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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首要的文化律令，它令每个人所实现的角色作为文化传播的活渠道而具有意义，亦即令其作为永远在演化却又持续不断的儒家成人之道（人道）而拥有意义。在《孝经》的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孝”的极致由能够立身扬名者实现，因其令家族荣耀。古往今来，正是这些榜样人物使他们的后人得以超越动物性，从而以最崇高意义上的文化的精致与高雅来充实人类经验。在广义上指涉家族谱系之代际传承与实现的“孝”的功能，与作为“文人”的“儒家”从字面意义上发挥了充当家族谱系中又一个重要家族分支的功能之间，有一个平行关系。“儒”家描述的是人群中负责将高雅文学传统世代传播与实现的一个精英阶层。文人楷模这一精英阶层在传承该文化核心的持续而又变革的社会、政治、伦理正统，即所谓的道统中扮演的角色，是我们现在要转而讨论的。
孔夫子，这位早期的哲人与教师，其拉丁化的名字是“Confu-cius”，在这一名称的基础上，英语里将儒家传统命名为“Confucian-ism”（译者注：字面意义为“孔子主义”）。 [135] 孔子毋庸置疑曾是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并于其所处时代巩固了一份强大的智慧遗产，这份遗产代代相传，古往今来不仅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还产生了更加深广的影响。通过《论语》及其他经典所记录的私人生活片段，令弟子们铭记的孔子那意义深远的人格典范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然而，诚如前文引述，孔子自称他所传授给弟子们的都有所本，他自己“述而不作”，倾向于遵从先王之道，而非另辟蹊径。 [136] 诚然，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中文里，孔子所巩固的这一传统不像“Confucianism”一样单独以孔子个人来界定，而是诉诸传承延续中被称为“儒”的文人阶层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宗教的角色，这一阶层千百年来通过发展中的“儒学”书写着中华文化传统。这里我想表明的观点是，我们所说的“儒家”（Confucianism），传统上被阐释为一种学说或一套规定的价值体系，其首先是一个文人所组成的延续不断的社会政治阶层，而这些文人在家族世系中的角色，过去与现在一样，都是该活文化传统的体现与持存——这一传统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在不同时代反映出迥然不同的内容。
在现存典籍中，“儒”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论语》的一章：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The Master remarked to Zixia，“You want to become the kind of ru literatus who is exemplary in conduct, not the kind that is a petty person.”
从词源学上看，“儒”字与意为“柔顺、柔软”的臑字、意为“幼儿、软弱、温和”的孺字，以及表示“软弱、怯懦”的懦字同源，这些词恰当地描述了一个早在商代（前1600—前1046）就出现并兴盛起来的“温和的”（gentle）文人阶层，这比孔子早了至少三十代人。同样是这个包括了学者与知识分子在内的文人阶层，在孔子逝去后约八十代人的今天继续繁荣着。古往今来，这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士绅阶层，与时俱进地将其最卓绝的思考献给了这一延绵不断的“儒学”传统。与孔子本人的主张一致，这个被称为儒学的学术遗产，这个不断积淀的中国精英文化所拥有的永远兼收并蓄的内核，不仅历久弥新，更是充满活力而又精诚团结。我们如今称为“儒家”（Confucianism）的东西，实是一份生发中的共享文化宝藏，它被不断“新涌现的”儒家学者摄取、发挥、详加品评、深化阐发、推而广之，并在每个后继一代中再度被权威化。“儒”者，远非某些特定教义的教条主义式的倡导者，千百年来，它在不同的时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容纳了不断发展变化的各种思想和文化实践。虽然其中定然有历经时间依然持存的、自觉意识到的同一性，但是重大的创新与开拓也不断在每一代人中发生。
一种解读儒家文人阶层所担负角色的方式在于复现其于商代作为一种社会精英阶层出现时的叙事。这些商代的早期儒者已郑重其事地开始美化（aestheticize）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下的都市生活（urban life），这个故事可以从大量精美青铜器的铸造开始讲起，如今它们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象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展出着。通过回归历史语境并于其中重新定位这些青铜器，从而复原其原有的标志性地位与功能，由此我们可以认识这一文人阶层的许多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推测这种青铜制器的发展如何催生了中华文明。肇建后的数世纪间，商朝对冶金技术便有了高度掌握，这一文化区域中铸造的青铜器皿被当成社会、政治和宗教权力的标识，用以区分城市贵族与乡村农民。李泽厚在他写作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到：“尽管青铜器的铸造者是体力劳动者甚至奴隶，尽管某些青铜器纹饰也可溯源于原始图腾和陶器图案，但它们毕竟主要是体现了早期宗法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137] 诚然，这些青铜器帮助它们的主人讲述着故事，他们拥有这些神圣制器所宣誓的权力与责任。商人已拥有十分发达的书写语言，为我们呈现了最早有史料可考的中国古代生活。这种文字在20世纪早期被重新发现，它们被写在用以占卜的龟甲和兽骨上，故而被称为甲骨文。在接下来的西周时期（约前1046—前771），宫廷里的重大事件有时会被镌刻在纪念铜器的内壁上，这种古文字的新一代书写形式被称为金文。
