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计划大约在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等人赴欧前形成。据梁启超后来追述，在1918年底去国之前，他们一行路过上海，与沪上同人“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并说这一席话让他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当时“梁启超系”是否真打算决然舍弃政治活动，尚待考证，但此一决定或能视为他们从事文化运动之开始，也赋予他们新的定位——“在思想界尽些微力”已是一个付诸行动的重要选项。

正是在此前后，他们三份机关报纷纷改革，如北京的《晨报》自誓“从前种种，譬于昨死，过往种种，譬自今生” ，并预想1919年“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要“实行表里革新”； 《国民公报》也将此后论述旨趣设定为“对于政教艺术，誓有以革今日之陋俗，而使吾国思想界，辟一新境界焉”。 上海同人张东荪说得更为清楚，他在《时事新报》上誓言“对于文化思想的鼓吹，当唯力是视”。

后来舒新城曾概括“梁启超系”在五四前后所举办的文化事业，“除领导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并创办《解放与改造》”外，“主持尚志学会、讲学社、共学社等团体，约集一般人译书撰稿”，又“将中国公学重行恢复”。 大致而言，他们之事业主要包括：

其一，办报，包括《时事新报》《晨报》《国民公报》，尤其是它们的三种副刊——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中，《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与《晨报副刊》便占半壁江山。其中，胡适曾将《国民公报》比作新文化运动中“一颗大星”； 而《晨报》在学生中最为流行，其新闻“同情学生运动”，“副刊更明白地为这一爱国运动作鼓吹” ，被认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确有很大的功绩”；《学灯》更是“为一般新学界所欢迎”，甚至“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

其二，创办了五四时期影响极大的《解放与改造》杂志。1919年前后在中国讲学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观察到，当时有三份“发挥着重大影响”的刊物成了“新文化运动喉舌”，除了《新青年》《新潮》之外，便是梁启超一派的《解放与改造》。

其三，成立共学社，出版“共学社丛书”。在常乃惪的印象里，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新文化的书籍，以共学社丛书为最多”。

其四，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等人讲学。这一机构影响亦大，在当时曾形成一种讲学之风，转变学风，激起新潮。青年学生王凡西（1907—2002）对新文化运动的印象是“从杜威、罗素、博格森到泰戈尔”等等的大名 ，而这些人恰恰又多是讲学社介绍或邀请到国内的。

其五，接办中国公学，创办自治学院，梁启超等人陆续讲学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在教育界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1918年底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游欧，国内文化事业由张东荪、蓝公武主持，又以张东荪为主导，这一状况持续到1920年初；之后梁启超、蒋百里归国，亲自主导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对此前的事业与方针均有重大调整。故新文化方案也可分为前后两种：前期侧重社会改造，“主张先改造一个新社会，由新社会的力量来刷新政治”； 后期侧重文化与政治，一面努力“文化运动”，一面“以政治运动与之辅行”。 前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以为改造地步”，来“一个真正的大革命”； 后期则只强调“思想解放”。 前期将改造事业分成“总解决”和之前“不是短期的”培养阶段，在“大改造”之前的预备中，“以文化运动为最要”； 后期不再提“总解决”。前期以社会主义为改造蓝图；后期强调未必“先有预定的型范” ，基本放弃原先的社会主义改造趋向。在后期，梁启超为未来中国（甚至世界）拟就了再造一个新文明的办法，在这一设计中，中国文化已是主体，西方文化则处于辅助地位。前后方案自具系统，且与同一时期《新青年》、国民党人等方案各不相同却又相互交错（详后）。

至于梁启超一系“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我在书名中将其概括为“再造新文明”。胡适在1919年底曾定义“新思潮”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其中，“再造文明”是“新思潮惟一目的”。 类似“再造文明”的观念，也为“梁启超系”所分享。在此之前，张东荪就曾提出“文化运动的方针”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他所说的“第三种文明”，是指“第一种文明”“第二种文明”之后的未来新文明，故他又将当时的文化运动称为“新文明运动”。 而梁启超之后又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将此视为“新文明再造之前途”。 张东荪理想中的“第三种文明”和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文明”并不一致，实现途径亦有差异，但再造新文明的意图仍有相通处。同时，文化与文明并不完全相同，而他们所设想的文化运动却都指向文明，也提示出文化运动那超越文化的一面。

一个松散的群体，在短时间内举办如此多的事业，这在当时绝无仅有。在展开文化事业之同时，此派又发起或介入了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论争，包括戏剧改良讨论、新旧思想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及人生观论战等。正是这些事业和论争，让他们深入参与、影响甚至塑造着当时的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系”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努力，一直为人所关注。尚在1919年初，傅斯年（1896—1950）便注意道：

几个月事〔以〕来，为着暴乱政潮的反响，受了欧战结局的教训，中国的思想言论界，渐渐容受新空气了。什么民本主义，一齐大谈特谈。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

此处所说“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即是指梁启超一方的《国民公报》《晨报》与《时事新报》。 这是他们从事文化运动的起始阶段，时人已经注意到此种转变，尤其注意到他们“用白话做文”和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特色。

到1919年下半年时，有人更看到“研究系近来亦颇研究世界思潮，其在京所出之《晨报》、《国民公报》甚好”，并将“陈独秀敢言敢行与耽玩禅悦之研究系”对比，认为“大异其趣”。 所谓大异其趣，除风格外，亦兼宗旨；不过，如此将“研究系”与陈独秀对比，便已是一种平起平坐，表明具竞争之资格。稍后，《民国日报》记者也注意到这一派的《国民公报》《晨报》和《时事新报》，“据近来他们报上的色彩看来，是竭力跟着新潮流走，富于革新趋味，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觉悟”。 此所谓“新潮流”，大致即指当时的文化运动。在被指为新文化运动反对者的吴宓看来，“梁启超系”属于新文化运动之中，亦不成问题。他曾说：“自《学衡》杂志之始出，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等之文学附刊，即指为反新文化，攻诋痛抗而之不遗余力。” “梁启超系”的《时事新报》《晨报》对反新文化者“攻诋痛抗”不遗余力，无疑正是站在新文化运动正统立场上的捍卫。

