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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东晋是一个由王、庾、桓、谢四族为代表的高级士族先后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什么出身“寒微”的低级士族刘裕敢于觊觎皇帝宝座，
而最后终于得以如愿以偿，凌驾诸高级士族而上，推翻司马氏，建立宋王朝呢？其原因我以为最根本的就在于东晋后期高级士族的没落，
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而这一切正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门阀制度一般说始于魏晋，至东晋前期达到顶峰。在这之前，虽说门第已经形成，但高门政治上的特权尚未制度化。当时所行九品中正制，据《宋书》卷九四《恩倖传序》，按“成法”本应“以才品人”，只不过在实际评定中往往“凭借世资，用相凌驾”而已。刘毅、段灼等大声疾呼，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正反映在西晋这种特权并未固定，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草泽高士，犹厕清涂”之现象因而也还没有断绝。
而大体自东晋开始，“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高级士族单凭门第就能飞黄腾达了。试看以下材料。《晋书》卷九三《外戚·王遐传》：遐出身太原王氏，“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弟冰传》：冰出身颍川庾氏，自称“因循家宠，冠冕当世（升宰相）”。《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陈郡谢石，“阶借门荫，屡登崇显（为尚书令）”。《晋书》卷八五《刘毅传》：陈郡谢混，“凭借世资，超蒙殊遇（任尚书仆射）”。《南史》卷一九《谢方明传》：方明出身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之评他与另一高门济阳蔡廓说，“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两人单凭门第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何况还有才干。《晋书》卷八四《王恭传》：恭出身太原王氏，“自负才地
高华，恒有宰辅之望”。至于“华宗”琅邪王氏中王导这一支，到南齐王俭为止，更是“六世名德，海内冠冕”，
当宰相的极多。在东晋，只要是高门，甚至弱智和低能儿也可以出仕。《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孙述传》：“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太原王氏）辟为中兵属。”《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出身陈郡谢氏，父，“生而不慧”，
晋末竟能为清官秘书郎，无疑也是靠的“门地”。《晋书》卷九三《外戚·王蕴传》：蕴为尚书吏部郎，中下级官吏有缺，在向宰相推荐人才时“不抑寒素”，总多列举几名，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让宰相选择，“务存进达，各随其方，故不得者无怨焉”。可见“地”作为主要标准在吏部已完全合法化，而一般情况下“寒素”有才是得不到这种推荐机会的。正因如此，也就出现了“门地二品”这个用语，
反映单凭门地即可获得九品中正制中的最高品——二品，由此进一步仕进、升迁。所有这一切，都证明门阀特权在东晋已制度化了。人们爱引用的《南齐书》卷二三“史臣曰”中的几句话，即魏晋以后“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严格地说，只有东晋以后才达到了这个地步。
门阀特权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高级士族凭门第而不必靠才干就可仕进、升迁。在此制度腐蚀下，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日益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而不关心封建统治事务，甚至拒绝担任某些事务烦杂、辛苦的官职，特别是武职，因而政治、军事才干越来越削弱。
这种倾向本从曹魏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后即已开始。“仕不事事。……不以物务自婴”
，作为其末流，是一种必然趋势。不过在门阀特权制度化以前，由于封建德、才这些品第人才的主要标准，对高级士族多多少少仍起作用，因而他们对之也就不敢完全忽视。而自东晋以后，这种顾虑消除了，虚玄、放诞之风也就更加厉害起来。《梁书》卷三七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
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尚书仆射），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
这段话中的阮孚，出身高门陈留阮氏，是一个“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的人物。
王敬弘出身琅邪王氏。所谓“未尝省牒”一事，见《宋书》本传，发生在刘宋元嘉三年（426）。当时他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宋文帝）问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一个宰相连文书也看不懂，甚至看也不看便在上面署名画行，怠忽职守和昏聩无能已到了何等严重地步！元嘉二年离晋亡才六年，王敬弘入宋前已出仕约四十年，此风无疑沿自东晋。
至于“尚书丞郎”，由于典掌机要，在东晋一般仍由高级士族把持。