甲骨文中蕴含了一个超过五千多字的词汇库，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已经难以理解。事实上，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古文字学家们，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辛苦钻研，也仅仅只能解读其中的大约四分之一。这种早期语言的复杂性与规模令人感到吃惊，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许才能够识读大约四千多个字，而能写的就更少了。西周以来青铜器上纪念性的铭文，或者说“金文”，是用一种少数学者才能解读的篆书写成的。
通过对大量商代青铜器藏品进行研究思考，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文化角度来了解中国早期的生活。例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青铜器讲述了一个等级分明的亲缘结构与制度的故事，这个制度结构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所主导，他们为世袭的商王朝辅佐效力。商王朝主要由农民与渔夫的劳力供养，却也被逝去先王的英灵们从另一个世界看守着。至于儒家士人在这个先进文化中所具有的角色，历史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观察到，“调查商代技术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在于，其技术的进步是在回应一个强调礼仪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而非是后者的决定因素” [138] 。
从宗教的视野来阅读这些青铜器，我们认识到这一贵族群体是如何将其财富与时间投入复杂的祭祖活动中，利用其拥有的诸资源发展出一种旷世绝伦的文化，不同于同期的其他文明，在这一文化中，大多数的青铜制品是礼器而非武器。这些礼器是各宗庙常规祭祀时的用具，装饰着连接此岸与彼岸世界的占卜祝祷活动。这些典礼提供了生者与依然庇佑生者的逝去先祖之间沟通的渠道。然而，即便文明如商人，不少人类颅骨遗骸伴随着大量的青铜器从遗址的建筑地基中被发现，这表明商人日益礼仪化的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是对死亡的强烈嗜求，商王朝大规模的人祭是其宗教经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这些青铜器，我们能够对这一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族群在获取金属的努力与其富裕程度以及如何消耗这些盈余之间找到关联。青铜匠人的作坊和住所被安置在城中理想的地点，显示了他们的手艺与日俱增的声望。在这些制作中心，我们能够追踪到从低产量金属加工到大规模金属生产的转变，反映出时人技术能力的指数增长。正如商代史专家厄苏拉·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指出的，“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语境中，青铜器制造的宏大规模与其工艺品质一样令人叹为观止。这种程度的青铜制造必然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大规模采矿与冶炼产业” [139] 。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产业规模只可能通过占有与使用大量唾手可得的劳动力来实现和维持，这些劳动力往往来自入侵邻近部落时的俘虏，他们被训练成苦役，也成为人祭的来源。 [140]
从这些青铜器上，我们了解到商人生活的大量信息，他们在一个由商王朝的精英文人群体对礼器的制造与制度化中拉开帷幕的世界里，建立起了一种深度“审美化”的存在方式。正是这一社会阶层关乎一套政教实践程式（礼）的发展，这是一套巩固人群中最高阶层地位的周详的社交法则。戬商而兴的周（约前1046—前256）最初是一个部落联盟，历经多年努力征服了商朝，同时也延续了其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周朝将这套演进中的礼仪生活形式与制度（礼）的模式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中，而商代的政教典礼为其提供了基础与动力。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儒者阶层的角色在于充当了这套恒常演进的复杂的礼之观念的具象化，以至于在其全盛时期，礼成为儒家哲学的精髓。
儒学是生长着的共享传统，它深深地扎根在不能够被简化还原到任何个体历史人物的那样一个传统之中，这样说是言之成理的。儒学不是“孔子主义”（Confucianism）。然而同时，孔子也成为文化典范，他不仅践行了自己关于所有人都应当致力于成为君子儒的规诫，还做得更多。让我们重温上文曾引用过的《论语》中的著名记载，在这段话中孔子描述了他自己在儒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The Master said：“Following the proper way, I do not forge new paths；with confidence, I cherish the ancients—in these re-spects I am comparable to our venerable Old Peng.”
