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18年12月，张东荪主持《学灯》后，增设“新文艺”一栏，登载新体诗文。1919年初，张氏借蓝公武《文艺论》一文连载于《时事新报》头版，作为其支持文学革命的先导。此文所提出的近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是生命的活文学”等主张
，实是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声援。同时，《时事新报》记者孙几伊拟将胡、陈等编入“新人物及新事业”一栏推介其革新事业。
稍后，《学灯》连载蓝公武与胡适的系列通信，二人秉着切磋商榷的态度在“贞操”“拼音文字”“革新家之态度”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双方均着力于推进革新运动，用语亦谦逊诚恳。
应该说，《时事新报》同人对于《新青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文艺的主张多有共鸣，正如张东荪所说：“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然而由于《时事新报》主张“建设”新文化，对《新青年》“不是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是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这一侧重“破坏”的激进态度有所不满，故他在声援《新青年》之同时，对其又常有批评之辞。
1919年1月，在胡适、周作人等的指导下，北大《新潮》杂志创刊。张东荪随即发表《〈新潮〉杂评》一文，极力赞扬《新潮》以“独立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倡导新思想，并将《新青年》“一味乱骂”“用一种打骂的手段，教他脱去这旧衣”的态度作为反例，劝告《新潮》不犯此弊病，而希望其将着力点置于通过“制一个新衣来给人穿”的方式输入新思想。
然而，张东荪的这番“褒奖”与区分《新潮》与《新青年》的做法立刻引起了《新潮》主编傅斯年的激烈回击。盖在傅看来，张氏此举有离间《新潮》与《新青年》北大新派这一整体的嫌疑。
张氏没有料到自己的示好引来傅氏如此的不满，故不无委屈地说：“原先本是记者以为《春秋》责备贤者，不妨先劝劝维新派，不料一劝，就碰了一鼻灰。”同时坚持认为：“用诚实不骂、苦口婆心的方法输入新文明，必定比较的更为得力。”
张东荪原想通过声援与商榷的方式改善与《新青年》的敌对关系。然而不料又引发了新的冲突，并导致他的名字带有了与北大新派“惯作对头”的色彩。为了避免冲突加剧，故自1919年2月中旬开始，张东荪嘱其好友朱匡僧代为主编《学灯》。匡僧在张氏授意下所撰有关北大新派的文字，态度均十分温和，并不乏褒奖。匡僧盛赞钱玄同《中国字形变迁新论》一文“详论吾国文字之起源及其沿革，皆系有心得之言，非一般抄袭雷同之说可比”，论断有“至理名言”。亦屡次表示对《新青年》的宗旨“非常赞成，贵志诸君这种勇敢的精神，记者非常佩服”
。
在张、匡二人努力改善与北大新派关系的同时，教育部训令北大开除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的传言激化了思想界的新旧之争，这为《学灯》与《新青年》关系的实质转变提供了契机。
1919年2月底，教育部训令北大校方辞退陈、钱、胡三人的传言四起，本已存在的新旧之争更为分明与对立，思想界的气氛一时变得异常紧迫。李大钊称此为“新旧思潮之激战”。
正如左舜生所说，当时新旧两势力冲突“抗争之度，将入于短兵相接之一途”，并要求时人应于新旧之中“有一种抉择之能力”。
思想界各派于此时无形中面临“站队”的选择。
听闻此传言后，《学灯》同人先于《申报》《民国日报》对北大新派作出了公开而及时的声援。朱匡僧连续撰文为陈胡诸君“无端遭此侮辱”鸣不平，诘问当局“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而后确知传闻不实，他们表示“深为陈胡诸君庆，并为吾国学术前途庆”，更与《新青年》共勉：“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来日方长，挫折正未有艾。寄语以革新事业为己任者，勿以区区之恫喝而遂气沮也。”
稍后张东荪亦明确声明在此新旧战争中《时事新报》“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的态度。
《学灯》的声援很快得到了胡适的回应。随后，张东荪在答复胡适来信时，开首即说明朱匡僧所写“不平鸣”等文实乃自己授意，此外尚有批评林纾攻击《新青年》时态度“佻薄”的文章待刊，以此申明《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实同属“我们新派”。他进一步强调“彼此对于学术内容上的意见实在没有甚么不同，止除了一个‘态度问题’”。而《学灯》此前对《新青年》的批评乃是“因为学问内容的主张相近的缘故”，所以他们对《新青年》同人“不是反对，实是‘劝告’”，旨在劝诫他们应以稳健的态度方能促使新文化运动更为“正中健强”。
胡适回信对此表示理解，并道破《学灯》“‘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
其实在对待异己者这一方面，胡适与《学灯》的立意相通，他曾说自己与钱玄同有所不同，钱是“唯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而胡自己则是希望“人‘同’于我的‘异’”。
胡适与张东荪此番书信往来，可以看作《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冰释前嫌的标志。此后《新青年》同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开始以《学灯》为言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
，《新青年》亦开始刊登广告推介《学灯》
，在革新运动中相互时有支持，成为“同路人”。茅盾甚至认为此时双方已“沆瀣一气”。
然而，此种“同路人”并非完全是追随，又有竞赛与调节之意味。张东荪曾对新思想表明立场，说：
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单调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复调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浅薄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精深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偏激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正中健强的。所以我辈对于新思想的态度是内在的，不是外表的，就是以新思想为目的，而去加工制造；不是以旧思想为的鹄，而去攻击破坏。
当时思想界新旧之争正急，此派同人中出现分歧，“有人主张旁观，有人主张加入战团，帮新派一臂之力”，而张东荪认为，“应当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在新旧两派之间选择新派，此种立场是第一位的。在表明立场之外，却又声明不帮新派“乱打”旧派，反倒是要对“新派加工”，以此影响新思想的整体性质，使其成为复调的、精深的、正中健强的。这恰是一种既跟着跑又调节，边跟着跑边调节的状态。
总体而言，《学灯》创办之初，关注点在教育，故与《新青年》所关心者无太多交集，双方绝少互动。随后马二先生的一篇剧评，意外地让《学灯》成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急遽演变为势如水火的对立者。然而，《学灯》“也同意于新青年派之反对旧礼教，但不赞成新青年派的‘谩骂’的态度”，故“温和”与“激烈”的双方有过短时期的“敌对”。
《学灯》在与《新青年》对垒的同时，有意无意间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从而进入了《新青年》的论域之中。趋新的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从不关心《新青年》，进而“痛骂”《新青年》，直到宣布“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正式完成对新文化运动“急变而以提倡自居”的转变过程。《学灯》与《新青年》关系转变的个案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个过程：一部分人如何反对《新青年》，怎样加入其论域，进而使得《新青年》同人的话题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蒋梦麟后来说，新文化运动不是“一担一桶的水”，是“决百川之水，汇到一条江里，奔腾长流”。
然而正是由于《学灯》和《新青年》等这些“一担一桶的水”，互相论辩与声援，逐渐汇入思想革新的大江里，新文化运动才得以奔腾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