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涯若比邻
——中国与波斯的最初交往

在西方各国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伊朗被人为妖魔化，成为当今世界保守、愚昧、独裁、邪恶、扼杀人权的“流氓国家”。2012年，在美国、欧盟和以色列咄咄逼人的威胁下，伊朗上空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当朋友得知我们要去伊朗考察，都大惊失色，劝我们不要贸然行事。然而，境外丝绸之路考察是我一直追寻的梦想。以前过于小心谨慎，不仅错过了去阿富汗，而且错过了去巴基斯坦的机会。这次不能再错过伊朗，一定要赶在西方政客把中东彻底搞乱之前，实地体验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尽管伊朗在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是伊朗人的幸福感似乎并不差。第一，2012年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是每桶107.33美元，北京93号汽油价格是每升8.33元人民币，而伊朗市场上的汽油却比瓶装水还便宜。第二，伊朗高速公路设施堪称世界一流，采用德国标准，而收费标准却是1000公里6块钱人民币。第三，伊朗民风淳朴，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这个人一向马虎，在伊斯法罕逛大街时，不慎把相机忘在商家柜台上了，半个小时后才发现。匆匆赶回那家商铺时，老板正笑眯眯地等我回来取相机。

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国王以后，美国人对伊朗实施了长达30余年的经济制裁，人们以为伊朗人一定痛恨美国人。其实，伊朗人痛恨的是存心不良的美国政客，对美国人民相当友好。伊朗年轻人反感宗教警察（mutawiyin），喜欢美国香烟、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经常聚在一起看盗版美国大片。赴美留学是伊朗年轻人追求的时尚，德黑兰大街上随处可见托福、GRE等英文培训班的大幅广告牌。

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伊朗人也相当友好。美国考古学家波普（Arthur U.Pope）毕生致力于波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以多卷本《波斯艺术综览》一书而闻名于世。 1925年，波普在纽约创立美国波斯考古与艺术研究所，1964年将该研究所迁往伊朗设拉子，改称“亚洲研究所”。这位美国考古学家热爱伊朗，与伊朗艺术史家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结为伉俪，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是在伊朗度过的，1969年谢世。为了表彰这位美国学人对波斯古文明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伊朗巴列维国王为波普夫妇在他们喜爱的伊斯法罕修筑了一座伊斯兰风格的陵墓（图一）。在伊斯法罕考察时，我们专程到波普夫妇墓前凭吊这位美国考古学家。有报道说，美国另一位毕生致力于古代波斯语研究的学术大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耐生（Richard N.Frye）也是生为美国人，死做伊朗鬼：他生前立下遗嘱，死后要安葬在伊朗。2010年，伊朗政府将伊斯法罕一栋别墅赠予费耐生教授，以表彰他对伊朗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

伊朗的前生今世

伊朗古称“波斯”，是世界著名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朗人民饱受外族入侵和强权统治，如亚历山大东征、阿拉伯帝国统治、蒙古西征、塞尔柱突厥王朝和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强权统治。公元前333年10月，希腊雄主亚历山大发动伊苏斯河（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伦以北）之役，击败大流士三世所率13万波斯大军，打开了通往叙利亚、埃及的门户。意大利庞培古城遗址出土的一幅马赛克地板画（图二），再现了亚历山大与大流士在伊苏斯河决战的惨烈场景，现藏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公元前331年，希腊远征军洗劫波斯王宫——波斯波利斯（今伊朗设拉子市东北51公里古城遗址），然后纵火焚烧，这座古代东方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被付之一炬（图三）。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伊朗历史上有四大帝国使波斯文化绝地逢生，不断发扬光大，一直传承至今。它们是古波斯帝国、安息王国（或称“帕提亚帝国”）、萨珊波斯王朝，以及伊斯兰教什叶派创立的萨菲王朝。当今伊朗传承的是萨菲王朝文化，在种族上与中东、中亚伊斯兰教什叶派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迥然不同；在教派上与中东、中亚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分庭抗礼，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2年我们在伊朗访问期间，波斯湾风云再起。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打算从霍尔木兹海峡驶过，与正在阿拉伯海游弋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会师。伊朗当局警告美国人不要再派航空母舰穿越具有战略意义的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封锁波斯湾石油通道。伊核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英法为首的欧盟各国纷纷撤回驻伊朗大使，对伊朗实行石油禁运等严厉的经济制裁。以色列更是扬言要炸毁伊朗核设施。不知伊朗人这次是否还能“逢凶化吉”，脱离危机？

