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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角色伦理学萌发于我们的生活角色与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关联性的优先地位。简单地说，儒家角色伦理学并不争辩，而是预设了人们相互关联地生活这一不争事实。它首先认为，无人无物可以仅仅依靠自我行事。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意识的以及社会性的活动都是协作的、互动性的。我们行走是因为有地面，呼吸是因为有空气，看得见是因为有太阳。我们交换意见、分享见解、澄清谣言，是因为我们在家庭和社群中生活。尽管互动关联仅仅是描述性的，然而一旦这些关联被识别并规定为发生在我们与他人共同实现的特定角色之中，它们便成为规范性的了。我们的不同角色（比如女儿、爷爷、老师、邻居、店主、情人）只是特定的关联模式，在其特殊性中呈现价值以及清晰的规范性表征，从而激发批判性思考：我是个好女儿吗？我是个好老师吗？我是个好祖母吗？虽然祖母对孙子的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但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却是对其孙儿道德教育的深厚资源，也是作为人生经验所能提供的最不同寻常的果实而拥有极高价值。归根到底，只有当她的孙儿自己是被爱的，他才能学会去爱别人，而在人生经验中，再没有比彼此相爱更高的价值了。
在其传统之中，儒家角色伦理学诉诸一种“动名词性的”对人的理解，即人之为人，在于我们如何做人处事，而非我们先天之所是，并且人要么是一起共同行事，要么就什么都不是。如此整体论的、关系性构成的人之理念，作为连续的个人叙事中的核心认同，排斥着那种似乎已被默认的预设，即作为排他性实体的孤立个体是确切的存在，而非是对个人叙事做出的次级抽象。此种人之理念回避这样一种信念，即人可以独立于其所处语境而被精确地描述、分析和评价，这里所处语境首先指与他人打交道的环境。角色伦理学肇端于这一观念，即从任何有意味的道德、政治或宗教角度来看，离开了生前乃至死后与之交往互动的其他家庭或社群成员，某人是谁便无法被理解。的确，只有通过那些指导人们与特定他人在交往中如何行事的具体角色，人才能被自己、被他人最好地理解和品评。
简单地说，道德的行为不过是有助于我们在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角色与关系中茁壮成长的行为，反之则是不道德的行为。体贴入微、侧耳倾听、感同身受、仗义相助、抱诚守真、循循善诱、信守承诺——这些日常的行为举止便是道德的实质。这些行为都并非漫不经心，而是有意为之，且需要批判性的反思才得以可能。固执己见、漠视他人、轻世傲物、出尔反尔、鲁莽冒失、优柔寡断——这些是负面的、不道德的倾向，它们令关系弱化。由此观之，不难看出为何祖母之爱孙能行道德教诲，它不仅加深祖孙关系，还为其孙儿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如何最好地展示道德能力做出了示范。
这种通过在角色与关系中进行个人修养而产生的德性“生长”，被生动而又明确地以一种儒家经典中无处不在的丰富且激进的词汇表达出来。如果说“小人”是德性上发育迟钝的人，抵制着德性生长，那么“大人”与“成人”便是于其诸角色与关系中成长为德性上成熟的人；“德”即是从尊重他人之中“得”；“神”就是影响力与影响范围的“伸[展]”；“人”在定义其生活角色与关系的各项活动中把握“度”，日趋臻至而成“仁”，如此等等。大多数定义伦理的儒家术语簇均暗指了家庭与社群中有效的、用心的沟通，这种沟通是个人成长的源泉，也使我们在交往中志趣相投、全心全意。比如说，君子的“君”字含有口旁，信任与信誉中的“信”字含有言旁，恕的结字使用了口旁与心旁（或者说“思想与情感”），诚挚与精诚的“诚”有言旁，“德”有心旁，如此等等。
如前文所示，当美德伦理学的词汇诉诸包括如下概念的术语簇，比如能动主体、行为、类型化的美德、性格特征、自主、动机、理由、选择、自由、原则、后果等等，它已然预设了孤立的个体之人作为其思考的起点。相比之下，儒家角色伦理学则建立在对人更加整体的、事件的“叙事性的”理解之上。正如黄百锐（David B.Wong）指出：
《论语》展示了以孔子为中心的一群人，他们进行德性修养，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其中没有理论建构或者哲学辩护，而是通过他们之间被记录下来的互动，为中国哲学传统中儒家的继承者们后来的理论建构和哲学辩护提供了依据与灵感。 [95]
从人的不可化约的社会本质出发，我们尝试论述并澄清了儒家角色伦理学，它并非另一种备选的“伦理理论”，而是对道德生活自成一格的、渊博广大的远见卓识，它从对人类经验相对直接的叙述出发，并最终以其为检验尺度，诚如我们在《论语》及其他早期儒家经典中所看到的那样。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一种通过培养而产生的想象力和批判性的反思能力，此二者必须伴随着我们与他人共同实现的角色中的行为举止。诚然，角色伦理学的规范性源自完整的人致力于完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