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晚期指距今5万—4万年至距今约1万年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较早阶段,现代人在旧大陆普遍出现,此后迅速扩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成为地球的唯一主人。现代人的认知、技术和行为在这一时期得到显著发展,石叶和小石叶技术、刮-磨制骨器以及象征性物品普遍出现并发展,社会中存在着远距离运输或交换的网络
,人类对火的控制使用显著加强,多种形式的火塘特别是带有围石的结构性火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增加
,人类生计活动所反映的策略和技术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古老人群不同。生计行为的变化在很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初始阶段并不明显或者并没有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则越来越显著。
现代人扩散到欧洲后显示出了较尼安德特人更加灵活的生活方式,在环境适应、人口繁衍以及社会关系方面不断获得竞争优势,最终取代前者成为欧洲的主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奥瑞纳文化形成并迅速传播,其主要特征包括:从柱状石核上剥离石叶或从龙骨状“端刮器”石核上剥离小石叶;石叶成为制作工具的主要毛坯,典型的工具类型包括龙骨状端刮器、雕刻器、矛头和修理石叶;骨角器和装饰品普遍出现,数量和类型十分丰富,中欧还出现了乐器和雕塑。此后,在格拉维特文化及欧洲同时期文化中小石叶技术占主导地位,骨角器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进一步繁荣发展,象征性文化遗存(例如象征性物品和墓葬)在欧洲更广泛的区域里出现,且表现出区域多样性。到了更新世末期,欧洲很多区域出现了更加小型化的石器——细石器,与石叶、小石叶共存。骨角尖状器的形态和细石器的类型在这一时期呈现更为显著的区域多样性。同时,遗址规模有所增加,出现了更多长期占用的遗址,还出现了具有“建筑”结构的营地,特别是在欧洲北部地区。栖居的变化与人口增加、复杂社会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受地理环境与动物迁徙的影响,有些地区比如西伯利亚的人群流动性比较高、营地规模比较小
。总之,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加速、繁荣发展,并且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在西欧、中欧、东欧和西伯利亚出现了相同的象征行为和文化因素,反映了广阔地理范围内的人群流动和交流。
西亚地区在距今4.5万年前发生了技术变革,以以色列哈约尼姆(Hayonim)洞穴和克巴拉(Kebara)洞穴,约旦南部Tor Faraj岩厦,土耳其ööağözlö等遗址为代表,石叶、小石叶技术被广泛应用,工具类型多样化,常见修理石叶或小石叶、琢背刀、端刮器、雕刻器、尖状器等类型。与欧洲的情况相似,类型鲜明或形态稳定、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工具在西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增加,刮-磨制骨角器开始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黎凡特南部地区出现了细石器化过程,以克巴拉文化为代表,这种石器技术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阶段小石叶技术的发展有关。在接下来的几何形卡巴拉文化时期,依然以石叶和小石叶技术为主,但出现了几何形细石器,特别是梯形-长方形细石器,这种石器工业在西亚更广泛的区域内普遍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地中海沿岸出现了占用时间长、占用强度高的遗址,有些遗址甚至全年被占据
。
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地区出现了新的石器技术,主要表现为距今约4万—3万年前石叶技术在我国北方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出现、距今3万—2.5万年前细石叶技术在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以山西柿子滩遗址第29地点
、山西下川遗址
、陕西龙王辿遗址
和河北西沙河遗址
、河南西施遗址
等为代表。朝鲜半岛在距今3万年左右出现了石叶技术,与我国几乎同时期出现细石叶技术
。距今2万年前日本也出现了细石叶技术
。细石叶技术是石叶技术与小石叶技术在旧大陆东部地区的特化
。在旧大陆东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组合中,石叶、小石叶与细石叶在不同石器工业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结合旧大陆西部石叶技术、小石叶技术以及细石器的出现和发展轨迹来看,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工业、细石叶工业的出现是相对突然的文化现象,与旧大陆西部存在渊源关系
。细石叶在高效的狩猎活动中具有与其他石器相比更加突出的优势,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细石叶工业在旧大陆东部广泛的地理空间里迅速扩散,反映了人群的高流动性与人口扩张和生计压力密切相关。
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是以简单剥片技术为核心的砾石石器工业或石片石器工业,至今几乎没有发现细石叶工业,这一现象有可能反映了南北方有限的文化交流
。南方地区石器工业面貌也存在区域性差异,具体表现在砾石石器或石片石器所占比例、石器尺寸、石器类型等方面。总的来说,南方石器技术比较稳定,但有些区域的石片石器数量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增加。晚更新世末期南方地区技术上的变革表现为磨刃类磨制石器和穿孔砾石出现,这两类遗存在广东阳春独石仔上层、广西柳州白莲洞、广东封开黄岩洞等都有发现
。
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相同,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较普遍地出现了骨角器、装饰品,有些地区还发现了对赭石的使用,只不过这些文化遗存出现的时间略晚于旧大陆西部。用火遗迹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可见于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宁夏水洞沟第2地点、山西柿子滩、河北虎头梁等遗址。与欧亚大陆西部显著不同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晚阶段东亚地区出现了陶器。制陶技术相对于石器技术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需要对泥土、水和用火有较强的认知和控制能力,是人类在认识新材料的基础上,满足生活或社会活动需求的新途径。早期陶器有可能用于烧煮食物和液体。在末次冰期最盛期,我国南方腹地最早出现了陶器,以湖南玉蟾岩和江西仙人洞遗址的发现为代表
。制陶的理念与技术在我国江南丘陵地区起源之后,在之后几千年的时间内,在南岭山系西南部的桂林地区庙岩、甑皮岩、大岩等地和北回归线两侧的鲤鱼嘴、顶蛳山、牛栏洞等地较普遍地出现。距今1.6万年前,我国南方的陶器陆续向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我国北方地区传播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中,我国人群的生计策略也发生着与欧亚大陆西部相似的改变,同时,不同的区域进一步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总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的生存地域随着适应生存行为的发展迅速扩张至全球,人类在更多类型、更具挑战性或生存难度更大的环境中成功生存并发展,例如,现代人在距今4万—3万年前占据青藏高原腹地
等。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生存与迁徙活动受到的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束缚明显减少,人类文化自此呈现加速发展,文化多样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人口数量增加,人群逐渐向具有资源优势的区域扩张,有些地区人口密度显著上升,并在更新世末期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对狩猎采集人群的生存造成压力,由此引发了生计策略、技术、栖居模式以及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