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19年底，胡适曾写下一首诗，名为《一颗遭劫的星》：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胡适对此诗有一段解题，说：“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
胡适此诗，牵涉的正是一份在当年重要，但在既存研究中却处于“失语”状态的报纸《国民公报》，以及背后的主编蓝公武。
蓝公武在五四前后受十月革命影响，积极传播俄国革命情形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与李大钊一起支持“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功臣”
。近三十年后，毛泽东也还记得蓝公武“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
其主编的《国民公报》亦十分活跃，曾“在北京城里放光”，令时人印象颇深，有“国人之引导，舆论界之明星”之称。
《新潮》杂志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前就将“月刊的《新青年》、周刊的《每周评论》、日刊的《国民公报》”并举，广而告之曰：“读者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
这不仅说明该报在五四前期思想界之地位，更揭示出它与《新青年》同人关系之不一般。此外，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曾预测政府当局将有所动作，“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两个日报便是指《国民公报》与《晨报》，周报则为《每周评论》，从中不仅可见《国民公报》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北大、《每周评论》倾向之相似，更可见它与学生运动之关联。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公报》与《晨报》、《京报》一起推动了五四学生运动，功绩在《新青年》等杂志之上。
蓝公武晚年曾检讨自己：“虽曾在办《国民公报》时，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但自己也曾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
这是一种“功不抵过”的描述，“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是一种“罪过”，提示出“但”字之前的“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一事，在蓝公武意识中是一件“功劳”，并且是《人民日报》的读者（包括毛泽东）熟悉且能承认的功劳。盖如果世人对此不熟悉或有争议，他大概也不会只提此一件“功劳”，可见改革《国民公报》是蓝公武当年曾用心，至老仍甚为得意之事。
可以说，蓝公武（及《国民公报》）与五四运动、社会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均有重大关系。然而吊诡的是，上述各研究领域虽风格、侧重不同，但在各自的既有研究中，蓝公武无一例外地均为“失语者”。无论是《新潮》所列之《新青年》《每周评论》，抑或曾被对举的《晨报》，学界直接研究或间接利用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原本被认为“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的《国民公报》却知之甚少，其间的冷热对比鲜明。
张朋园较早注意到《国民公报》与蓝公武“关系最深”，是梁启超一系的重要舆论阵地，且“一度转趋激进”，但“因该报不见流传”，故“该报的真正面目如何，无从臆测”。
罗志田后来将蓝公武与胡适、李大钊一并纳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讨论，初步呈现出蓝公武在这场讨论中的重要位置。
其他少数研究，多以介绍为主。
总体而言，我们对当年有“崇论宏议”的蓝公武及由他主持的“响应新思潮最早”的《国民公报》之了解仍远低于他们在五四时期的重要程度。蓝公武怎样改革《国民公报》，如何“响应新思潮”，与《新青年》同人关系如何，他的加入对新思潮本身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尚存待发之覆。本章尝试以《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为主线，在蓝公武与北大同人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双方关系，以期丰富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