胡姬貌如花

至少从战国时代，中国就开始与波斯进行文化交流，汉唐时代达到鼎盛。阿拉伯帝国灭亡萨珊波斯后，波斯末代君主卑路斯携家眷到长安城避难。波斯王以火祆教为国教，而波斯王后信仰景教，于是火祆教和景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唐代长安堪称国际大都市，不仅活跃着大批波斯商人、工匠和僧侣，而且还有许多波斯胡姬前来献艺。李白《少年行》有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百闻不如一见，伊朗街头的女孩儿确实如花似玉。我们在伊斯法罕市阿里卡普宫，与一位楚楚动人的伊朗女画师不期而遇（图四）。一路陪伴我们的伊朗女导游哈比比（Saye Habibi），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难怪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中这样形容长安城的胡姬：“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丝绸之路开通后，波斯语成为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国际交际语，许多波斯语词汇被借入古汉语。例如：汉语“狻猊”一词源于波斯语šagr（狮子）；汉语“玻璃”一词来自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belur或bylwl（水晶）；汉语“珊瑚”源于婆罗钵语xrōhak（珊瑚）；汉语“祖母绿”源于婆罗钵语zumuburd，相当于新波斯语zumurrud；汉语“塔里牙”源于波斯语tārīg（鸦片）；汉语“纳石失”源于波斯语nasīj（织金锦）；汉语“喇哒”源于波斯语nakhoda（船长）。而汉语“木乃伊”源于波斯语mumiai（沥青）。投桃报李，中国丝绸、瓷器、造纸术相继传入伊朗，而元青花最初就是为伊利汗国波斯大汗烧造的。因此，中国学人对伊朗人一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伊朗考察的日子里，我们就是怀着这份“特殊的感情”，游走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寻找两大文明古国昔日的辉煌与梦想。

蜻蜓眼玻璃珠

现代考古学兴起以后，伊朗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圣地之一。19世纪以来，欧美考古队在伊朗各地如苏萨、波斯波利斯、苏丹尼耶、大不里士等地发掘的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波斯、伊斯兰文物，堆满了世界各大博物馆。伊朗独立后，出土文物大都留在国内，主要收藏在德黑兰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波斯地毯博物馆、伊朗玻璃与陶瓷博物馆（图五），以及伊朗各地的博物馆中。

在德黑兰伊朗玻璃与陶瓷博物馆参观时，我的同事齐东方教授异常兴奋，因为这里陈列的许多萨珊波斯或伊斯兰玻璃器似曾相识，与之类似的器物以前在中国发现过。然而，我们感兴趣的却是一条不太起眼的玻璃项链，上面有几颗蜻蜓眼玻璃珠（图六：1）。日本考古队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古墓中发现过几乎完全相同的蜻蜓眼玻璃珠项链（图六：2）。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人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公元前1400—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被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吉兰发现过许多蜻蜓眼玻璃珠，时代在公元前5—前3世纪。

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173颗蜻蜓眼式玻璃珠项链（图六：3），每颗玻璃珠直径约1厘米，在蓝色玻璃球上嵌有白色及棕色玻璃花纹。据化学成分检测，曾侯乙墓出土玻璃珠项链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新疆克孜尔古墓出土的玻璃成分，那么这件异国情调的玻璃珠项链是经过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传来的波斯之物。

埃及蓝与中国紫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玻璃与陶瓷博物馆展出的玻璃珠项链上有几颗管状埃及蓝料珠。2006年，甘肃省马家塬战国古墓发现许多异国情调的蓝色料珠（图七：2）和一件相同材料烧造的斜壁杯。后者通体饰淡蓝色釉，腹下部装饰七排乳丁纹，敞口小平底（图七：4）。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料珠和斜壁杯属于早期玻璃器，说明公元前300年马家塬古代居民就与西亚地区有联系和交往。

殊不知，马家塬战国墓出土蓝色料珠和斜壁杯的材质并非玻璃，而是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人发明的一种类似玻璃的人工合成物质，主要成分为硅酸铜钙（CaCuSi ₄ O ₁₀ ），通称“费昂斯”（faience）或“埃及蓝”（Egyptian blue）。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公元前7世纪埃及古墓出土埃及蓝料珠项链（图七：1）。除制作项链和护身符之外，古埃及人还用埃及蓝制作酒杯，如埃及新王朝和罗马时期费昂斯斜壁杯（图七：3、5）。此外，古埃及人还用费昂斯做陶器釉色和壁画颜料。古埃及人发明这种人工合成物质的初衷，是用来替代波斯的绿松石或阿富汗的青金石。这两种天然宝石依赖进口，在埃及早王朝乃至古王国时期埃及蓝的价格堪比黄金。埃及费昂斯工艺成熟、造价低廉，很快成为重要商品远销美索布达米亚、伊朗、努比亚乃至苏格兰。

