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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一派冷嘲热讽的刺激下，《学灯》重新改订宗旨、调整专栏，有意识地尝试介入《新青年》一派所主导的话题。
1918年9月底，《学灯》刊登《本栏之提倡》特别申明其于各主张之中“注重之所在”，除与原教育特色有关的“教育主义”“教育制度”“教育事情”“教师”“学风”等五类内容外，又新增两主张：“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
《学灯》于此时提出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实有所针对。当时，《新青年》正与《东方杂志》展开“东西文化”论争
，与《新青年》排斥传统文化、强调“科学”不同，《学灯》不仅主张尊重原有文化，同时强调应将“哲学”与“科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除宗旨有所变化外，《学灯》亦对专栏进行了调整。1918年10月底开始，陆续增设“思潮”“新文艺”“科学丛谈”“译述”等栏目，登载蓝公武《论欧战后之和平会议》、泰戈尔话剧《邮政局》、克鲁泡特金自传等文；原“讲坛”栏连载梁启超以白话撰写的“修养谭及思想评论”。原“教育小言”栏更名为“小言”，内容不再仅限于为教育发声。此后，《学灯》新设专栏比重日趋增大，关注点逐渐被思想文艺取代，有关教育的内容渐剩无几。
同时，为了顾及外间（特别是新派）的观感，《时事新报》裁撤了最为《新青年》同人所攻击的“黑幕”。
12月初，进一步取消了与《学灯》占据相同版面、相间出版的《报余丛载》，而将《学灯》改为“除礼拜日外，每日刊行”。
此时《学灯》的调整，既源于与《新青年》对垒的需要，同时也与“梁启超系”整体转向有关。随着梁启超一派在思想界日趋活跃，《学灯》的地位也上升至与《时事新报》正张并驾齐驱。
调整后的《学灯》与《新青年》主导的思想文艺革新运动产生了诸多联系，然而由于双方互有意气，《学灯》同人在针对《新青年》所讨论的话题立言时，往往使用批评的口吻，你来我往中充满火药味。
1918年10月，《学灯》刊发“好学”《贞操问题》一文。文章开头即说：“偶见某杂志有论贞操问题者。”此处所指即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贞操问题》。在此文中，“好学”反对胡适所言“贞操完全为个人的”，而强调贞操实是“教育上之问题，当然为社会的”；他甚至嘲讽胡适“反对贞操，其理由不免可笑，足证其读者甚少耳”。
稍后，针对早先被《新青年》同人冠以“鹦鹉派读书人”的嘲讽，“好学”毫不客气地回骂其为“狂妄”“轻薄”“破坏”的“乱骂派读书人”。
半个月后，“好学”针对白话文问题再次发表《言文一致之提倡》一文。此文极力赞扬梁启超的白话作文实践：“近来梁任公先生做了几篇言文一致的讲坛，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而且是改良文艺，所以一班青年读了，总有些感动。”但对同样提倡白话的《新青年》，却有意用一种轻蔑的语气批评之：“从前有个《新青年》杂志，他亦提倡白话，虽他以白话做诗，不免矫枉过正。”
张东荪也同样强调梁启超讲坛对白话推介的影响：“我自从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讲坛以后，就觉得白话是非常的切要，颇想拿白话来译高深的哲理书。”
或许是对《新青年》主导白话问题的舆论略有“醋意”，故他们有意以梁启超的讲坛文为引子欲另立门户。此种微妙心态后来被傅斯年讽刺为“别人却不算回事，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
《学灯》同人立论虽时有针对《新青年》，言辞尚较为委婉。不过，稍后在副刊上登载的一封署名聊止斋的读者来信，用语则颇为尖刻。此信作者即前文提及的张豂子。张氏本对《新青年》所提倡的“废文用白”，“改良文字，极表赞成”
，但由于受到《新青年》诸君的攻击，遂投稿《时事新报》还击《新青年》。此时，他转而将“废文用白”“废唱用白”归为“迷于理想之主张”，并批评《新青年》的“论调与理想，本各以趋于极端为能事”。而对其中“尤极端者”钱玄同“废汉文而用罗马文”的主张大加鞭斥：“凡有国民性之人决不出此。而有水平线以上之常识者，无不反对者也。”更攻击钱“所以不惜发为狂言”者，“乃竭力欲抛弃本来冬烘学究之面目，以自厕于新学派之列耳”。甚至称其为“看见禽类得势，便自承为禽类，兽类得势，又自命为兽类”的“蝙蝠派读书人”。
一个多月后，曾遭钱玄同嘲讽“画全身不相称的美人”的沈泊尘亦针对钱废弃汉文的主张创作了一组漫画，并发表于《时事新报》新创刊的“泼克”上。
《时事新报》上之讽刺漫画
此组漫画的说明文字分别为：
（一）某新学家主张废弃汉文！（二）然习罗马文又苦于格格不入，乃叩诸医士而问焉。（三）医士试求方于罗马人之家。（四）医士请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五）某新学家忻然从之，医士乃施手术。（六）某新学家易心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
