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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儒家的企划及其过程宇宙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它最引人注目之处则在于它从较直接地描述人的实际经验出发。我们已经看到，儒家的企划并不求助于对固定本质的存在论预设或者有关灵魂不朽与救赎的超自然猜想——这些预设和猜想无一例外都将我们引向经验世界之外，儒家关切的是这样的可能性，即如何通过赋予日常事物以魅力从而增强此时此地可感可触的个人价值。在这种儒家伦理学中存在着对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就其漫长伦理学家生涯所做总结陈词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理解。在他求索“厚的”“世界导向的”“行动导向的”伦理概念的过程中，威廉斯以对道德理论在指导我们何为对错以及理应如何行事等方面的能力持保留态度而著称。威廉斯在《道德运气》（ Moral Luck ）一书的序言中宣称：
有关何为道德的富有兴味、简洁而又独立自洽的理论并不存在，伦理学理论——作为结合某种程度的经验事实来产生道德推理之决策机制的哲学架构，也不存在，无论当下的伦理学家如何活跃。 [92]
威廉斯在此指出，没有任何伦理学理论或者一套既定的规则或者道德系统能够在任何特定情境都指导我们正确地行事。我们对道德困境的最佳反应必须出于对经验具体情况的明智反思，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人类兴旺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道德想象力的锻炼与运用。威廉斯限制我们对道德理论的期待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我们探求如何行事得体的过程中，从实践中产生的抽象性与理论化的东西当然十分重要，它提供给我们一种反思与批判我们行为的契机，从而使之更加明智且富有成效。
孔子就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为持久的方面阐发洞见，从而确保了这些智慧具有持续的相关性。这些源自日常生活的洞见，包含了在家庭及社群角色中展开的自我修养、孝悌、恭敬，在角色与关系中实现的礼、友谊、廉耻、道德教化、沟通畅通的社群、家庭中心的宗教性、世代间的文化传递，等等。除了关注这些恒常话题之外，儒家哲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其兼收并蓄和因地制宜，这个特点确切地体现在孔子的语录中，令他的学说在持续生长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如此富有韧性。孔子的不朽贡献在于竭力继承他所能接触的文化遗产，运用来自过去的复合智慧改善他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然后传与后人使之继往开来。 [93]
《论语》与其他儒家经典一样都无意为所有人的生活制定通用准则。相反，这些典籍中所记录的孔子的个人形象，令人想起某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叙事：他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锤炼人性，他如何令旁人钦佩不已地充实地生活着。的确，阅读《论语》让我们与一位关系性构成的孔夫子相遇，他一生都在尽最大努力完成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彼此冲突的角色，比如一丝不苟、时而好指摘的老师，细谨廉洁的士大夫，关怀体贴的家人，有责任感的邻居或社区的居民，总是挑剔又时而无奈的资政，感恩祖先的后裔，某种活文化遗产欢欣鼓舞的继承人，诚然，也还会是从沂水边踏青归来歌咏唱和的欢乐“男团”中的一员。 [94] 在代代相传地记录着他生平的教义之中，孔子被描绘成这样的人——他更倾向于叙述历史典范，而非援引遥远且抽象的原则；更倾向于具体而特殊的类比，而非假定性地运用系统化的理论；更倾向于打动人心的劝解，而非发号道德律令。即使孔子也许敏锐地意识到在求知之路上理论化实践的重大价值，他同时也认识到实践本身作为理论来源及其检验标准的首要地位。正如笔者将在此书中竭力表明，孔子洞见的力量与其持久价值在于，孔子的许多想法不仅具备直觉上的说服力，而且很容易适应包括我们当代在内的后代情境。
诚然，儒家传统比经验论还更加着意于经验的原因——换句话说，令儒家成为激进经验论的原因在于，虽然根源于一种古代文化，但在尊重普遍存在的个案的独特性上，儒家是演进式的、前瞻性的。的确，儒家暗示着孔子这个实现了楷模人生之人所拥有的具体的人生叙事。儒家哲学并不提出作为绝对普遍原则的学说，也不围绕着依附于某种严格的认同观念所形成的分类法来组织经验，而是从类比或暂时性概括历史上具体的成功人生案例出发。比如，孔子标志性的词汇“仁”（可以理解为“在我的角色与关系中追求最完善的行为”），就并非诉诸某种更高的秩序、前定的原则或者类型化的美德，而是对典范人生的憧憬，这样的人生致力于在诸角色与关系中孜孜不倦地实现自我修养，最终垂范后人。当然，任何关于典范的叙事都是在不断融合历史进程中许多先贤具体的人生叙事而建立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孔子自身的人生故事。作为在定义后世社会组织的各类崇敬形式中不断产生意义的完美典范，孔子是这个活传统中的榜样，而这样的榜样又塑造着后人多种多样的具体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