1983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科学家分析了该馆所藏汉代青铜器表面的彩绘颜料和部分汉代陶器颜料，从中意外发现一种人工合成物质。其化学成分为硅酸铜钡（BaCuSi ₄ O ₁₀ ），与埃及蓝大同小异，只是用化学元素“钡”置换了埃及蓝中的化学元素“钙”。不过，美国科学家执意认为这是一种中国古代人工合成的蓝色颜料，故命名为“中国蓝”（Chinese blue）或“汉蓝”（Han blue）。此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员周铁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在秦俑彩绘颜料中发现了中国蓝；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马清林与美国盖提文物保护研究所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料珠和料器中也发现中国蓝。

在上述研究过程中，中外科学家还发现另一种人工合成的紫色颜料，主要化学成分为硅酸铜钡（BaCuSi ₂ O ₆ ），故命名为“中国紫”（Chinese purple）或“汉紫”（Han purple）。由于中国紫比中国蓝少两分子的SiO ₂ ，所以它的稳定性不如中国蓝。中国古代人工合成物质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蓝合成技术是否来自埃及费昂斯。马家塬战国墓出土的斜壁杯不仅化学成分与埃及蓝相似，而且器型也与古埃及流行的斜壁杯如出一辙，很可能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舶来品。不过，中国紫不见于埃及文物，当即中国先民独立发明的“高科技”人工合成物质。

史上最早的“人权宪章”

2003年10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以表彰她为“民主和人权”，尤其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做出的努力。她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言说：“我是伊朗人，伟大的居鲁士的后代。”这位伊朗女律师还说：“若是想要了解伊朗的真面目，就去读读居鲁士圆柱上的碑文吧。”她这番话是提醒世人注意，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权宪章”并非古希腊人的发明，而是居鲁士大帝创建的，比英国大宪章要早将近两千年。

居鲁士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约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他创建的帝国幅员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里海和黑海，堪称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居鲁士大帝的治国之道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悠久传统，他对战败国和被流放人民的做法史无前例。居鲁士说：“我的统治，从不依靠战争。”他建立的国度被称作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宗教和文化宽容政策的大帝国，最终接纳了至少28个国家或民族，并在波斯波利斯王宫建“万国之门”（图八），象征波斯帝国幅员辽阔，西至巴尔干半岛色雷斯（今保加利亚）、南至努比亚（今埃及）、北至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今乌克兰）、东至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大夏（今阿富汗）。各国人民在波斯中央集权统治下和平共处。这是伊朗人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制作了著名的居鲁士圆柱（Cyrus Cylinder），上刻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向世界宣称：“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将以仁爱慈悲对待战败国人民，容许当地宗教自由。这道大赦令使在巴比伦之囚中沦为奴隶的犹太人重获自由，返回耶路撒冷。居鲁士还捐钱重修犹太圣殿，故《圣经》誉之为“神的受膏者”。居鲁士“人权宪章”黏土圆柱于1879年被发现，之后一直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有一个复制品。

在伊朗当局的强烈要求下，2010年9月11日，居鲁士圆柱被送到伊朗首都德黑兰展出4个月，受到伊朗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此前，由于大英博物馆没能在伊朗提出的时间内将居鲁士圆柱借给伊朗展览，伊朗方面于2010年2月宣布断绝与大英博物馆所有关系与合作，并要求对方赔偿30万美元损失。几经周折，事件终于得到解决。我们到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参观时，原物已经归还大英博物馆，只在该博物馆见到这件珍贵文物的复制品（图九）。

狻猊入华

在古代波斯艺术中，波斯波利斯王宫大型石雕令人震撼，而波斯王觐见厅前雄狮噬牛大型石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图十）。汉语“狮子”一词，先秦文献称作“狻猊”。其名源于波斯语šagr（狮子）。《穆天子传》卷一曰：“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狮）子，亦食虎豹。”凡此表明，中国古代艺术和古典文学中的狮子最初来自波斯。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亲率大军攻打中亚锡尔河东岸斯基泰部落——马萨格泰人，擒杀马萨格泰王子。随后波斯大军与马萨格泰主力军的决战异常惨烈，有天时地利之优的马萨格泰人赢得最后胜利，波斯人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阵亡后，他的头颅被马萨格泰女王割下来，放在盛满血的革囊里。不过，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二世最终打败马萨格泰女王，夺回父亲遗体。居鲁士遗体归葬波斯故都——帕萨尔加迪（Pasargade），而斯基泰人则编入了波斯军队。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帕萨尔加迪，不仅没有毁坏居鲁士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这次伊朗之行，我们途经伊朗法尔斯省帕萨尔加迪，并专程到居鲁士陵前凭吊这位伟大的波斯君主。