和西晋比，一个显著变化是：高级士族的上层——第一流高门过江后却不愿担任这些官职了（吏部郎除外）。
原因是尚书丞郎事务烦杂，尽管不负责任之风极盛，他们仍嫌辛苦。这是东晋高级士族日益忽视、脱离实际统治事务的一个重要动向。总之，陈吏部尚书姚察所批评的风气，具体分析起来，其主要社会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高级士族。
必须指出，高级士族此风不仅盛行“台阁”（宰相机构），在其他中央、地方部门同样严重。《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附子徽之传》：徽之任都督、车骑将军桓冲之骑兵参军，不理政务，“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比这更荒诞可笑的事见于《晋书》卷七六《虞潭传附孙啸父传》：啸父出身会稽虞氏，为南土高门，任晋孝武帝侍中，“尝侍饮宴，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邪？’啸父家近海，谓帝有所求，对曰：‘天时尚温，鯯鱼虾鲊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大笑”。“献替”指献可替否，为门下侍中最基本的职掌。
虞啸父身为侍中不但一直没有献替，竟连献替这个词的意思也不懂，会误解为向皇帝进献海味，这比后来王敬弘之“未尝省牒”，就昏聩无能言，可以说更高出一筹！
然而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更重要的方面是源于鄙薄武事。在西晋，兵家地位虽然低下，但和士族界限还不十分森严。史载太原王氏显赫的一支司徒王浑子王济，身为驸马、侍中，曾准备将妹妹许配给“有俊才”的“兵家子”；他的母亲钟琰，出身名门颍川钟氏，开始也表示可以考虑，后因兵家子身体太弱，事方作罢。
而东晋以后，这种情况不见了。不仅士兵，连一般武将也被划入“小人”行列，
遭到轻视与侮辱。《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弟万传》：万出身高门陈郡谢氏，为豫州刺史、监司豫等四州诸军事，“但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召集诸将，一无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资治通鉴》卷一〇〇升平三年（359）胡注：“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既为将矣，而称之为卒，所以益恨也。”《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牢之为北府兵名将，及高门太原王恭为北府兵长官，“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乃前述太原王济之从侄，子坦之，为桓温大司马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谯国桓氏本亦高级士族，
不过上升为第一流高门时间稍晚；桓温又长期掌军，多次北伐，以武功显，太原王氏竟把这样的家族也轻蔑为“兵”，
并且拒绝联姻，则真正的“兵”“将”社会地位之低落便可知了。
当然，由于南北对峙，战争一直不断，为了保住或建立功勋，东晋高级士族虽鄙薄武事，却不能不过问武事。但他们过问武事一般都是文武迭任，或文武兼任，
体现的精神是武事虽贱，为了效力君主，不得不暂时屈尊为之，所以往往当军事长官，而和“以武力为官”，
很少文授的专职武将，有明显界限。《晋书》卷七九《谢尚传》：尚出身陈郡谢氏，原为清望官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郡太守、都督等，“建元二年，诏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指黄门侍郎及散骑侍郎，均清望官）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出身琅邪王氏，东晋末与从弟王球均辟为大司马属官，一起随太尉刘裕北伐姚秦。刘裕曰：“此君并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昙首答曰：“既从神武之师，自使懦夫有立志。”时谢晦在座，便说：“仁者果有勇。”两条材料意思一致，即高门本应文授，由于需要，方“屈志戎旅”，所以要“崇其威望”或口头表扬，以资鼓励。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高级士族虽然在东晋前期因为门阀特权刚刚制度化，影响尚浅，不少人又经历过西晋末的动乱，接触社会实际较多，因而出过一些军事人才，立过功勋，最后还在淝水之战中获得大胜；但总的说来，军事才干在逐渐削弱，特别东晋后期。试举二例：
王恭：
出身太原王氏，晋孝武帝时“以地望见礼”，
被用为兖、青二州刺史、都督，成为北府兵最高长官。如前所引，他“恒有宰辅之望”，然而实是东晋后期高级士族志大才疏、无能愚蠢之典型。其一，身为北府兵长官，而“不闲用兵”，
对北方胡族未打过一次胜仗，相反，曾败于鲜卑慕容垂，军号由前将军降为辅国将军。其二，喜清谈，“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并且宣扬，“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对此，余嘉锡先生批评说，此言“皆所以自饰其短也”，他的垮台，“正坐不读书”。
其三，高门恶习极深，就像谢万“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一样，“自矜贵，与下殊隔”，“以才地陵物”。部下刘牢之，出身低级士族，
为北府名将，王恭礼之甚薄，已如前述。后王恭因争权夺利起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由于自己不会打仗，为让刘牢之卖命，竟一反常态，当众拜刘牢之为兄，并许愿，“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有人提出警告，不听。但正如胡三省所说，“此岂能得其死力邪？适足以速其背己耳”。
