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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旧大陆西部石器技术模式的发展变化和年代序列，旧石器时代中期指距今约25万年前至距今约5万年或4万年前。距今约30万—2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现代人，以北非摩洛哥Jebel Irhoud遗址、东非Herto遗址和Omo Kibish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为代表
。距今约20万—10万年前，现代人扩散至西亚，以以色列Misliya遗址、卡夫泽（Qafzeh）遗址和斯虎尔（Skhul）遗址为代表
。在西亚，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共存了一段时间，但西亚与欧洲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是由尼安德特人占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在我国是不是在文化上具有意义的考古学时期还存在着争议
。近些年来的新发现表明，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初期我国的人群、技术和适应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且与旧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群和文化存在一定关联，因此，本书将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初期直到距今约4万或3.5万年前视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当然，目前从时代、人群和文化上看，我国与旧大陆西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着不同人群共存的现象。南方地区至少在距今10万年前出现了现代人，以广西智人洞
为代表。与此同时，北方地区则被本地的古老人群、丹尼索瓦人占据，前者以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和山西许家窑遗址的人类化石为代表，可能存在着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交流，并且许昌人具有古老人群与早期现代人混合的特征
；后者以甘肃夏河遗址的发现为代表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北方地区在距今约4万—3.5万年前出现现代人，以北京田园洞人（距今约4万年）和山顶洞人（早于3.3万年，有可能距今3.8万年至3.5万年）化石为代表。年代学、人类化石、分子生物学以及考古学等多学科的证据表明，现代人在我国的扩散和交流存在着南方和北方两条路线
。然而，现代人在我国的出现过程及其与古老人群的关系仍是未解之题。
从技术发展方面看，旧石器时代中期非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技术和行为特征，通常被视为现代人行为的标志，比如出现新的石器技术且石器技术具有显著多样性，包括勒瓦娄哇技术、盘状石核技术、大型两面器技术和石叶技术、使用黏合剂制作复合工具（投射器）
；制作和佩戴贝壳装饰品；在赭石或鸵鸟蛋壳上刻画纹样；使用红色赭石；通过刮-磨技术制作骨器等
。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别是较晚阶段（晚更新世早、中期），勒瓦娄哇技术广泛见于欧洲和西亚，并繁荣发展；西南亚、南亚、中亚、西伯利亚和东亚北部也有所发现
。勒瓦娄哇技术是一种从预制台面和预制剥片工作面的两面体石核上生产可以控制形状的石片的预制剥片技术
。这是一种复杂的剥片技术，需要长时间的培训、学习、练习才能够掌握，是特定人群文化特征的重要反映。勒瓦娄哇技术模式的典型石制品组合为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石片、勒瓦娄哇尖状器、刮削器。勒瓦娄哇尖状器可以制作成复合工具，在人类生计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广大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仍然以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为主体，北方主要为小石片工业，但是盘状石核明显增加
；工具类型具有多样化趋势，尽管修理石片或刮削器仍然为工具组合的主体，但锯齿刃器、凹缺刮器、雕刻器、尖状器和钻的出现率明显增加，成为重要的工具组成部分。另外，北方地区在距今4.5万—4万年前出现了勒瓦娄哇技术和莫斯特石器工业，以新疆通天洞遗址和内蒙古金斯泰遗址为代表
，暗示了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的交流。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中小型石片石器为主的工业，以湖北鸡公山、湖南条头岗等遗址为代表，改变了此前大型砾石石器占主导的局面。当然，传统的手镐、砍砸器等重型工具仍有保留
。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狩猎能力进一步发展，狩猎大型动物并有意选择其成年个体是主要的生计策略，并且非洲和欧亚大陆广泛空间里的人群在这方面存在相似性。然而，人群的狩猎策略因环境特点、环境变化、有蹄类动物总量的变化，特别是迁徙的大型食草动物丰富程度的变化而存在地区差异
。与此同时，有些地区例如非洲南部还出现了食谱拓宽、水生动物资源利用增加的生计特点。
旧大陆西部含有丰富用火遗存，或反复用火遗存的遗址数量在这一时期明显增加，反映了人类对火的掌控和使用的加强。人群的流动性随着季节变化、资源分布和丰富程度的变化而改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较晚阶段有计划的流动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体来看，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特别是尼安德特人）的流动性较高，很多地区的遗址占用时间比较短、占据间隔较大
，但有些区域，例如黎凡特地区反复占用和高强度占用的遗址数量在中期较晚阶段有所增加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的活动范围或人群关系所波及的地域范围相对较小，但非洲和西亚早期现代人群体中出现了远距离交换或运输物品的行为。总之，遗址占用特点和流动、栖居模式会受到人群、环境与资源、人口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区域差异出现。
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量有所增加，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但距今10万—4.5万年的遗址仍然比较少。目前考古材料所揭示出的遗址占用模式显示，这一时期总体上人口较少、人群栖居流动性高。石制品原料产地则暗示人群的活动范围和流动范围比较小，但同时遗址占用和人群流动模式也存在区域差异。由于缺乏遗址内部结构的系统研究资料，对当时栖居模式、人口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南方地区虽然已经出现现代人，但现有的考古材料没有显示出技术和行为上的显著变化。另外，由于南方地区具有可靠年代序列的考古材料比较缺乏，并且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动物遗存的发现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对于南方广泛地区中的人类行为和文化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