就在这个时期，古波斯艺术传入中亚草原斯基泰部落。20世纪5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在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发掘了大批斯基泰古墓，出土了许多波斯风格的艺术品，其中一件波斯地毯绣有列狮图案（图十一：1），与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古波斯王宫的列狮浮雕（图十一：2）如出一辙。

在波斯火祆教中，狮子是火祆教女神阿纳希塔的坐骑，因此波斯或中亚火神庙往往供奉狮子。阿纳希塔本为美索不达米亚万神殿的丰育女神，中亚大夏人、粟特人称作“娜娜女神”。据希腊作家阿瑞安《自然的本质》记载，在帕提亚时代晚期，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和波斯女神相互融合，而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王国阿纳希塔女神庙中，供养了一头狮子，可知阿纳希塔的坐骑狮子有时代表这位女神本人。大月氏银币沙帕德比茨钱背面的狮子，就有大夏文旁注“娜娜女神”。

中国境内最早的狮子艺术品，是1977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阿拉沟战国墓发现的。这座斯基泰人木椁墓共出土动物纹金饰片凡40余件，轻薄如纸。其中一件为雄狮纹样（图十二：1），后蹄呈180°翻转，属于中亚草原公元前5—前3世纪流行典型的动物纹样。阿拉沟战国墓还出土了一件青铜承兽祭坛，祭坛上有一对带翼青铜狮子（图十二：3）。1962年，内蒙古准格尔旗速机沟征集到一件战国晚期狻猊竿头，通长9.5厘米、銎长10厘米，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狻猊四足收拢立于圆筒形銎的一端。头微昂，张嘴，双目前视，短尾。后肢下蹲，形似准备向前猛扑状。腹体中空。銎上部稍细微弯，两侧有钉孔，用以固柲（图十二：2）。

总之，狮子的艺术形象最初是斯基泰人从波斯引入中亚草原的，后来经阿尔泰山、天山和鄂尔多斯传入中原地区。

波斯熏香之俗的东传

自古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就有熏香的传统，熏香炉很早就在西亚广泛使用。带盖的熏香炉首先在亚述帝国出现，随后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我们在德黑兰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参观时，见到一块原在波斯波利斯王宫国库的大型浮雕。这块浮雕上有一位米底武士，正站在两个波斯熏香炉前，觐见波斯王薛西斯（图十三）。这位波斯王是公元前486—前475年波斯帝国的统治者。

中国古代使用茅香（或称“蕙草”）熏香，也就是将茅香放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是烟气太大。西方使用乳香等树脂类香料，下置炭火，用炭火将树脂类香料点燃，香味浓厚，基本上无烟气。战国以来，西域树脂类香料和西方熏香之俗传入中国，广州南越王墓发现过来自中东的乳香。波斯熏香之俗改变了中国传统熏香方法，新型熏香炉应运而生。

1995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西部姚家岗宫殿遗址附近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凤鸟纹镂空熏香炉，由覆斗形底座、空心斜角方柱和带衔环凤鸟的椭球形炉体三部分组成（图十四：1）。覆斗形底座纹饰为一次铸成的镂空高浮雕图案，四个正立面纹饰相同，构图可分上下两层，每面有三只虎纹。高34厘米，底座边长18.5厘米，盖上有一立鸟，现藏凤翔区博物馆。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古墓发现过一件波斯风格的熏香炉（图十四：2），盖上也有一只立鸟，年代约在公元前6—前5世纪，现藏安卡拉市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在香炉盖上塑造立鸟的习俗一直沿用到东汉，如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老人柱凤钮盖博山炉上就塑有一只立鸟，东西方古代熏香炉造型艺术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巴基斯坦西部出土过一件斯基泰风格的立鹿青铜熏炉盖（图十四：3），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波斯地毯上，织有斯基泰女王使用波斯香炉熏香的图案（图十五）。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以此为据，认为汉代博山炉的产生受波斯香炉影响，而斯基泰人充当了中国与波斯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 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博山炉的艺术造型源自中国“海中有蓬莱仙山”的神话传说，当系中国工匠对波斯熏香炉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产物。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尽管中国与伊朗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就在欧盟各国纷纷驱赶伊朗外交官，相继关闭伊朗使馆的危难关头，一群北大、清华教授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到伊朗考察，自然受到当地人民热情欢迎。在伊朗考察的日子里，我们不仅实地体验了古老的文明、优美的自然风景、淳朴的民风，而且深深感受到伊朗人民的真情厚谊。 JYgNDk0xEj9NylL+Hy6p6AW5FA4gIWK56OQoaK5X3/RQvGsjCA9K1lI6SHQBT9j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