果然，刘牢之大权在握，乘机反戈相击，王恭毫无准备，“久不骑乘，髀生疮”，被追及捕杀。在这之后，刘牢之功大兵强，司马元显便不得不让他代王恭任北府兵长官。就这样，低级士族开始脱颖而出了。很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局面正是王恭愚蠢无能造成的。
谢琰：
出身陈郡谢氏，乃名相谢安之子，淝水之战立过大功。然其后十几年中，和低级士族刘牢之一直为武将不同，多为文授，加上轻武之社会风气使然，于戎旅之事日益生疏。表现为：其一，晋安帝初，王恭举兵，司马道子命谢琰与另一高门琅邪王珣率兵讨伐，然二人均无战功可言，是靠刘牢之倒戈方得以平定王恭的。所以事后要以刘牢之代王恭，而不及谢琰。其二，刘牢之的官衔是辅国将军，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司马道子和高门对他歧视，
所以同时又用资望比他高的谢琰为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就职务言，徐州诸军应归刘牢之都督，然就军号言，卫将军（二品）又高过辅国将军（三品）。很显然，是为了牵制刘牢之。但在一年多时间里，谢琰似乎没发挥作用，“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牢之婿）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吴而已”。其三，孙恩起义，司马元显怕刘牢之插手会稽，立即任命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以讨孙恩，
后又委以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据说“琰既以资望镇越土，议者谓无复东顾之虞”。然实际他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孙恩打来，又拒绝部下“宜持重严备”的建议，狂妄叫嚣：“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结果，出战败死，全军覆没。大敌当前，迫使司马元显不得不改用刘牢之都督会稽五郡。而在这之后，特别从刘裕率军讨伐孙恩起，局面大变，刘裕不断取胜（当然起义军本身弱点也起重要作用），“恩由是衰弱”。
这是一个鲜明对比！如果联系王恭，便可看到，至东晋后期，经过门阀制度的腐蚀，高级士族已经没有军事人才足以承担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的严重任务，甚至连原来的人才（如谢琰）也发生了蜕变。这就迫使当政的皇族，尽管内心畏惧迟疑，仍不得不把军权一点点交给有才干的低级士族，从而为他们后来执掌统治大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当然，以上论述东晋高级士族政治及军事才干日益削弱，是就总的趋势说的，并不排斥以下情况，即由于各人教养和经历不同，某些高级士族仍具有一定的统治才干。不过在门阀制度下，只要门第不垮，他们和子弟的富贵荣华也就不愁，因而就又培养出了东晋高级士族的另一特点，即在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关乎王朝更替的斗争中，往往畏葸退缩，明哲保身，或者见风使舵，随声附和，而不愿意冒风险，按封建名教行事。就是说他们的统治才干被门阀特权限制住了。虽然这个问题至南朝发展到最高峰，但东晋开其端，并且到后期已经相当严重。试举二例：王彪之：
出身琅邪王氏。公元371年，桓温凭借手握军权，废掉了皇帝海西公司马奕。史载：“温集百官于朝堂，废立既旷代所无，莫有识其故典者。百官震栗，温亦色动，不知所为。”这时王彪之为尚书左仆射，对桓温说：“公阿衡皇家，当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传》，礼度仪制，定于须臾。彪之朝服当阶，神彩毅然，曾无惧容，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这样一件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之废立大事，海西公既无大过，
事先又未经过酝酿和准备，仓猝提出，百官竟无一人提出异议，包括被认为东晋名臣、颇有才干的第一流高门王坦之在内。当时高级士族是何等的怯懦，便可知了。王彪之颇有才干，谢安曾说：“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谘王公无不得判。”然而在这件关系身家性命之事上，见风使舵，不但提出废帝之礼度仪制，帮了桓温大忙；而且吹捧桓温“阿衡皇家”，相当于伊尹放太甲，又依据《霍光传》，把海西公比为昌邑王，为桓温行径制造正义性的舆论。所以胡三省说：“晋朝以此服王彪之，余甚恨彪之得此名于晋朝也。彪之父彬，不畏死以折王敦，
此为可服耳。”《晋书》卷八《海西公纪》“赞”曰：“彼（桓温）异阿衡，我（海西公）非昌邑。”似乎也是针对王彪之的。固然，王彪之在此事前后，都曾一定程度上抵制过桓温，但在这性命攸关的问题上，并不是一般随声附和，而是积极出谋划策，大加吹捧，纵然不算政治品质恶劣，至少也应该说不是一个在关键的时刻可以信赖的人。
王珣：
乃王导之孙，为高门之高门，有才干，深受桓温器重。晋孝武帝以他为尚书仆射，与王恭、殷仲堪并为帝党，而与宰相司马道子及其党王国宝等不和。孝武帝死，司马道子、王国宝掌权，珣为保住权位，改取和事佬立场。其一，和王恭、殷仲堪继续对道子等采反对立场，“屡有忧国之言”不同，珣“循默而已”。
因此虽失势仍得由仆射升尚书令。王恭掌北府兵，欲率兵入朝诛王国宝，王珣劝阻，“恭乃止。既而谓珣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胡广乃东汉三公，由于贪恋权位，从不冒风险，“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
