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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要写一篇关于“意识”的百科全书条目。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影印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百科全书条目，并追踪了历史上的参考文献。我想知道，在西方哲学的漫长历史中，是否有一条线索般的、贯穿人性的共通的哲学洞察：理解意识心灵的长久努力。令我惊喜的是，我找到两条这样的本质洞见。
第一个是，意识是一种高阶的知识形式，伴随着思想和其他心灵状态。拉丁文中的
conscientia
概念，是英文和罗曼语族中所有后来发展出来的术语的词源，而这个概念又是从
cum
（“伴随”“一起”）和
scire
（“知道”）衍生而来。在古典时代和基督教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
conscientia
典型的意思指道德良知或某些人群共享的知识——同样，通常指道德观念。有趣的是，真的有意识（being truly conscious）和道德洞见相关。（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可能与道德良知相关，这难道不是个美好的观念吗？哲学家们对他们称作僵尸的实体就会有一个新的定义——一个不讲道德的人，睁着双眼、伦理上却长眠不醒的人。
）
无论如何，经典理论大都认为，要想有意识，得先在你心里安上一个理想的观察者，除了道德引导，这位内在的见证者也提供关于你心灵状态内容的隐匿且全然私密的知识。意识将你的思想服从这位理想观察者的道德判断，从而将思想和行动联系起来。对于这些认为意识即良知的早期理论，无论我们现在会怎么看待，它们无疑具有哲学上的深度和极大的美感：意识是一个内在空间，为真实的人类与其内在的理想化身提供了一个接触点，也是唯一可以让你在死之前与上帝同在的空间。然而，自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时代开始，认为 conscientia 不过是关于心灵状态的更高阶知识的哲学阐释开始占据主流。这与确定性有关，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意识就是当你知道时，你知道自己知道。
第二个重要洞见是整合的观念：意识把事物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全面、共时的整体。当我们拥有这个整体，世界就向我们呈现。当来自你的感官的信息流被统合起来，你就经验到这个世界。当你的感觉分离开来，你就丧失意识。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或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这些哲学家就曾将“意识的统一性”理论化：在每个时间点，将你意识经验的所有不同部分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实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今，注意到这样一点饶有趣味：第一个本质洞见——知道你知道某事——主要在心灵哲学中得到讨论
，而意识的神经科学则专注于这个整合问题：对象的特性（features）是如何被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意识的统一性，那么后一种现象——关于动态、全局整合的单一世界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去检视的。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心灵哲学中讨论的自上而下版本，还是神经科学所讨论的自下而上版本——是一体两面的。
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界中的经验——真正的平行现实在你心中敞开的经验——会是什么样子？也会有平行的观察者存在吗？单一世界的问题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容易被忽略：为了让世界向我们显现，它首先得是一个世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我们在一个单一的实在中过着有意识的生活似乎显而易见，我们每天早上醒来见到的世界，与前一天醒来见到的是同一个世界。我们的隧道是一个隧道：没有后巷、小道，或其他的路径。只有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体验大剂量致幻药物的人，或许才能设想同时生活在不止一个隧道中意味着什么。意识的统一性是大脑的主要成就之一：你当下经验的所有内容都无缝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即你所生活在的世界，这个现象学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不过，整合问题首先得从若干亚全局层次解决。想象你不再能将所见物体的各种特质——它的颜色、表面质地、边缘等等——结合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在一种已知的统觉失认症（apperceptive agnosia）的失调中，尽管患者低层次的视觉处理是完整的，却没有一个连贯的视觉模型在意识经验的层次上出现。患者通常具有一个有意识感知到的完好视野，但无法辨认他们正在看的东西是什么。例如，他们无法区分形状，也无法相互对应形状，或者摹画。统觉失认症通常是由于大脑缺氧导致的，例如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很可能会有一个整合、连贯的视觉世界模型，但特定类型的视觉信息不再能为其所用。在功能层次上，他们无法使用完形组合（gestalt grouping）或图形/背景关系（figure/ground）的提示去组织其视野
