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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宇宙论中所设问的诸问题必然价值相当，因为不同问题提供了有关经验的不同方面的信息。葛兰言（Marcel Granet）让儒家宇宙论中关联思维或者联想思维中的“方面”（aspect）观点备受瞩目，受他影响，我在上文中曾通过反思儒家文献中发现的诸设问形式来分辨“立体式的”和“分析性的”语言。将立体式的语言与分析性的语言交替使用，使之服务于过程宇宙论，便需要策略性地既能表述过程的连续性，又能体现出包含诸具体事件的该过程的标点句读（punctuation）。在此过程宇宙论中，“时间”与“地点”观念只能被功能性地作为区分维度来分别解析割裂的时间片段以及个体事物的简单位置。的确，在此种宇宙论中，更重要的是把时间与地点（或者更准确些，“历时”[timing]与“发生”[taking place]）理解为人类经验的无尽长河中丰富多样的事件涌流何来何往的不可分割的“方面”。与此同时，就连续性过程与确定性事件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能够为生活经验进行标点句读的分析与区分的感知能力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通过这些能力的作用，我们得以欣赏生活经验的韵律与多义。
通过采用“立体式的”语言来“讲述”该宇宙论，我们确定了相异又相生的方法来讨论同一个现象。例如，我们可以运用“体用”的立体式语言从不同视角来描述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中，那些持续性的形式上的确定方面（身体、语言、仪式、生活模式、制度、角色）可以与富有生命力的非形式的不确定方面（成长、创造力、激情、羞愧、技能、品位、洞见、精神）区分开来。这些不同之处很容易被观察体验到，然而却是作为同一现象的（比如该特定个人的）不同感知，故不可能被分析性地孤立与分离。人之为人是既被限定又富有生命活力的。然而与此同时，尽管这些不同方面并不能被离析孤立，但不同的视角对现象自身作为整体的意义都不可或缺，它们为独一无二又连绵不断的人的经验量子（quantum of human experi-ence）赋予了复杂性与强度。“方面”的多样性在其提供附加信息的功能上，可与亚里士多德“市场中的人”的附加谓述做类比，后者描述地点、时间、状态、姿态、行动、被动影响等等，事实上为我们提供观察同一进行中的事件的多重视角。
我们或可借助传奇的贝多芬来思考“立体式的”语言。贝多芬是一时一地的一个作曲家，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从最初被德国精英群体追捧，变成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都热爱的世界音乐。在其风靡全球的过程中，通过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aspect），贝多芬成为一个更巨大、复杂，且愈来愈有意义的现象。例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作为欧洲之歌先被欧洲委员会采用为会歌，现在又被欧盟采用。最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就逐渐变成了日本新年庆祝活动的主题曲，每年在该国各地有大约50场演出。因为他的作品从许多角度被接受和欣赏，贝多芬已经成为更加巨大和复杂的现象。
其实，许多汉语表达的自身结构都揭示了语言的这种“立体式的”本质。比如，“世界”这一双字词即由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组成，即“作为时间序列世代相继”的“世”与“作为空间界限横亘绵延”的“界”。类似的由共时与历时维度组合的词还有“宇宙”，这一双字词则是由“四方上下曰宇”的“宇”与“古往今来曰宙”的“宙”组成。重要的是，各个层面都会随着与之相对的另一层面以及过程宇宙论的活力而改变。时间与地点的、形式与流（flow）的不可分割性成就了人之经验的韵律与乐感。不能与地点（place）割裂的流，成了“发生”（taking place）的事件；不能与时间分离的形式，成了生命的节奏。
再次重申，在儒家的宇宙论中，“时间—空间”的世界没有“之外”，有的仅仅是内在与其自身的“成世界”（worlding）的视角。唐君毅坚称：
中国哲人言世界，只想着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外有无其他的世界……中国的哲人说世界不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世界”（a world），亦不说是这世界（the world），而只是说世界，天地（world as such）前面不加冠词，实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90]
这般“成世界”（worlding）的涌流的诸动态与其自身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没有必要求助于更基础的或者原因性的东西：
中国人心目中之宇宙恒只为一种流行，一种动态；一切宇宙中之事物均只为一种过程，此过程以外别无固定之体以为其支持者（substratum）。 [91]
借由本章结尾，我将诉诸《易经》中发展出来的“既变化又维持（变通）”的立体式的语言，来思考一种既不断改变又持久延续的世界观是如何在世界许多不同语言的结构与内容中沉淀和表达的。我依循葛瑞汉对亚里士多德与儒家经典的运用来论述，从我们的自然语言中挖掘出经久有效的根基，令我们洞察不同的传统如何解析人类经验来建立它们自己稳定持久的身份认同与常识，更确切地说，观察它们是如何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将人的观念概念化。进一步讲，以一套根本的又总是多变的文化上的预设形式来识别并发掘宇宙论（文中已例举亚里士多德存在论与中国过程宇宙论的对比），非但不会在不同传统间划设难以弥合的天堑，反而非常有助于我们抵御本质主义和还原论——某种恶性文化相对主义的标志性特征。要更好地了解自己与他者，只有同时了解二者。
有了实体与过程的对比（分别对应“人是什么？”与“这些‘人之成为’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我们现在可以转向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即我们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关系性构成的、生成性的人之理念——而这一理念又是可以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并加以理论化，且将取代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