成为历史上一种典型。王珣正采此立场。所以对王恭的话《资治通鉴》胡注说：“谓依违于权奸之间，以保禄位。”其二，后来王恭在殷仲堪等人支持下仍两次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元显等，统治集团矛盾激化。在此期间先是原相党王国宝、王绪被杀，后是原帝党王恭兵败伏诛，而作为原帝党主要人物的王珣，不知耍了什么手腕，于王恭第一次举兵时，不但未遭迫害（时珣在建康，在相党控制之下），反而能使王国宝向自己问计，王国宝听信后放弃抵抗，“诣阙待罪”，结果被处死。而王恭第二次举兵，王珣又能挂名成为讨伐王恭的一员，“进卫将军”，然又只不过担任次要的守城任务，万一王恭得胜自己又留下后路，及恭败死，“加散骑常侍”。两次流血，王珣时而似乎站在王恭一边，时而又似乎站在相党一边，始终未伤一根毫毛，还当他的尚书令。很明显，王珣的才干只是用在保住个人权位，保住家族特权上了。所以王珣死后，桓玄给司马道子信说：珣一生“崎岖九折，风霜备经，虽赖明公神鉴（指道子不计前嫌），亦识会居之故也，卒以寿终”。
以上说明，门阀制度的高度发展腐蚀了高级士族。他们或是统治才干越来越弱，或是虽有统治才干而为门阀特权所累，除了关心保住权位和家族外，全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可以说，东晋高级士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就是为什么低级士族刘裕虽然遭到高级士族普遍轻视，仍得以取代司马氏，成为高级士族不得不北面奉事之君主的根本原因。
下面再以太原王氏及王、庾、桓、谢四大族为例，进一步考察上面论述的问题。
太原王氏：
魏晋时已发达。过江后以王湛这一支“世有高名”。湛、承、述三代“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且谓王承“渡江名臣王导……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然考诸史实，王承除了“言理辩物……约而能通”，“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外，无任何值得称道的政绩可言。连吹捧他的《晋书》也不得不承认他“崇勋懋绩有阙于旂常”。王承之孙坦之，著《废庄论》，比较重实务，曾一定程度上敢于冒风险，抵制过桓温，并与谢安一起，辅孝武帝，是太原王氏这一支中唯一在东晋政治中起过较大积极作用的人。虽然，冒风险是有限度的，如果身家性命遭威胁太大，如桓温废海西公时，他便默无一语。
至于再下一代，王坦之四子恺、愉、国宝、忱及诸孙，情况更糟。其中王忱虽有才干，然“放酒诞节”，末年，“一饮连日不醒，或裸体而游”，早死。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以阿谀奉迎、谄媚无耻著称。恺亦早死。愉无能。愉子绥，“鄙而无行”。太原王氏这一支由王泽至绥，“八叶继轨，轩冕莫与为比焉”。愉因此轻侮刘裕，
于裕当权后“谋作乱”，事泄伏诛，子孙十余人皆死。太原王氏的另一支至东晋末只有王恭最有名，然其无能亦突出，已如上述。恭败，五男及弟爽等亦被处死，几乎灭族。
琅邪王氏：
过江后王导这一支兴起最早，官位最显赫。“王与马，共天下”之语，首先即指这一支。然衰落也最早。王导六子诸孙皆历显官，均徒有虚名。除文化上（如书法、弈棋等）有造诣外，在政治、军事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作为。诸孙位至三公、令仆者，如王珣，前已述，有似胡广，而且“颇好积聚，财物布在人间”。另一孙王谧，在桓玄篡位时以司徒兼太保身份，实际代表高级士族“奉玺册诣玄”，开东晋南朝易代之际高门奉玺献册之先河。王夫之曾痛斥谧“俄而事此以为主，而吾之富贵也无损；俄而事彼以为主，而吾之富贵也无损”，“诚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类矣！”
再一孙王廞，为吴国内史，先附和王恭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多所诛戮”，
想“乘间而取富贵”；后又与王恭矛盾，立即翻脸讨恭，恭派刘牢之抵御，廞一战即溃走，“遂不知所在”。
其品质之恶劣，军事才能之平庸可知。王导后代最著名的为王珣子王弘。弘甚有才干，然不冒风险，走的是投靠刘裕父子的道路，从而得以飞黄腾达，升为刘宋宰相，与弟昙首发展成为南朝琅邪王氏中最显赫的两支。琅邪王氏中位望微减的其他各支，只有王彪之、王羲之具有才干。王彪之之见风使舵已如上述。王羲之极负盛名。
王应麟高度评价他说：“言论风旨，可著廊庙，江左第一流也。”
有一次他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这话切中时弊。然而由于他在会稽拥有许多田庄，剥削收入丰厚；同时作为第一流高门，子弟仕进有保障，于是便形成高级士族另一种类型：“素自无廊庙志”，不贪恋权位。就是说他虽反对当政者“虚谈废务”，自己并无意身体力行。因与太原王述矛盾，愤而辞会稽内史职，“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一直到死。结果，“功名成就，无一可言”。
这与“虚谈废务”实际作用一样。王羲之诸子亦无政绩。其中著名的徽之，放诞无能，已见前。献之仅善书法。凝之为会稽内史，信五斗米道。孙恩起义，不为备，但祷请“鬼兵”助战，为义军镇压。王夫之讥为“以庸劣当巨寇，若鸿毛之试于烈焰”。
王彪之后代虽较重实事，
然只不过“谙江左旧事”，熟悉典章制度，四世为御史中丞，被讥为“唯解弹事”，手中从未掌实权，政治上也没提出什么办法，对挽救东晋的垮台无济于事。
颍川庾氏：
虽魏晋之际即已升为高门，但东晋掌大权的这一支，却主要是从庾亮兄弟这一代联姻帝室而显赫起来的。庾亮与弟冰、翼都有才干，重实务，在东晋初年内政和北伐中具有一定影响。这恐怕和庾亮兄弟的经历，即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紧密不可分。
他们的后代则不同，政治上十分平庸。一部分因与桓温矛盾，遭到杀戮或流放，另一部分有史可稽的，或是无能之辈，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突出的如庾亮之孙庾楷，为左将军、豫州刺史。本党于司马道子、王国宝而反对王恭，后因个人权力受侵害，便派人说王恭联合起兵反对司马道子。结果楷军大败，投奔桓玄。当桓玄与司马道子、元显父子斗争时，楷“惧玄必败”，又密遣使告元显，“若朝廷讨玄，当为内应”，终于为桓玄发觉杀掉。再如庾冰曾孙庾登之，
