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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公武本属梁启超一派，因此，他与《国民公报》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甚至“社会主义的功臣”，其实源自一个更大的群体行为。不过，在这一转向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蓝公武并非仅是“听将令”的实行者，更是参与其中的推动者。
《国民公报》原是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有鲜明的政党色彩。宪法研究会“历年以来之奋斗于政治潮流”，“平日宗旨无非欲诱掖政治以上轨道，凡一切越轨之行动无论属于何方面，均在所反对”。
故《国民公报》之社论、时评、新闻均以当下的内政外交为重，尤其是宪法研究会参与其中的国会、宪法、总统选举等议题。正如蓝公武在1918年底不无忏悔地说：“记者在这一年里头，只替这些武人、政客、官僚、名流做了一个起居注”，“除了杀人劫掠、争权夺利以外，就是通电谈话、疏通运动、请客奔走这几件事”，几乎没有一件“可以算得是国民的事件”，他据此自嘲“吾这《国民公报》，按起实在来，简直是个《官民私报》，这真对不住读者诸君”。
辛亥鼎革、共和肇建之初，曾有过一个“政治热”的时期，改革前的《国民公报》正是“政治热”的表现。随着时人对民初政局的失望，特别是政学两界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后来张君劢总结说：“辛亥前后，国中先觉之士，以为宪法一成，或政党一立，则西方政治可以不终朝而移植于吾国。近数年东驰西突，政象益纷，于是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打破偶像改造社会之说相号召。”
蓝公武便是有此号召之人。他在留学时代本“极倾心英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学说”，“崇拜英国的议会政治”，立志要“创办报社、组织政党、当选议员”，辛亥革命后，“这三件事一一实现”。但在民初尝试共和的过程中，“实际的经验和以前的期望完全相反”。
面对挫败，蓝公武希望在北洋主威信、西南主护法抑或是“和平统一”之外，“筹划一根本解决之道”，而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则是“鼓起国民之自觉心，陶铸一极有力量之舆论，以与南北军阀战，无论如何困苦艰难，必达到排除之的目”。
蓝公武的转变不仅表现出面向国民、借助舆论，更从一开始就带有“与南北军阀战”的革命一面。
国内环境如此，世界潮流亦处于剧变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不少国人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从崇尚竞争转为提倡互助，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当有所改变
，但颇为讽刺的是，即使世界根本改造，似乎并未缓解蓝公武的焦虑。他曾明言：“欧洲大战虽终，世界变化方剧，革命之潮流，经济之剧变，以彼文化发达之国，犹恐惧彷徨，而不知所以自处于新时代之道，况如恹恹待死之中国乎！”将“恹恹待死之中国”与“文化发达之国”对举，暗示出竞争无时不在。盖在蓝公武看来，“世界潮流，变化日剧，顺应者存，逆行者亡，新时代中，恐未必有吾中国存在之迹也”。换言之，中国在新时代亦并未逃出“适者生存”的轨则，只不过从弱肉强食转变成了对世界新潮流的“顺应者存，逆行者亡”。
此种新竞争的焦虑亦为张东荪所分享，他曾有解释说，欧战后所谓“民族自决主义”只是表面，“勿论人道正义如何光明，要不能无竞争”，只不过竞争方式已转变，“物质的帝国主义既随军国主义而俱逝，则精神的帝国主义必代之而兴”，国与国之间将“以文化相争，恃文化征服劣等民族”，文化之表现“一曰思想，二曰组织”，“其组织力不发达，其思想力亦不发达，势将为他民族之精神的帝国主义所吸收”。张东荪并由此得出结论：“军队在中国此后立国之要素上为最无用之物，而教育则最必需之事。”
就此而言，从政治转向文化，虽有欧战后世界改造潮流的影响，但仍暗含欧战前的竞争思路，与清末“学战”有着相似关怀。
对于世界潮流，蓝公武曾乐观地认为：“现在世界已经根本改造，人道正义之新时代，仿佛就在吾们眼前，不久就要实现。”他看到“世界大多数之可怜民众，受那新潮流的刺激，一个个都觉醒起来，协同做这建设大事业”。然而，与对世界潮流的乐观相对，中国民众当时仍是“麻痹，一些都没有感动”，故他希望唤醒人们“快快觉悟”，应及早意识到“现在这些掌握政权或是参与政治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希望的”，真正“新时代之新人物”，应当“快快起来，战胜这旧习恶俗，再来建设吾们的理想社会”。
