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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后来说：“今日许多人的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大抵是他们的假想，由于假想而易生误解。所以或替五四辩护，或对五四攻击，若是由假想而生的误解，都不公平。”
这里的五四运动也可做广义解，不必单指学生运动。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不同时代的人都在思考如何继承或发展，但此种继承与发展亦往往有“假想”成分。
王汎森注意到，过去九十年海峡两岸缘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而形成了“五四”研究的“左右分裂”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或正因为“梁启超系”在激进的时代常常持渐进的态度，与后来得势的“左右”两种主张都不同，故在两种研究中，梁启超一系所进行的“新文化运动”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误解了。
大体而言，早期学界多以《新青年》的声音概括、代替全部新文化运动，即使注意梁启超一系之言行，也多将其置于新文化运动对立面，关注其社会层面的敌对态度。
近年来，关于梁启超（或“研究系”）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尤其是揭示“研究系”在幕后发动学生运动成为研究的热点，时有新论。
相较于此，对梁启超一派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讨论仍有不足。与早期多数研究不同，周策纵、胡绳较早注意到梁启超等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然均点到即止。
张朋园侧重于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而未涉及其新文化方案。
此外，由于梁启超诸人在五四前后的言行与《新青年》同人的“新文化运动”有许多相似处，故自1990年代开始，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紧跟时代潮流”，其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关系”，“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他们虽注意到了《新青年》之外的群体，却仍受整体论影响，立意本在证明梁启超（“研究系”）属于新文化运动，心中多有“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图像，以此为标准，规范、选择甚至裁剪其他方案与行动，削足以适履，反而忽视了“梁启超系”自身新文化方案、实践的独特性，也未能进一步呈现他们展开“新文化运动”的故事。更重要的，以往研究均未在互动中充分展现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影响。
罗志田老师指出，一个同构型的五四形象“并非仅仅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当时人及后人的有意“构建”，“在定型中模糊了原型，失去了鲜活”。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盘根错节、此呼彼应，化约后的叙述，不一定错误，但时或不够准确，遮蔽了史事纷繁的一面。
茅盾在小说《虹》中描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象：“新的书报现在是到处皆是了。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色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往往同见于一本杂志里，同样地被热心鼓吹。”值得注意的是，像茅盾这样的人物虽能清楚认识到不同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在其描述中，不仅作为读者的“梅女士”，对“各色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毫无歧视地一体接受”，甚至于一般杂志自身也未必能意识到同时登载“各色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有何违和。
就此而言，新思想既可以是一整体，但这一整体又是由相互冲突矛盾的部分所组成，并且，不同时期、不同人的观察所侧重的同一性或矛盾性并不相同。
展现梁启超一系“新文化运动”的故事，可以是起点与基础，但不必是其全部。历史上的人与事通常是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整体之片段。诚然，吾人考察的往往只是事后截取的历史片断，然而，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其为周流变动的关联性结构之一部分，或在关联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则即使考察之后，具体的人与事变得清晰（实际也未必），但有时对历史整体的了解不仅未能推进，反有可能更加模糊。研究新文化运动亦然，若仅关注一人一派，即使重要如《新青年》同人，仍将“不免于隘”。
相较而言，对于理解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而言，相互关系可能更为关键，尤其要注意“整个结构中各局部间的相生相成的综合功用”。
“梁启超系”与新文化运动中“各局部间的相生相成”正是重要却未被足够重视的论题。
梁启超曾解释“时代思潮”，是“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指出“时代思潮”由“运动”而成，并且：
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画，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
然而，虽“各不相谋”，甚至“相嫉视相排击”，但其中又“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
这提示出五四思想界两种鲜明的特色，一是“复调”，新文化方案多元互歧；二是竞争，各方案之间互竞互渗。王汎森就注意到“后传统时代也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个各种论述相互角逐，并试图成为‘领导性论述’（leading discourse）的时候”。
正是这众多的群体与改造方案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广义的新文化运动。蒋梦麟在五四时期认为“凡天下有大力的运动，都是一种潮”，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愈演愈大，愈激愈烈，就酿成新文化的大潮”，“奔腾长流”“澎湃腾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好似汇入这一潮流的百川之水。他们是否有统一蓝图，是否完成，都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这些参与者的存在本身对于作为整体的新文化运动有构成作用，众多群体“交互影响，承递婵绵，而共以构成一活动的全体者也”。
其实，新文化运动正是这许多想的不一样的人和群体，“走到一起而共同创造历史，形成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
它不是一个预先的设计，而是不断变动中的各方力量在互相竞争中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
更重要的，众多群体、方案共存的思想界，并非仅是乱哄哄、思想紊乱摇荡的状态，在持续、众多的追随、攻击、调节中，促使思想界不断演变，不一定是按照某一方的既定方向，而是在共力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前进。只有尽可能充分梳理五四时期更多的群体与方案及相互竞合的具体过程，才能呈现新文化运动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的生态，也才能更好理解五四思想界的形成与走向。
胡适曾比较中西传记之不同，认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并批评中国传统传记的缺点是“大抵静而不动”，“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是也”。
写人如此，写思想、思想界或思潮也有静（Static）与动（Dynamic）不同的方式。相对于偏向抽象思想的、静态的思想史研究，本书更倾向于勾勒五四思想界动态的“肌理”（Sinews）。
刘咸炘曾言：“史迹变动交互，必有变动交互之史体，乃能文如其事。”
罗志田老师也曾主张思想史需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且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
只有如此，才能呈现新文化运动那“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的生态。
王明珂曾在一部书中用了一段形象的比喻，他说：
如在一个夏夜
荷塘边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
不久我们会被一个声音吸引
一个规律宏亮的声音，那便是“典范历史”
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便是“边缘历史”
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
在于倾听它们间的争鸣与合鸣
并由此体会荷塘蛙群的社会生态
一个隐藏的景
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的存在，那个“规律宏亮的声音”也便没有了竞争者与听众，它自己本身很可能也将随之变成另一种样态。
“梁启超系”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仅仅是“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若想对新文化运动有更多整体了解，仍需要重新探访其他潜伏的、被压抑的、被忽略的五四社群的声音，连同那“一个规律宏亮的声音”一并纳入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叙述之中，将它们各自安放于自己所应处的位置，“倾听它们间的争鸣与合鸣”。如此则又出现了本书标题中“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第二层含义，一个被“隐藏的景”——更接近“历史正形”的新文化运动：它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群体的运动，而是多群体、多方案混流并进的过程，呈竞流相。众多的“心灵社群”与文化方案相互竞逐，试图成为“领导性论述”。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相互竞流的群体，构成了层次丰富、色调极其含混复杂而又像旋涡般交互揉缠的动态的新文化运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