东晋末投靠刘裕。刘裕将北伐，检阅军队，他“击节驱驰”，似乎很积极，然一转眼，“以母老求郡”，实际拒绝参加北伐。刘裕大怒，免官。此人在刘宋初年任荆州刺史和都督谢晦的司马，谢晦反朝廷，命他率军留守江陵，以“亲老在都”为借口加以拒绝，但又不翻脸对抗，而是改任不统军之“长史”，以备万一谢晦得胜还有回旋余地。谢晦败死，代登之为司马的周超亦被杀，而“登之以无任免罪”。后作为高门，又被起用，“以赃货免官”。以上庾楷、登之两人都可称得上是又无能、又无耻之典型。
谯国桓氏：
大体从东晋桓温贵显时方升为第一流高门。在这之前，温父彝死于苏峻之乱，时温年十五，“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弟）冲为质”，其困苦可以想见。这大概就是温、冲所以并有军事和政治才干的客观原因。然自此以下，桓氏子弟除石虔、石民以武勇著称外，其他人政治、军事多不足道，后因追随桓温子桓玄篡晋，先后为刘裕所败。桓氏这一支几乎族灭，入宋完全衰落。
陈郡谢氏：
也在东晋上升为第一流高门。谢安贵显前，谢氏社会地位还不很高。
所以子弟和兴起较早的琅邪、太原二王氏不同，习武的还不少，
如谢尚、石、玄、琰等。其中石、玄、琰在谢安统一部署下，淝水之战中立下不世功勋。毫无疑问，这反映了他们的军事才干。但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淝水战中苻坚大败，主要是前秦内部种种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造成的；再加上一个偶然因素，即秦兵从淝水岸边后撤发生混乱，又给晋兵以可乘之机。
也就是说，不能把胜利过多地归功于诸谢之军事才干。
叶适曾评说：“若（苻）坚部分无扰，十倍（于晋）之众得用，则玄等兵力有限，虽极其精锐，亦难以必得志矣。”
正因如此，诸谢后来再无值得称道的战绩可言。谢安于淝水战后第二年北征，一年后无功而死，谢玄于这次北征中为前锋都督，开始因对手是大败后的秦军，“乘其衅会”，取得一些胜利，及至遇到后燕与丁零翟辽军，接连失败，不得不请求解职。谢琰晚年之无能已见上。至于谢石，情况更糟。史称他为尚书令，“无他才望，直以宰相（谢安）弟兼有大勋，遂居清显”。不但“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而且“货黩京邑，聚敛无厌”。
当然，话又说回来，安、石、玄、琰毕竟立下“大勋”。特别是谢安，在东晋高级士族中，政治才干确是佼佼者。然而由于整个高级士族已经腐朽了，谢安等的出现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但其他高级士族，即便谢氏子弟亦无能为继。如谢安孙谢混，是东晋高级士族中最负盛名的一人，“风华为江左第一”。
晋孝武帝请王珣给推荐女婿，条件是“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珣举谢混。刘真长即刘惔，是东晋前期清谈代表人物。王子敬即王羲之子献之，“风流为一时之冠”，实际上只有书法有成就。谢混官至尚书仆射，因党于刘毅，反对刘裕，被杀。及至东晋禅位于宋时，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时恨不得谢益寿（混小字）奉玺绂。”裕也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由此可见，在人们心目中谢混只不过相当于刘惔、王献之，善清谈，忽实事，如前述琅邪王谧一样的“风流”人物而已。上述材料中的谢晦，在谢氏子弟中最有才干，然而他走的又是比较保险的、投靠刘裕的道路。谢氏子弟中另一风流人物是谢玄孙灵运，“文藻艳逸”，刘宋时为官，“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见许”。
叶适说：“东晋权归王谢庾桓四族，而四族亦人材所自出。”
指的均是前期，到东晋末年，这些家族的人材已日益凋零了。正因如此，早在刘裕之前已出现以下奇特现象，即淝水战后，晋孝武帝竟一变渡江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的局面，
把军国大权从高级士族手中夺了过去。史称孝武帝“威权己出”，
加上弟司马道子的辅佐，“政出王室，人无异望”。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孝武帝特别有才干吗？否。《晋书》本纪称他“条纲弗垂，威恩罕树”，“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是司马道子特别有才干吗？更不是。他是庸才。《晋书》本传称他掌权时，“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所以大权被孝武帝、皇族夺去，恐怕要从东晋末年高级士族人材凋零中去寻找原因。
如所周知，掌握东晋政治军事大权的高级士族开始有王导、王敦，其后有庾亮、庾冰，再后有桓温，而到孝武帝时，却没有这样一些可以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听命的人物了。桓温死后只有其弟桓冲和谢安握有实权。但桓冲功勋、资历、威望都无法与桓温比，所以代温为扬州刺史后小心谨慎，不敢像桓温那样跋扈，后又主动让出扬州刺史这一足以控制京师的要职，以示没有野心，诸桓皆“扼腕苦谏”，不听。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孝武帝收回大权的障碍的，何况他淝水战后第二年已死去。至于谢安，声望虽高过桓冲，但早年高卧东山，屡征不起，入仕时已四十多岁，桓温死后方入相，淝水战前，才干、威望均未尽为诸高门所敬服。《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孙超传》：超出身高平郗氏，“常谓其父（郗愔）名公（郗鉴）之子，位遇应在谢安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而已，恒怀愤愤，发言慷慨，由是与谢氏不穆”。《晋书》卷七四《桓彝传附子冲传》：淝水战前，桓冲认为谢安“不闲将略”，甚至慨叹由谢安部署淝水之战，“吾其左衽矣”。此外，《晋书》卷六五《王导传附孙珣传》：琅邪王氏与谢安矛盾也不小，“以猜嫌致隙。……二族遂成仇衅”。太原王氏在王坦之死后也与谢安不和。坦之子王国宝乃谢安婿，“安恶其为人，每抑而不用……国宝……由是怨安……谮安于（司马）道子”。