当孔子“述而不作”之时，他明确将自己与“作”这个用语切割开来。“作”惯例上被翻译成“initiating”（开创、发起），但为了尊重“道”的譬喻，我将“作”译成了“forging”（铸造、行进）。考虑到“作”这个用语在经典文本中常常与“圣人”及圣人旷古无良的独特成就相匹，一种解释是，孔子与“作”的切割可能出于其对圣人文化鼎新的崇敬，同时亦是他惯常谦逊态度的体现。
然而，古往今来许多评论者将此段视为孔子作为文化原教旨主义者的写照。比如早在《墨子》中，就转述孔子自道纯粹是传承者的言语，从而指摘其带给世界一种僵死的保守主义：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141]
Again, the Confucians say：“Exemplary persons follow and do not innovate.”But we would respond by saying：“In ancient times, Yi introduced the bow, Yu introduced armor, Xizhong in-troduced the carriage, and the tradesman Qiu introduced the boat.Such being the case, are today's tanners, smiths, carriage-mak-ers, and carpenters as followers all exemplary persons, and are Yi, Yu, Xizhong, and the tradesman Qiu as innovators simply petty persons？Further, since whatever it is the Confucians are fol-lowing had to be introduced by someone, doesn't this mean that what they are in fact following are the ways of petty persons？”
如果我们将上述夫子自道当成是实情陈述而非其对文化传统的崇敬以及自谦性格的显现，那么墨家的批评逻辑就是无懈可击的。此种对儒家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墨家式批评在注经传统中延续至今也依然兴盛。例如，当代政治哲学家萧公权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被他称为“法古”事业的这种儒家显著的保守主义。 [142] 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近期在解释《论语》的这一章时，对儒家持有一种回顾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回溯周代的黄金时期。森舸澜写道：
更有可能的是，述而不作只是孔子针对时人而倡导的，因为周代的圣王已建立了完美满足人类需要的理想制度。 [143]
此种对孔子原教旨主义与正统主义的理解，是一种我绝不认同的立场，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一章道出了孔子对代际与谱系传递的性质与动力的理解。在这种传递过程之中，“孝”的观念所体现的崇敬模式是关键因素。
我想借用《易经》中的话来论述，历史所铭记的孔子这个人物形象，是这本经典所奠基的宇宙论预设的一个绝佳示例。与《易经》的语言一致，他假定自然叙事与文化叙事的展开最好用“变通”与“生生不已”这样的词语来表达。通过这些词语来描述孔子并非否认他是传播一种坚定持久的世界观与常识的最得力之人，毕竟他总在不停地诉诸其传统的核心经典。事实上，他本人的庄重感（personal gravitas）正出自他从传统预设中获取的权威，这一传统预设认为是孔子整理编纂了“五经”。然而同时，鉴于孔子在发展一套特别的、往往是极为创新的哲学词汇上的厥功至伟，他也成为这个生长的传统中创造性洞见的代言。诚然，我们欣赏他谦逊地否认自己并非创造者，因此也非圣人的同时，我们依然有切实的证据坦然宣称，尽管孔子毋庸置疑是个得力的传播者，但他同时也是一流的创造者，他将儒家传统引向了举世瞩目的新方向。
回到文本，孔子的自我认识笼统地说即是他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前的古老传统的延续者：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144]
The Master said：“The Zhou dynasty looked back to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Such a wealth of culture！I follow the Zhou.”
