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梁启超系”的核心成员自清末开始便为政治改革奔走呼告，鼎革之后，也多参与实际政治。民初数年本是“一个政治热绝顶的时代”。
杨杏佛（1893—1933）曾称之为“有政无学时期”，章太炎、康有为等“昔日在野鼓吹改革之学者，皆身亲政治”
，两度出任总长的梁启超是其中之一，其他如张君劢、蒋百里、蓝公武等也常随任公身居要职，或参选议员。
但在民国三四年之后，政局即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分崩如故”。
随着政局每况愈下，梁启超一派的政治境遇也近乎山穷水尽。1917年夏天时曾经希望凭借该党精英入阁“树政党政治模范”“引他党于轨道”“实现吾辈政策”
的尝试，在半年后再一次挫败。结果则致使该派党势“毫无组织，党已不党”“若存若亡”。
政治失意，使“梁启超系”同人“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遂决定从政治转向文化努力。
其实，类似的计划从未间断，如1917年初梁启超便曾“拟下三年苦功”周历讲演，希望“从后台下手改良”，造“十年后作种种活动之人物”;
1918 年上半年又曾计划发起松社“为讲学之业”，“提倡风气”，以及创办“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的杂志
，但最后均未果行。蓝公武后来总结，对文化革新事业，虽同人也都“常想做这事业”，“可都是误于政治活动，从未切实做去”。
实际上，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或许并没有梁启超自己所说的那么界线分明，他们更多时候是在两者之间犹豫与徘徊（或想两者兼顾）。不过，在“梁启超系”的众人之中，张东荪较早就有了从政治到思想的转变，且更为坚决。
张东荪于护国之役后入京，“以为政治上尚有希望”，经过数月观察，看到起义派自相分裂，新派人太无大眼光，认定此后政局将是“不死不生之形态”，除“无办法”三字外，“不足以状现时之中国”，且“无办法”已是“一时流行之辞”。
时人纷纷表达“无办法”，一方面对尝试了数年的政党政治不满，另一方面仍在寻求“所以下手之方”。张东荪的老友张君劢在“求所以下手之方而不可得”后，决定转向内省，即“惟有先尽其在我，此治己之谓也”。
与张君劢类似，张东荪在1918年初就确信：
今日实无治标之法，唯有作壁上观，看悍兵矫将之共同倾覆此大厦而已，至于治本之图，则不外思想与教育，教育亦非易办，故在吾人除从事于改善国人思潮外，故别无天职也。
正是在“无办法”之中，张东荪放弃治标之图，转向“思想与教育”，尤其侧重于“改善国人思潮”。半年之后，他仍认定新旧势力纷纷“自杀”，“前途之不可收拾，从此或和或战，或求护法，或伸威信，要皆足驱国家入于大海，其去政治正轨之彼岸，必愈趋愈远”。
在“无办法中，不可不预备为有办法之基础”，即“当专从修养上提倡之”，认为“国内苟有一部分人以此自恃，不患终于无办法。一旦风气转移，时机凑合，则现有之局或将自坏，而开一新局面，成一新生气矣”，其目的则仍在于风气转移之后，能出现“真正宪政之运动”“宪政前途庶几有入轨之望”。
盖在张东荪看来，“今日中国之病，不在方法，而在心术。质言之，即不在方法上适用与否，而实在心术之合于立国之正轨与否”。
心术问题，也只能以“心药”医之。
1917年4月，张东荪接替张君劢开始担任梁启超一派“机关报”《时事新报》主笔。
面对民初“尝试共和”的挫败，宣言“不谈政治”的张氏希望能在《时事新报》上“另辟讲坛”，“专以灌输文明为职志”。
故在当时“不死不生”“无办法”的政局中踌躇近一年后，于1918年3月创办《学灯》。
在鲁迅的印象中，《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早期“讥笑、嘲骂《新青年》”。
傅斯年也曾说《时事新报》“和其它做革新事业的人故意的挑剔”，对于《新青年》则一向“是痛骂的”。
不过，正如当时与《学灯》关系密切的茅盾所言：《时事新报》“‘五四’以前，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后急变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学灯》曾在上海青年学生中有过一个较深的印象”。
他注意到《时事新报》及其《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过一个由“反对”到“提倡”的转变，并在后来的新学界有过较大影响。张静庐后来也说：在新文化运动后，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为一般新学界所欢迎”，“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
按国民党的《觉悟》副刊创办于1919年6月，已是在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后，当时新文化运动大盛，故其创刊之初便以提倡新思潮自任。
而《时事新报》及《学灯》则是从“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痛骂”《新青年》急变为以提倡新思潮自居，这一转向不仅巨大，且过程复杂。《学灯》是何时、如何“痛骂”《新青年》，又是在何时、为何转变态度？其过程仍值得探讨。
《学灯》本由《时事新报》“教育界”栏扩充而成，报社同人“慨夫社会之销沉，青年之堕落，以为根本之救治之策，惟教育事业是赖”
，故创刊时便明确宣称其宗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
《学灯》初期的征稿范围包括：学艺上之意见、教育上之意见、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教育上之讽刺画、学生关于修养之实验。
除“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一项较模糊外，其他都明确指向学艺、学校、学生。稍后，又征集揭发“学制之荒谬，教具之堕落，学风之卑下”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调查报告、参观校园所得等文章。
由此看出，《学灯》初创时乃是以教育为重，延续着“教育界”的风格，意图通过讨论教育问题向青年学生灌输文化思想。因关注点相异，《学灯》并未参与《新青年》所倡导的“孔教问题”“文学革命”等话题。然而本无太多交集的两种刊物，却因“马二先生”的一篇剧评，引发争论与对立，甚至导致《学灯》论域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