王夫之评论这一时期的谢安是：“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托孤之顾命（指简文帝死未受顾命辅孝武帝）……虽为望族，无异于孤寒。时望虽隆……固群情之所不信。”
淝水之战使谢安威望大大提高了，然而第二年在本可以进一步提高威望、权力的北征中，功绩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谢安地位不但不能与长期居要职、早建功勋的王导、桓温比，而且也不能与身为外戚、受遗诏辅政的庾亮相比。史称：“安功名既盛，而险诐求进之徒，多毁短安，帝由是稍疏忌之。”
再加上帝弟司马道子的排斥，谢安就不得不自求北镇广陵“以避之”，
并不久即死去。桓冲、谢安如此，两人之外高级士族还有谁可与君权抗衡呢？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两人都没有卓越才干，却能毫不费力地从高级士族手中收回大权，原因就在于此。
正因孝武帝恢复君主专制并非建立在主相二人才干杰出，以及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高级士族已无人能控制东晋政局，不得不对君主、皇族让步这一原因，所以收回大权之后，统治危机继续加深。“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毒赋年滋，愁民岁广”。范宁上书形容当时的统治危机是：“厝火积薪，不足喻也。”
事实证明，高级士族也好，皇族也好，都已腐朽无能。所以从孝武帝晚年起，社会上出现以下看法：
《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恩叔父孙泰是东晋官吏，根据种种迹象，“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东晋末谶云，“晋祚尽昌明（孝武帝字）”。《晋书》卷一〇《安帝纪》：谶又云，“昌明之后有二帝”。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桓玄从兄桓谦问刘裕，桓玄代晋何如？裕曰：“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后两句虽非真心话，前两句确是当时普遍看法。
这一些看法、谶语意味什么？意味东晋王朝已失去人心，人们从种种矛盾中预见它寿命不长了。
为了解决严重的统治危机，当时一般说有三条途径：一是由北方少数族政权打过长江，消灭东晋。但前秦灭亡之后、北魏统一之前，北方处于分裂割据和相互兼并状态，完全无力顾及江南。二是爆发农民起义，推翻东晋，建立新的由农民领袖掌权的新王朝。孙恩、卢循起义即其尝试。然而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起义最后失败了。剩下第三条途径，就是由腐朽性比较小一些的低级士族，压服和拉拢高级士族与皇族，执掌军国大权，取代东晋。刘裕正是在这样的客观需要下，因缘时会，脱颖而出，不但出身“寒微”而敢觊觎皇帝宝座，而且最后终于胜利地坐上了皇帝宝座。
然而在刘裕执掌大权之前，东晋高级士族并没有料到，也不甘心出现这种局面。他们看到皇族不行了，又想轮流做庄，把军国大权再次掌握到自己手中来。前述王恭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元显，为其第一次尝试。由于王恭之愚蠢无能和低级士族代表刘牢之转而支持皇族，这次尝试失败了。但高级士族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久，他们又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短剧，这就是桓玄篡晋。公元402年，高级士族代表荆州刺史、都督桓玄攻入建康，杀掉司马元显，害死道子，从皇族手中夺回大权；403年底，进一步推翻东晋，建立楚朝。这一系列斗争实质反映东晋末年的高级士族想用改朝换代的办法，欺骗舆论，以挽救晋孝武帝和皇族掌权以来激起的统治危机。下面略加申述。
首先，为什么高级士族要推桓玄为帝？为什么说他是高级士族的代表？就因为他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桓玄出身东晋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是桓温之子，和其他高门有千丝万缕之联系。特别因为桓温掌东晋大权二十多年，虽打击了一批对他有威胁的高门（如颍川庾氏），然更多的是辟举、拔擢了不少高门，包括王谢二族子弟（如王珣、谢安、谢玄，以及太原王坦之等），再加上婚姻关系，
所以当时高门多给桓玄支持。如司马道子当权，桓玄受到压抑，年二十二尚未出仕。太元十五年王珣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第二年桓玄即起家太子洗马；同年王珣转左仆射，谢琰为右仆射，桓玄又升义兴郡太守（洗马七品，太守五品）。
尽管桓玄本人还不满意，但在道子压制下，恐怕王珣、谢琰已尽了很大力量了。又如《世说·言语篇》记载，一次桓玄见司马道子，道子醉，当面指斥桓温晚年想篡位，桓玄吓得“伏不得起”
。这时道子的长史谢景重（谢安侄孙）竟敢说：“故宣武公（桓温）黜昏暗，登圣明（指废海西公，立道子父简文帝），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给桓玄解了围。《资治通鉴》卷一〇七又载，就在桓玄刚出仕之时，太学博士范弘之上书指斥桓温“不臣之迹”，王珣时为尚书左仆射，“以为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于是黜弘之为余杭令。这对桓玄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余嘉锡先生指出，“晋之士大夫感温之恩，多党附桓氏”。
大量材料证明，是有道理的。
第二，在无能、软弱的高级士族中，相对说，桓玄较有才干和魄力，所谓“承藉门资，素有豪气”。经过统治阶级间相互兼并，到402年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前，桓玄实力雄厚，统治地盘达“晋国三分之二”，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高级士族可与比拟，要从皇族手中夺回大权，建立新王朝，非他莫属。