由于周的传统在孔子同时代人的生活中仍然存在，孔子所受教育的源泉是前面的许多代人留下的复合的文化：
孔子由卫适陈，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45]
With King Wen（literally, King“Culture”）long dead, does not our cultural heritage reside here in us？If tian were going to de-stroy this cultural legacy, we latecomers would not have had access to it.If tian is not going to destroy this culture, what can the peo-ple of Kuang do to us！
虽然孔子是这个活传统全心全意的媒介，但是他引入、重塑并阐发了一套关键术语——仁、君子、义、礼，用以充当演进中的儒学的权威哲学语汇，可谓厥功甚伟。同样，也正是孔子促成了自我修养成为儒家事业的决定性特征，并将儒家角色伦理学以及对臻至人生的愿景构筑在“孝”之上。如此，便无须讶异朱熹选择“四书”作为儒家传统的核心文本。其中，朱熹将《大学》描述成儒家传统最基础性的文本，而《大学》将儒家事业建立在于家庭和社群关系中修身的生活制度之中。 [146] 朱熹又把《论语》和《孟子》收入“四书”，认为这两个文本为儒家事业提供了最基本的词汇，此外，还以孔子、孟子的人格形象为儒家传统提供了叙事性的个人修身榜样。“四书”中的《中庸》被朱熹赞誉为儒家事业最博大精深的宣言。通过围绕孔子本人的语汇“中庸”展开其叙述，这篇文本再次将孔子铭篆；同时，孟子也因其对“诚”字独特的宇宙论意义上的用法而被镌铭。可以看到，孔子其人被描述成宇宙流行中“大德大化”的具体显现：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第三十章）
Confucius revered Yao and Shun as his ancestors and carried on their ways；he emulated and made illustrious the way of Kings Wen and Wu.He modeled himself above on the rhythm of the turning seasons, and below he was attuned to the patterns of water and earth.He is comparable to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shelte-ring and supporting everything that is.He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gress of the four seasons, and the alternating brightnes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All things are nurtured together and do not cause injury to one another；the various ways are traveled together and are not conflicted.Their lesser virtuosity is to be seen as flow-ing streams；their greater virtuosity is to be seen as massive trans-formations.This is why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re so grand.
从作为儒家角色伦理学基础的家庭与社群关系的首要性中可以得出一些推论，将令我们进一步关注在“四书”中所勾勒出的儒家事业，这些推论可以通过《论语》中的选段来总结说明。例如，《论语》坚信，由其具体的关系模式所定义的人具有根本性的独一无二之处 [147] ，并且生活在这些关系中的人们彼此依赖 [148] 。所有人类活动都具有一种相互关联的（correlative）、参与性的（engag-ing）、反身性（reflexive）的特质 [149] ，这里也存在着关于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潜在的过程性的、涌现生成的理念 [150]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关系的首要性之后，还有彼此生发的历史意义与宇宙论意义。例如，关系的整体论的、无界限的、嵌入式的特质，以及用焦点—场域而非局部—整体的语言来定义的全息性的人之理念。此外，作为一种哲学性的审美主义，儒家关注合力构成每个人的所有关系，认为这些关系在其与整体影响相匹配的程度上聚焦成了某人的个人身份认同。
显然，许多最为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来的，故而许多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源自其中。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关系也同步地从家族谱系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秩序之中。此外，历时地看，这些关系在广义上也绝对是代际的、谱系式的，必须通过人们在施惠者与受益者之间的角色交替来理解。再者，与逝去的祖先英灵、文化英杰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当下的社会政治秩序，激发了这个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宗教性。《论语》似乎在一以贯之地宣讲，一个饱满而灿烂的人生需要与晚辈建立关系，与同侪建立关系，还要与继续活在我们及我们后人的生命中的那些逝去的先辈建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