据经过检验的考古学材料，也就是说需要对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给予充分的分析。自此，埋藏学研究进入了全面、系统发展的时期，引发学术界对诸多考古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研究方法上，过程考古学提倡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由此在物质文化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联系，帮助我们准确判断遗存的形成过程，为解读过去人类的技术、生计活动、流动与栖居模式以及文化的变迁提供重要参考。尽管与此同时及此后还存在着其他理论学派，并指出了过程考古学在阐释文化的视角和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但无疑很多考古研究受到了过程考古学的重要影响，该理论在当今的考古学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变化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自然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二十世纪中期起，动物考古进一步以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为目标，加强了通过动物遗存复原远古人类生计策略、复原史前经济与社会生存系统的研究。随着新考古学所提倡的“形成过程”研究，以及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方法成为动物遗存研究的有机组成，动物考古的研究体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确立。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重要转变也促进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学多学科研究特点的形成。狩猎行为的出现与发展，动物的驯化及其对当时生计方式与社会变化的影响自此成为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随着研究方法的完善以及更多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者可以从动物遗存中全面地提取信息，对于古代人类肉食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古代技术、仪式活动、复杂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人群关系等有了不断细化和深入的认识。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人类与动物共存于自然界中，二者关系尤为密切，可以说这一时期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远远超过今天。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探讨与动物考古学最初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且随着动物考古研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认识人类演化、人类适应生存行为、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尤为重要的视角。下面将简要回顾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的发展特点。首先，必须谈一谈动物骨骼埋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特（R.Dart）对南非马卡潘斯盖特（Makapansgat）洞穴进行了分析。该遗址出土了南方古猿化石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达特认为洞穴中的动物骨骼堆积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南方古猿使用动物的骨头、角、牙齿杀死猎物，甚至杀死同伴，由此提出早期人科是强悍的猎人并且存在“骨牙角器文化”的观点。这一观点引发了热烈讨论，推动了埋藏学的发展。后来，布瑞恩（C.K.Brain）结合洞穴发育和环境演变过程、出土骨头的破裂模式、痕迹特征，以及对猎豹、猫头鹰、鬣狗捕食消费行为的观察和人工实验对南非斯特尔克方丹（Sterkfontein）、斯瓦特克朗（Swartkrans）、克罗姆德莱（Kro-mdraai）洞穴遗址做了详细的埋藏学分析，发现动物活动是这些遗址中骨骼堆积的动力。他的研究推翻了此前达特的结论，指出马卡潘斯盖特等遗址不是南方古猿生活的场所，而是他们被食肉动物吃掉的地方。这项研究为很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析以及早期人科与动物关系的解读发出了警示。

随着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埋藏学的推广和进一步发展，学术界认识到动物骨骼堆积的成因与堆积过程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早期人类获取肉食的方式、狩猎行为的出现、早期人类与文化演化等问题的认识。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动物骨头与石器经常共存，这种现象往往被当作人类狩猎、屠宰-消费动物、制作工具的证据，遗址则被视为营地。然而，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分析显示：骨骼堆积的形成存在多种可能原因以及复杂过程，动物骨头与石器的共存也可以在多种不同的作用过程中形成，包括非人为作用。在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宾福德（L.R.Binford）提出早更新世人类主要通过挑拣食肉动物吃剩的部分而获得少量肉食（主要是骨髓和脑子），他的观点也得到当时其他一些研究的支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围绕着因骨骼堆积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对早期人类演化和人类生计方式的争论，学术界开展了更多的研究，包括在实验观察、动物行为观察与比较研究基础上总结出骨骼上多种改造痕迹的规律性特征，为骨骼改造痕迹的准确识别和骨骼堆积成因分析提供可靠的证据；对不同种类动物的骨骼密度进行测定，分析骨密度对骨骼保存以及骨骼部位构成的影响；参考现代狩猎采集部落的资料，分析出土动物遗存骨骼部位构成特点的可能成因，进而提取人类获取、搬运、屠宰与利用动物资源行为的信息，等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利曼（R.L.Lyman）出版Vertebrate taphonomy，非常系统地介绍了动物骨骼埋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上述这一时期围绕动物遗存形成过程展开的工作为准确解读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动物关系、人类行为与文化发展变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埋藏研究发展的同时，以探索人类与动物关系为主要目标的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重点围绕人类的生计策略、技术、栖居模式等问题而展开，并形成了特有的研究方法体系，不断推动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文化多样性以及史前早期社会发展的认识逐渐深入。