其次，再来看看高级士族对桓玄的支持。
当时桓玄手下主要分两派。一派以高门泰山羊孚为代表，
他极力拥护桓玄。《世说新语·文学》第一〇四条称：桓玄进入建康后，羊孚时为兖州别驾，特意从京口赶来，“诣门，笺云：……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实质反映不少高级士族对桓玄从皇族手中重新夺回大权的支持，并寄托以挽救统治危机之希望。
桓玄对羊孚也十分信任，称他是自己的“腹心”。孚死，玄慨叹：“祝予之叹，如何可言。”把自己与羊孚比为孔子与颜渊的关系。然而正是这个羊孚，在世时“恒禁”桓玄篡晋。理由史不载，我想大概是怕篡位会招致风险，不如维持东晋之名，让桓玄以宰辅身份掌握实际大权来得保险。当然，也有可能并非原则上反对篡晋，而是反对在根基不稳时过早篡晋。
另一派以桓玄姐夫殷仲文为代表。仲文出身高门陈郡殷氏，祖融，曾任吏部尚书、太常卿；
从叔浩，历官扬州刺史、都督、中军将军，均较显赫；本人又“素有名望”。所以连第一流高门谢安之孙谢混，他也不放在眼里。
他与另一士族卞范之力主桓玄早日篡晋，
目的除了谋求个人富贵外，还因为司马道子父子腐朽统治和多次战争之后，危机严重，
人心不稳，想用这个办法加上伪造符瑞，来防止变故，稳定封建统治。
《魏书》卷九七《岛夷桓玄传》所谓的“既虑事变，且幸其利”，大概就是指的这一动机。以上两派政见虽然不同，但在支持桓玄上则是一致的。
诸桓氏子弟也不外乎这类态度。至于其他高级士族，对桓玄篡晋积极支持或不反对的也不少：
太原王氏：当时王坦之四子只剩下王愉一人。愉为桓温婿，愉子绥为桓玄甥，都大力支持桓玄。楚朝建，愉为尚书仆射，绥为中书令，均要职，“父子宠贵”。
琅邪王氏：首先是王导孙王谧以中书监、领司徒、兼太保的身份“奉玺册诣玄”，粉饰了禅代，因而“受宠桓氏”，已如前述。王导曾孙王嘏，由晋左卫将军（四品）升桓玄太常（三品）。
王彪之孙王讷之任桓玄尚书左丞，讷之子准之任尚书祠部郎。
陈郡谢氏：谢安孙谢澹，桓玄时“兼太尉”，地位甚高。谢安兄谢据之孙谢裕为桓玄黄门侍郎，领骁骑将军。谢据曾孙瞻仕桓玄为秘书郎。谢安弟谢铁之孙谢方明仕桓玄为著作佐郎。
颍川庾氏：由于遭桓温迫害，宗族已不繁盛，且与桓氏有仇，然仍有仕楚朝者，如庾亮曾孙悦为桓玄中书侍郎。
四族以外之高门追随桓玄的也不少。如南阳刘瑾为尚书，渤海刁逵为中领军，吴郡张敞为廷尉卿等。
这些高级士族不仅仕于楚朝，而且积极支持、吹捧桓玄，我们还可举出以下材料：
1.《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谢景仁即谢裕（见上），司马元显当权时受压抑，桓玄入建康，“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为高级士族打抱不平，并显示他与皇族不同，不断提拔谢裕至四品官（“领骁骑将军”）。而谢裕也不负桓玄期望，为之出谋划策。史称他“博闻强识，善叙前言往行，玄每与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范之之徒皆骑马散从，而使景仁陪辇”。有一次他留刘裕吃饭，“食未办，而景仁为玄所召。……俄顷之间，骑诏续至。高祖（刘裕）屡求去，景仁不许，曰：‘主上见待，要应有方。我欲与客共食，岂当不得待。’竟安坐饱食，然后应召。高祖甚感之”。后一事并不意味他重视刘裕，而是为了表示他与桓玄亲密无间，极得信任。联系前引太原王愉、王绥“父子宠贵”，琅邪王谧“受宠”，以及桓玄败后，刘裕上台，愉、绥谋反，谧从弟王谌也鼓动他“起兵为乱”，
就可看出，高级士族对桓玄绝非敷衍，而是真心拥戴。
2.《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玄为刘裕打败后，吏部郎曹靖之指责桓玄统治腐败，招致“神怒人怨”。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这些辇上诸君子无疑指的是一些地位高，经常接近桓玄，多半由高级士族充任的官吏。从曹靖之语气看，他们绝非少数。同传记载桓玄于篡晋前夕还曾“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数百人”。可见桓玄不但提拔原来受皇族压抑的某些高级士族（如谢裕之类），而且加意培养他们的子弟，作为楚朝官吏的后备军，因而所谓“尧舜之世”，恐怕也就不能不理解为肺腑之言。
3.《宋书》卷一《武帝纪上》：“桓玄虽以雄豪见推，而一朝便有极位，晋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尽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由是王谧等诸人时失民望，莫不愧而惮焉。”这段话虽旨在吹嘘刘裕，但据说晋内外大臣“尽心伏事”桓玄，却大体是事实。在朝大臣王谧之流已如上述；四方牧守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除益州刺史毛璩拒绝桓玄任命，其弟宁州刺史毛璠估计抱同一态度外，其他十几个牧守，没有一个抵制的。其中江州刺史郭昶之，直到桓玄被刘裕打败，由建康逃往江陵，路径寻阳，还在“给其器用兵力”，以至使殷仲文产生希望说：“败中复振，故可也。”所谓“臣主之分定矣”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总之，以上材料证明，东晋高级士族和内外大臣对桓玄从皇族手中夺权及篡晋，基本上是拥护支持的，并对他寄托以保护高级士族利益、挽救统治危机之希望。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自晋孝武帝以来，由于无能和软弱，高级士族连平庸昏聩的皇帝和皇族都对付不了，现在局面更复杂了，包括卢循农民起义军的继续斗争和以刘裕为首比较有才干的低级士族集团的竞争，又岂能独掌大权，特别是篡晋另立新王朝呢？篡晋就得戴上“篡逆”的帽子。尽管司马氏已不得人心，但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顽强存在，如果本人及核心集团没有特殊才干，是禁不住这顶帽子的压力的。