一面是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一面是世界新潮流的刺激，使蓝公武越来越注意到新思潮的力量。1918年7月，蓝公武与张君劢、张东荪商议，“论中国前途，常以为必经思想革命一阶级”，主张“言论应期诸久远，不可徒着眼于一时”，希望从具体、一时的政治讨论转向更根本的思想界。有意思的是，与胡适从文学改良入手相似，他们虽意在思想革命，但“所心摹力追者，则为德之文学大家勾堆、雪雷”。
稍后熊正理从美国复信张东荪，也提到“左右与君劢、志先诸公商定任公于十年以内绝对不近政权，专从文化方面，另造一种新势力，改党造党”。
前后两次讨论中，主动者都是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大致可见他们的推动之功。
《国民公报》的改革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进行，“力图顺应世界潮流，将内容大加改良”。
在改版时，有编辑也特意指出：“欧战将终，中国问题必为国际间最重大之问题。此后吾国国势，将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故在征稿启事中说：“欧战告终，德奥革命，世界已根本改造，还顾国中，死气袭人，事事物物无不腐败龌龊，若不根本改革，安能生存于未来之新时代？”
在新潮流中，居然有了新的亡国焦虑，最能说明时人心态的紧迫与急躁。
1919年初，蓝公武曾称：“本报天天想改良，日内便当切实的做去。”
其实，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的数月中，改革《国民公报》成为他最重要之事。因多次停刊，《国民公报》关注到思想问题的时间比《时事新报》稍晚。1918年10月21日，该报停刊两旬后复刊，在复刊旨趣中提到今后“所持主义”，其中，第三条针对当时思想界，认为思想界“至今日萎靡极矣”，具体表现为“上自耆老，下逮青年，无不以淫佚为风流，以狂放为脱略，乃至卑贱苟污、肆行无惮。即志趣高远者，亦惟厌生避世，自适其志，世风如此，国安不亡”，所以“欲以棉力，挽兹狂澜。凡所论述，对于政教艺术誓有以革今日之陋俗，而使吾国思想界，辟一新境界焉”。
此复刊词虽为“毋忘”所作，但大致也能代表主笔蓝公武的想法。其实早在几年前，蓝公武就曾警醒国人，“今日国人之厌世之悲观之淫乐，即中国亡国之先声也”，也曾有“长此不变，国何以存”之问，视此为“中国今日危机”。
将淫佚、狂放、厌生避世的世风与亡国相连，体现的恰是中国传统的眼光，提示出转向思想界，未必全是新的趋势，可能也暗含着旧的路径。
复刊数日后，趁新年之际，蓝公武作《本报之新宣言》一篇，开宗明义，要“竭其微弱之智力，以当改革之大任”。在“毋忘”复刊词基础上细化他们“所信之主张”，共十条，前七条仍着眼于政治制度，延续了蓝公武民初以来的政治主张，后三条分别为：“发达实业及教育，以改善国民之经济及精神之生活”；“革新思潮，破坏一切之因袭权威”；“确立民本主义之精神，绝灭一切特权”
，侧重精神、教育，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正如《国民公报》广告所说，一面“促政治之改进”，一面“谋思想之革新”
，应对着国内“以言学术，则尚未萌芽；以言政治，则日事内乱”的困局。
随着宗旨的革新，《国民公报》亦对版面进行了调整，试图将第二张尤其是第五版改造成介绍新思想的园地。他们在该版增加“社说”“专论”与“欧战史料”等栏目，介绍欧战及世界知识，正是落实其“对于世界大势，及各国政情，采访务求迅速，记载务求详尽”之“主义”的体现。
尤其重要的是，自1918年12月5日起，该报创设“世界革命潮流”专栏，开始登载《无政府主义领袖俄人科洛扑秃金自叙传》，一直持续到1919年10月24日报社因“触犯刑律及出版规定”被查禁，几乎不间断地连载近一年。
其他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过激思想”的文章亦时常见于报端，深深影响了《国民公报》的言论色彩。此外，又增设“青年教育”一栏，认为青年之教育，不仅是“教育上之问题”，“其盛衰得失直接有关于国家之运命”。
同时，自1918年11月开始，梁启超在该报开设“讲坛”专栏，最初设想即为“专为青年修养而设”，“不谈政治”，希望与青年“结文字因缘”，开“讲论道德、商榷学问之风”。
复刊后的《国民公报》面向青年的意图明显，以革新政教艺术等方面的陋俗为己任，正与《新青年》同人之主张暗合。这一年底，《国民公报》更在《新青年》《新潮》上投放广告。
投放广告这一行为本身就显示主办者清楚知道报纸改良以后与《新青年》《新潮》有更多相似之处，面对着同样的读者群。
值得注意的是，在蓝公武的新宣言中，除十条“信条”之外，他“尚有文学革命与妇女解放二大问题，同人虽未敢自信其主张之是，亦当随时发表所见，以求有识者之批判”。
文学革命与妇女解放是《新青年》同人所关注的主要论题，蓝公武特意揭出此二问题，有主动加入《新青年》论域的用意。在某种意义上，胡适所说“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其实更多是指响应《新青年》所主导的论题最早。可以说，《国民公报》的改革，正是在与《新青年》的互动之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