狩猎行为的出现以及食肉和狩猎在早期人类演化中的意义是几十年以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也是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艾萨克（G.Isaac）曾提出包括直立行走、语言、食物分享、家庭营地和狩猎大型动物在内的行为方式是人和猿分开的重要标志。他认为距今约200万年前的人类已经是狩猎采集者，他们拥有营地并分享食物。后来，学术界产生了有关早期人类获取肉食的多种假说。有观点认为早期人类主要是通过拣食食肉动物吃剩的肉食，并且主要是骨髓。即使存在狩猎活动，也仅是猎得小型动物或者幼年动物。经常性的狩猎大型动物的行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距今5万—4万年前人类脑神经的突变促进了技术和社会的改变，从这时起人类才具备了高效、复杂的狩猎行为，开始更多地狩猎水牛、野猪这类比较凶猛的动物，而此前人类尽管可以狩猎，但他们的狩猎行为还不熟练，尚未成为高效、强有力的狩猎者，狩猎的对象主要是比较温顺的动物。还有观点认为早期人类可能采取狩猎与拣剩并用的灵活获取策略，而且先于现代人出现的古老人群已经具有有效狩猎大型动物的能力，并且经常通过狩猎获取较为充分的肉食。近二十年来的动物考古研究表明：上新世晚期到更新世早、中期，人类可以通过狩猎行为或者在食肉动物食用猎物之前将其驱赶走的方式获得动物资源（起初主要是中型和小型动物，后来也包括大型动物）、屠宰动物尸体、获取充分的肉和骨髓。从人类演化的角度看，在直立人演化阶段，人类的大脑和体型显著增加，这需要高能量、营养丰富的食物作为支撑。大脑作为高耗器官，其发育和增大尤其需要充分的、高质量的食物，而脑部增大以后，又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这是拣剩所无法满足的。解剖结构的研究还发现直立人的躯干骨骼已适合奔跑和长时间直立行走，为狩猎采集活动创造了条件。通过狩猎获得肉食往往需要合作，这促进了消费模式的改变，即分享的发展，分享又进一步促进合作。总之，狩猎行为对于早期人群的生存繁衍、体质演化乃至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还为现代人与现代行为出现这一热点学术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视角和依据。现代人的出现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重大转变，现代人成功繁衍生存、遍布全球，是人属中唯一存留的种。关于现代人如何起源，学术界存在着争论。目前存在两个主要假说——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前者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拥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最早出现在非洲，后来扩散到旧大陆其他地区，成为“主人”。这个假说还包括一些推论，主要与现代人扩散到各地之后与当地古老人群的关系有关，比如现代人取代了当地的古老人群，或者按照新近的研究结果，现代人与古老人群发生了融合（但现代人与古老人群的基因交流对现代人演化的贡献比较小）。“多地区起源说”主张现代人起源地不只限于非洲，东亚等地区也是起源地，旧大陆各地区的现代人是本地区古老人群连续进化而出现的，但不排除少量的基因交流。人类化石是现代人起源研究的直接证据，但是考古学材料所包含的人类行为信息也是探讨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的。旧大陆西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非洲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人类行为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包括使用新的石器技术、石器工业类型显著多样化、远距离运输或交换、使用刮-磨制骨器技术、出现象征行为、狩猎大型危险动物以及拓宽食谱、用火强度增加且利用方式多样化、居住空间具有功能分区、清理和维护生活空间，等等。有观点认为这些行为特征与现代人的出现直接相关，是现代人在非洲出现后文化演化的结果。也有观点认为现代行为是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突变的结果，刺激了人类心智思维和交流能力的飞跃，为距今约5万—4万年前现代人的辐射扩散奠定了基础。

动物考古研究发现，经常性狩猎大型动物并不能作为区分现代人行为与古老人群行为的标志。现代人与古老人群在生计策略上的区别更多地体现在狩猎技术、动物种类的丰富性，以及使用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例如是否提取骨头中的油脂、储藏肉和脂肪等来获取更多的食物和营养，是否延长食物和营养的可利用时间以更有效地缓解、度过危机或应对特殊时期。然而，使用动物骨头制作形态规范的工具，利用动物资源制作装饰品，使用动物骨头和牙齿制作乐器、雕塑，在动物骨头上刻画抽象或具体的图案，以及通过洞穴壁画表现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新认识与新利用，却都是现代人行为的重要特征。同时，在旧大陆不同地区的考古研究显示，现代行为的出现可能具有地区多样性，并不是所有现代行为特征都源自非洲，有些是现代人进入新的地区后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为适应生存而创造的，例如欧洲现代人与当地尼安德特人在生计策略、象征行为、空间利用上存在显著差异，最终现代人在人口和社会关系方面取得竞争优势。东亚地区现代人行为特点与旧大陆西部也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现代行为出现与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迄今为止，国际动物考古学者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生计行为的历时性变化和区域特征、骨器制作技术以及骨器所反映的人群文化与人类适应行为等方面开展了很多研究工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和现代人出现的探讨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还有大量动物考古研究关注了现代人发展阶段，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晚阶段人类生计的变化以及导致变化发生的原因，例如旧大陆西部很多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源的强化开发利用，这种生计特点对技术、栖居模式以及社会关系变化产生影响，为探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变化以及农业的发生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综上，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突破了复原气候环境、通过动物群组合判断遗址相对年代的内容，研究重点在于将实验考古、民族考古、埋藏学、动物考古、解剖学以及微观研究手段（例如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等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取动物遗存所包含的信息，为研究人类演化、人类行为与技术的发展、人群文化提供证据。