《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刘裕在桓玄篡晋前对何无忌说：“桓玄必（《资治通鉴》作‘若’）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刘裕并非晋室忠臣，他这话的实际意思是：桓玄如不篡晋，就不能贸然反对他，篡晋，就容易打败了。这个意思从《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也可得到印证。传称：刘裕欲讨桓玄，“季恭以为……玄未居极位，不如待篡逆事彰，衅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可见篡晋确是桓玄被对手抓住的一条辫子。但桓玄失败更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他和手下谋士才干有限。桓玄才干虽比其他高级士族高出一筹，可以打败司马元显，但用来执掌大权，应付复杂的局面，却远远不够了。依羊孚方案，或许可多统治一些时日，急于篡晋，贻刘裕以口实，就只能加速崩溃。
桓玄本来像许多高级士族一样，文化方面颇有造诣，“文翰之美，高于一世”。余嘉锡先生评说：“盖是杨广、赵佶一流人物，但彼皆帝王家儿，适承末运，而玄乃欲为开国之太祖，为可笑耳。”
他的无能于掌大权、当皇帝后显得突出了。
史称桓玄“欲废钱用谷帛，及复肉刑，制作纷纭，志无一定，变更回复，卒无所施行”，“性苛细，好自矜伐……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诏令纷纭，有司奉答不暇，而纪纲不治，奏案停积，不能知也”。再加上桓玄又像一般高级士族一样，贪得无厌，穷奢极欲，“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爱珠玉，未尝离手”。篡晋后，“更缮宫室，土木并兴，迫严督促，朝野骚然，思乱者众”。同时桓玄又十分怯懦。早在他从江陵出发讨伐司马元显时，“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胡三省注：“史言桓玄畏怯。”那次是因司马元显比他更无能方才得志的。及桓玄执掌东晋大权，曾上表请北伐，扫平关、洛（后未行）；在准备时，“先命作轻舸，载服玩、书画。或问其故。玄曰：‘兵凶战危，脱有意外，当使轻而易运。’众皆笑之”。这里一是北伐中还要带服玩、书画，二是还没打仗先准备逃走。怪不得胡三省又说：“桓玄意态终始如此耳。时人误以为雄豪而惮之，故每遇辄败。峥嵘洲之战，刘道规等知其为人而径突之，一败而不能复振矣。”所谓峥嵘洲之战，指的是后来桓玄为刘裕败后的事。当时他逃回荆州，收集军队，重新率师东下，遇刘裕部下于峥嵘洲。时玄军要多数倍，众惮之。刘裕弟刘道规说：“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决机两阵，将雄者克，不在众也。”麾众先进，“玄常漾舸于舫侧以备败走，由是众莫有斗心”，遂大败。
桓玄的无能、怯懦和胡作非为，刘裕及其同伙都看在眼里。所以正当高级士族、内外大臣对桓玄“尽心伏事”之时，后来成为刘裕同党的王仲德却说：“自古革命诚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指桓玄），恐不足以成大事。”
北府兵的另一将领袁虔之早在桓玄篡晋前便对后秦姚兴说：“玄乘晋室衰乱，盗据宰衡，猜忌安忍，刑赏不公，以臣观之，不如其父（温）远矣。玄今已执大柄，其势必将篡逆，正可为他人驱除耳。”
这个“他人”是谁呢？无能和软弱的高级士族中已没有人了，历史使命便落到了刘裕头上。
当然，促使刘裕起兵反对桓玄，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桓玄对北府兵将领的屠杀。如前所述，北府兵主要将领本是低级士族出身的刘牢之。刘牢之手握重兵，而又有才干，但为了个人名位，反复无常。先背叛王恭投司马元显，后又背叛元显投桓玄，弄得“大失物情”。
所以第三次当桓玄刚进入建康他又要背叛桓玄时，部下诸将不干了，刘牢之被迫自杀。然桓玄向来畏惧、猜忌北府兵将领，实质反映没落的高级士族对有才干而又不驯服的低级士族和寒门的态度。所以刘牢之死后，桓玄并不罢手，乘北府兵将领群龙无首之机，先后杀掉高素、竺谦之等六人，“皆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另一方面对刘裕，由于他曾口头上表示支持桓玄篡晋（见前），又有军事才干，桓玄想先利用他征伐北方，于是使出了另一手，即拉拢、收买；同时仍不放松警惕，一直到刘裕起兵前夕，桓玄还在打听：“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
迫使刘裕为了保全自己，也不得不起兵。
由此可见，桓玄与刘裕之争，实质是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为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次较量。桓玄是高级士族推出的新的代表人物，妄图在皇族倒台后用改朝换代的办法稳固自己的统治。刘裕等人则是长期以来不为高门重视的低级士族、武将，他们看到高级士族之无能，准备取而代之。《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刘裕起兵后，桓玄甚惧，或曰裕乃乌合之众，势必无成。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这是反桓玄的三个主要人物。刘裕乃低级士族。刘毅，曾祖广陵相，祖、父两代无闻，叔父镇曾为三品清官左光禄大夫，但那是刘毅与刘裕一起打倒桓玄、贵显以后的事，不足为门第高之证据。
所以刘毅顶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士族的最下层。
至于何无忌，史但言为低级士族刘牢之甥，而不及其父系，则据婚姻关系推断为低级士族，当无大误。
桓玄的顾虑变成现实。较量结果，刘裕集团取得胜利。桓玄统治才半年便垮了台。高级士族的最后一张王牌失灵了。从此在东晋历史上，军国大权第一次落到低级士族、武将刘裕等人手中。事实证明，受到门阀制度腐蚀而无能、软弱的高级士族已没有资格独力支撑封建大厦，必须要由低级士族来充当顶梁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