。再来想象，你不再能够把你对一个物体的感知，与使你能够辨识它的范畴知识整合起来，从而，无法主观地经验到你正在感知的是什么——就像在实体觉缺失（asterognosia，无法通过触觉辨识物体，通常与初级体感皮层的两个区域受损有关）或自体部位失认（autotopagnosia，无法辨识或指认自己的身体部位，也与皮质损伤有关）中一样。也有病人罹患所谓的分离失认（disjunctive agnosia），患者无法整合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其意识生活就像发生在一部声轨错误的电影中。一位分离失认患者这样描述他的经验：“某人站在我面前，我可以看到他的嘴在动，但我注意到，嘴巴的动作和我听到的声音对不上。”
那么，要是一切都分崩离析会怎样？有些大脑受伤的神经病患曾描述过“碎片化的世界”，但在这些病例中，至少还是有某种世界留下来——某些首先可被经验为碎片化了的东西。如果统一的、多样态的景象——此时此地、如此这般的情境——完全消解的话，我们将直接化为空白。世界不再向我们显现。
神经科学提出了数个新的想法和假说，来解释“世界结合”（world-binding）这一功能是如何运作的。其中一个是动态核心假说（dynamical core hypothesis）
：一个高度整合且内部分化的神经动态模式，是通过数百万个神经元不断激发而产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ani），正是这假说的主要倡导者，他讲到神经元的“功能簇”（functional cluster），而我则造了因果密度（causal density）这么个概念。
基本想法很简单：全局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就像一个从大海中涌现的海岛——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将你的意识构成为一整体的巨大的神经性质集，在任一时刻在其总体中支撑你经验的世界模型。全局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有多个不同层次的描述：动态地讲，可以将其描述为一座自成一体的海岛，由密集耦合的因果关系构成，从远不那么连贯的神经元活动流的水面上涌现。或者，可以采取神经计算的视角，将全局意识的神经相关物视作大脑中信息处理过程的结果，其由此也作为信息载体而起作用。这时，它成了某种更抽象的东西，可以将其想象为飘浮在神经生物学基底上方的信息云。这种信息云的“边界”是功能上的，而非形体上的；信息云由你头脑中广泛分布的神经元激发而物理地实现。就像真实的云由悬浮在空中的小水滴构成，构成你意识经验之整体的神经元激发模式则是由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轴突的突触的放电和化学过渡构成。尽管它是连贯的，但严格说来，它在大脑中并没有固定的位置。
可它为什么是连贯的？是什么将所有的小水滴——所有的微小事件——融为一体？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个统一的整体之所以出现，得益于有意识大脑的活动中出现的时间精细结构——神经元发放和同步振荡的韵律性舞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整体的边界是功能性的边界，从由无数整合度较低、耦合密度较低的神经微事件构成的海洋中勾勒出意识之岛。任何在这朵发放神经元之云中的信息，即是有意识的信息。任何在这朵云的边界（“动态核心”）之内的东西，都是我们内在世界的一部分；任何外在于它的，则不是我们主观实在的部分。由此，意识经验可以被视作大脑总体的神经动力学的一个特殊的全局性质，一种基于全局整合数据格式的特殊信息处理形式。
我们还拥有第一批数学工具，使我们得以描述意识动态核心中的因果复杂度。抛开技术细节不谈，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大脑中的自组织如何在整合与分离之间达到最优平衡，同时创造出惊人的丰富多样的意识内容以及意识的统一性。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想要意识具有的，不是一个全局同步的统一状态，不是许多神经细胞同时一起发放的状态。在诸如深度睡眠或癫痫发作期间的无意识状态下，就发现了这种统一性；在这些情况下，同步性抹消了内部的复杂度：这就如同同步性掩盖了所有的颜色和形状，以及构成我们世界的物体。我们想要大规模的连贯性横跨大脑中的许多区域，灵活地将许多不同的内容结合到一个意识体系中：就像文字结合到书页中，书页结合到书本中，拿着这本书的手结合到你的身体自我中，而这个自我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中，读解着这些文字。我们需要一个意识的统一体，其内部要尽可能地差异化。另一方面，最大化的差异也不是最优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会因而碎裂成许多不相连的心灵内容，而我们则将失去意识。意识的诀窍是在部分和整体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在任一时刻，大脑中广泛分布的神经元网络似乎刚好达到这种平衡，就像由神经细胞形成的云，弥散在空间中，以复杂的同步活动模式发放，或许一个模式嵌于下一个模式之中。就像水滴形成一朵真云，在任何给定时刻，某些元素从总体中离开，同时另一些则加入。意识是一个从无数物理微事件中涌现的大规模统一现象。只要内在关联和因果耦合的程度高到足以让你大脑中舞动的微事件海岛涌现出来，你便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实在之中。一个单一、统一的世界即向你显现。