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中，动物遗存分析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动物种属鉴定以及动物群所反映的年代与古气候环境成为遗址发掘报告和相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与骨骼破裂成因和人类利用动物资源行为有关的实验考古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内容的突破。然而，总体来看，在我国，从行为生态等视角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动物遗存组合的分析与解读，以及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动物关系的讨论还比较有限。近些年，系统的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有所增加，比如有以灵井遗址、许家窑遗址、马鞍山遗址、老奶奶庙遗址、水洞沟遗址等为材料的研究，还有结合实验对骨角器技术、装饰品技术的探讨，以辽宁小孤山、宁夏水洞沟和山西柿子滩等遗址的工作为代表。这些研究为探讨史前时期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国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的推进为我们认识旧大陆不同地区人类的适应行为的特点、人群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并使旧大陆东西方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与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可能。

动物考古研究是探讨人与动物关系的基本依据。本书在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第一章）的基础上，根据旧大陆不同地区的考古材料，在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演化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背景（第二章）之中，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探讨。人类是动物界的一员，曾在距今约700万年前与动物分离，走上独立的演化道路，形成了特有的身体结构、行为方式、语言与文化。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动物始终与人类相伴，是与之紧密相联的一部分。动物塑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的生存与演化离不开对肉食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人属出现后，肉食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增加，并逐渐成为重要内容，促进了人类身体和大脑的演化，以及人类社会很多方面的改变，狩猎-采集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在此后的时间长河中，人类的身份都是狩猎-采集者。直到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开始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生计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其身份才逐渐改变（本书暂不对农业出现后的人类生计情况进行讨论）。当然，狩猎、采集作为主要或非常重要的生计策略在很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仍然延续，甚至一直到更晚的时期。随着人类认知和行为能力的发展，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进一步拓广、加深，为人类技术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多种环境中的适应生存提供了原材料，也为人类情感表达、信息传递、人群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环境，表达对自然界的敬畏、期待和想象的重要媒介。总之，自旧石器时代起，动物与人类的文化生活融为一体，不仅在人类生计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还具有社会与文化意义，且其意义随着人类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深。

本书从肉食资源的获取和利用、骨器生产以及象征行为三个方面观察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进而探讨旧石器时代人类生计行为、技术以及史前社会的发展变化。狩猎、采集是旧石器时代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与自然环境及其中的动物资源息息相关。人类获取和利用肉食资源的策略、技术方法在不同地理空间中存在差异，并随着人类自身的演化（包括身体结构的演化和行为的演化）而有所变化。气候环境、动物迁移、资源分布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食物构成与生计活动。同时，人类还在技术、人口、流动性、社会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对生计方式或策略做出选择与改变。第三章根据旧大陆不同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分析解读人类生计策略的历时性变化与区域特点，以及变化给人类演化和生存带来的影响。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超越获取肉食的范围。将动物骨骼作为工具，或将其修理加工成工具的开发利用方式随着人类演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地区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骨质工具的发展变化为解读现代行为的出现、现代人的迁徙和交流、文化选择，以及史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第四章探讨骨质工具在旧大陆的出现和早期变化过程。象征性物品在信息传递、思想沟通上发挥作用，对动物资源象征意义或社会意义的开发利用，对于探讨史前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改变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旧石器时代装饰品和雕塑的特征、出现背景、时空特征进行综合观察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骨器技术和象征行为所反映的人类与动物关系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发展的，为认识史前人类文化行为与社会的延续发展和人群交流提供重要视角。因此，书中部分章节的讨论还将涉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