漫画将钱玄同描写成没有“人心”的新学家形象：他为了学习罗马文，不惜“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然而易心手术后“试读罗马拼音”，则“居然罗马犬吠也！”
除漫画之外，主事者在同一期的“泼克”上，特创设“敢问录”一栏。在栏目说明中，作者解释道：
近来每每有人发出议论，一味乱骂，甚至连他自己都骂在里面，他还洋洋得意，恬不自觉其非，特辟此栏，以警觉之。
并在第一篇中就“敢问”钱玄同、刘半农到底是“准猪欤？准狗欤？”
一期篇幅本不长的“泼克”，除短篇小说栏外，全是直接针对《新青年》同人的内容。半个月后，“敢问录”又直接喊话“《新青年》诸君”，曰：“《新青年》诸君提倡新文学，提倡改良文字，我很钦佩。因为他们说得到做得到，但是他们那用罗马文拼汉文一层，却只见说，未见行。若是不能行，何必有此主张，若果能行，又何不以身作则呢？敢问！”
从“敢问录”的风格来看，与《新青年》的“什么话”栏目十分相似，都是以摘抄对手方“荒谬”“可笑”言论为主体内容，针锋相对，专与《新青年》“过不去”的意味明显。故鲁迅观察到“泼克”内容“多是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的”。
平心而论，沈氏的“罗马犬吠”和“敢问录”栏目中的不少内容，以及张豂子非禽非兽的“蝙蝠派”称呼均充满了人身攻击的意味。钱玄同看到《时事新报》后，在日记中这样记录：
看一月五日《时事新报》，其中有骂我的图画，说我要废汉文用西文，苦于讲话不能酷肖西人，乃请医生把我的心挖了换上一个外国狗的心，于是我讲出话来和外国狗叫一样。如此骂法，我颇觉得好玩，还有两条“敢问录”，是骂我和半农的。看来以后还“敢”陆续来“问”，我希望他天天问几段，看看倒是很有趣的。
钱玄同“颇觉得好玩”或有“不怒反笑”的成分。不过，按照鲁迅的说法，那时候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在这“寂寞”的时期，有对手“还‘敢’陆续来‘问’”，对于前不久才无中生有假托反对者王敬轩
的钱玄同来说，显然被激起了战斗乐趣，故反而“希望他天天问几段”。不过，钱玄同自己并未直接反击，而是由其好友鲁迅出面。
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二、三号（1919年1月、2月、3月），连续发表《随感录》，自述“民国八年正月间，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讽刺画，正是开宗明义第一回；画着几方小图，大意是骂主张废汉文的人的；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讽刺画的技法虽“模仿西洋”，但却“学了外国画，来骂外国话”，“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故他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而子’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时事新报》对《新青年》此类近乎“卑劣”的攻击主要针对钱玄同一人，正是由于钱过于旗帜鲜明，往往将观点稍有不同者乱骂出大门去。
所以《时事新报》在回击时，也难掩心中的意气，正如张东荪所言：“因为看了满眼的‘准狗’、‘粪谱’，不免感情异状，下笔也就激烈了。”
后来傅斯年在与张东荪论辩时提及此事，称《时事新报》的记者“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
并指责张东荪是“和北京大学惯作对头的”，“他今天登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文，今天指明了骂，明天含讥带讽的说着”。
而张东荪也同样批评《新青年》“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
《学灯》和《新青年》交锋初期，由于互有敌意，所以始终摆脱不了互相谩骂嘲讽的对话模式。由表象来看，他们确实是“惯作对头的”；然而双方对于革新事业的主张并非扞格难入，正如茅盾所观察到的：《时事新报》同人“也是主张着新青年派所宣传的‘新文化’，然而他们一面还是反对新青年派”。对于这一吊诡的现象，深悉内情的茅盾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对于新青年派之战斗的态度感到过激，又一半也是有点醋意，因为新青年派当时在青年界的影响太独占的了”。
然而，这种带有“醋意”的意气之争，并不是《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双方的“对垒”状态。后来张东荪亲自主持《学灯》，便是试图改变这种敌对关系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