当有外人批评新文化运动时，张东荪会自觉解释、辩护。他说：“文化运动本为公开，并他人之加入而不拒绝，安有拒绝他人批评之理。”又说：“我侪虽学浅力薄，然以良心之督责，尽其所能，以从事于文化，亦深感不足。苟有异军蹶起，分肩此巨责，岂不甚善？” 从中依稀可见他自居文化运动主人的姿态，盖如果自身是客，又如何能以主人的姿态欢迎批评与欢迎“分肩此巨责”? 且视他人为“异军”，则隐然以“正军”自命。

从当年青年学生的直观感受看来，这一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五四青年许钦文（1897—1984）便记得，“《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镌》和后来上海出版的《学灯》、《觉悟》、《青光》，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这些报刊虽然“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仍在青年中“邮寄来，邮寄去”。 许钦文印象中的六种刊物，《晨报副镌》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便是“梁启超系”的重要文化阵地。当年尚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的夏衍（1900—1995）则观察到“《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杂志，《觉悟》、《学灯》等报纸上的副刊，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 舒新城回忆五四时期，也说：“上海《时事新报》的附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的附刊《晨报副刊》以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却成为我研习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主要教本。” 在上述三位五四青年的阅读世界中，“梁启超系”的报纸杂志占据着半壁江山。后来谢彬这样概括：“五四运动而后，研究系三字大为一般人士所注目，盖彼暂舍目前政权之直接争夺，而努力文化运动，谋植将来竞争之稳固地盘者也。”

“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就举措言，时人所说“为新文化运动大卖其力气”，“努力文化运动”，可谓有目共睹；就效果言，“大为一般人士所注目”，绝非默默无闻。对其成绩，谢彬更说：“（研究系）三年以来，多方进行，颇具成绩，青年学子被罗致者亦不乏人，其潜势力之继长增高，未有艾也。” 可说成效显著。其中，梁启超的影响尤大，蓝文征后来回忆：“当五四新潮后，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同时整理国故，也被世人所重视。梁任公先生于民十及十一两年，应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各大学及教育团体的邀请，连续讲演中国文化学术，不下二百次，学子景从，风气大开。” 梁启超赴各地演讲，本为他们所计划之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学子景从”表明有人气，“风气大开”表示有影响。在那个争夺青年的五四时期，谢彬与蓝文征都注意到梁启超他们对青年或学子的吸引力，从侧面说明这个运动有面向青年的一面，而梁启超一派延揽青年的努力也有所回报。

由以上数段观之，梁启超诸人似乎确有以新文化运动主人、正军自命的底气。正如李锡五在1923年时说的，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的作为，“大可自豪于新文化运动领袖之林”；恽代英在转述时人的话时，也说“研究系”曾在新文化上面出过锋头。

“梁启超系”以“正军”自命的姿态甚至导致他们与《新青年》同人的竞争。傅斯年曾敏锐地指出，梁启超一派是在“革新的事业，思想的更张”中与《新青年》“争这个你后我先，争那个你偏我正”，实际是争以后历史上的位置；又奉劝他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思想界的新事业，现在只有小小的一个芽，若是争历史上的位置，至少须有十年的预备。努力预备罢！决赛的时候早着哩！” 傅斯年所说“争那个你偏我正”，至少说明“梁启超系”确实具有与《新青年》一方争正偏之资格；而“至少须有十年的预备”，表明傅斯年觉得短期之内双方可以共存，但最终仍要决一胜负，在他看来，双方的区别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并非仅是态度的区别。然而，近二十年后，“梁启超系”对于“历史上的位置”的自定位已稍退一步。张君劢在追忆蒋百里五四前后的贡献时说：

民国八年，公归自欧西，携《欧洲文艺复兴史稿》以返，与五四运动作桴鼓应。同时主持共学社，印行有关文艺与学术之书数十种。又尝办讲学社，杜威、罗素、杜里舒、太戈尔之东来，皆出于公与新会先生之罗致。呜呼，公为军人，而有造于近年新思潮之发展者如是。

同一年，《时事新报》在追述自身历史时也认为自己在五四时期“虽然不是思想界的主潮，可是做了新文化的鼓手”。 这两段表述值得注意。此时“梁启超系”已自认当年不是与新文化运动争“正统”，反而承认他们的努力是在呼应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作桴鼓应”或“鼓手”。换言之，他们当年一度曾试图争“主潮”，但此时也已自认是“支流”。这是在时过境迁之后的论定，不过，在新文化运动进行的阶段，“主潮”与“支流”尚未完全显现，他们确实有着与《新青年》一较高下，“争那个你偏我正”的努力与实力。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由当时的“大人物”所推动的、“多方进行”、影响亦不小的文化运动，在后世的记忆中慢慢模糊甚至消逝。我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如何，宗旨怎样，内部人际关系，与其他新文化人的关系如何，追随者的情况，结果如何，为什么他们的这一“新文化运动”在之后的历史记忆中渐渐淡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如何且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新文化运动的声音，这些问题仍然相当模糊。 f6flYyMIwOYSH9iMNbB8d00q40S08ok0C5NQsGqK22WI/X7Y4HjD4mIKKwmXo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