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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逐渐由《新青年》及北大师生辈扩充至更多的“心灵社群”，尤其是以往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状态的“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例如，五四时期的梁启超、杜亚泉等不那么激进的人物陆续为人所重视。
同时，研究视角也不断下移，从北京、上海等中心地域或人群向“地方”与“地方人物”扩展
，甚至已关注到新思潮在地方上的“对手方”，在传播与反对的互动中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地方样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范围不断向边缘、下层扩充的同时，其实仍有不少在五四前后相对中心且未必保守的人物和报刊，尚在学界主流视线之外，分别活跃于上海与北京的张东荪（主编《时事新报》）、蓝公武（主编《国民公报》）便是其中重要的两位。陶菊隐便观察到：“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也在北京办《晨钟报》（《晨报》前身），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
在新文化运动蓬勃的1919年，有胡适的追随者为胡适写过一首诗，诗中将胡适喻为月亮，自比星星，诗云：
倚着栏杆望天，但见月明星稀。
那时只我一人，忽然想起了你。
触景生情，好有一比，
你是无所不照的月，
我是一颗星，光很微很微。
盼望这颗星，长在月旁边，得些清光清气，
更望月没亏时，也不为乌云遮蔽。
这提醒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之中，除胡适这样的“月亮”之外，还有稀疏、明暗不同却为数众多的星星存在，有追随者、反对者、竞争者、合作者，甚至不必仅有一个“无所不照的月”；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必是单向的“得些清光清气”，而是交光互影——光与光相互照射，被照射者重新反射光之后，自身的光亦随之改变。
本书接下来两章将要聚焦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新青年》同人）这一“月亮”之外的“星星”——张东荪、蓝公武，如何出现于星空的过程，并尽可能呈现这些“大星”汇聚于星空之后，所带动的新的斗转星移。或许，当我们同时看到星星和月亮，且注意到它们间交光互影的复杂关系时，夜空也将变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