这种涌现也可能在“离线状态”期间发生，例如在睡梦中。不过，在睡梦中，内容之间的联结不那么好，这也是为什么你的梦境现实时常如此古怪，为何你难以集中注意力，为何场景接续得那么快。尽管如此，梦境中仍然有一个总体的情境，你也仍然是在场的，而这则是现象经验为何在梦中持续的原因。但当你进入深层睡眠时，海岛融回到大海中，你的世界也随之消失。我们人类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知道：睡眠是死亡的胞弟，睡着意味着离世界而去。
当前意识研究的一个引人好奇的特征是，古老的哲学理念如何以新的伪装重现在最尖端的神经科学中。亚里士多德和弗朗兹·布伦塔诺都指出，有意识地感知必定也意味着觉识到其此时此刻正在有意识地感知这一事实。某种意义上，感知发生时，我们必定察觉到这一感知。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创造出现在对你手中书的意识感知的大脑状态必定有两个逻辑部分：一个描绘书，一个持续地表征这个状态本身。一个部分指向世界，一个部分指向其自身。意识状态正是那些在表征其他事物的同时“元表征”自身的状态。这个经典的想法有逻辑上的问题，但这一洞见或许可以保留在一个经验上合理的框架中。
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神经科学家维克多·拉姆（Victor Lamme），与位于巴黎的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尔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以及位于萨克雷的法国国家原子能研究所的NeuroSpin中心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实验室的共同工作趋向于表明，所谓的“递归连结”（recurrent connection）是意识的功能基础
。例如，在意识视觉处理中，高层信息动态地映射回低层信息，但都指涉同一个视网膜成像。每次你的眼睛落在某个场景之上（记住，你的眼睛每秒约有三次扫视眼动），当下的影像都有一个前馈-反馈循环，这一循环给予你对这一场景更详尽的意识感知对象。在这些前馈-反馈循环中，你不断拍摄一张张对世界的意识快照。一般意义上来讲，该原理即是，从较高脑区到较低脑区的近乎不间断的反馈环中创造了一个持续的循环，这是一个嵌套着信息流的环流，其中几毫秒前发生的事被动态地映射回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之中。这样一来，转瞬的过去持续地为当下创造情境——过滤出什么是当下可被经验的。我们看到，古老的哲学理念如何被现代的神经科学在具体的层次上改进、阐发。一个长期的情境环就此建立。而这可能是对意识经验创造世界的本质的一个更深的洞见：意识信息似乎被统合起来，恰恰是因为构成其基底的物理过程映射回自身，并成为自身的情境。如果我们不将这一想法应用在单一表征，例如你手中苹果的视觉经验，而是应用在大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统一刻画上，那么动态的意识经验流仿佛就是大脑将已有的知识持续、大规模地应用到当下情境上的产物。如果你是有意识的，那么感知、学习和生活的总体过程便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情境——而这也是你的现实如何变成一个你活在其中的现实。
另一个进入单一世界问题的引人入胜的科学途径正日益受到关注。人们早就知道，在深度冥想中，统一并全面整合的经验格外显著。因此，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意识，为何不去跟在最纯粹的形式中陶冶意识的人们谈谈呢？或许更好的是，在他们的心灵达到最大化的统一和整体性时，使用我们现代的神经成像技术直接看看他们的大脑。
安东尼·卢茨（Antoine Lutz）及其同事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W.M.凯克功能性大脑成像与行为实验室研究了经历过至少一万小时冥想的西藏僧侣。他们发现冥想者自我引发了持续的高振幅的伽马波神经振荡和全局的相位同步，这些在他们冥想时的脑电图记录中可见
。在某些冥想者身上发现的高振幅伽马波活动，这在科学文献中已得到有力报道。这为何如此有趣？就像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与其共事者表明的，由成群的神经元以每秒四十次的同步发放所导致的伽马波振荡是目前创造出统一和整体性的最佳候选者之一（尽管它们在这方面的具体角色仍然颇有争议）。例如，在有意识的物体感知的层次上，这些同步振荡通常使物体的各种性质——例如苹果的边缘、颜色和表面的质地——连贯成单一统合的感知对象。许多实验表明，可能正是同步发放区分了获准进入意识的神经元集群和那些以不协同的方式发放因而未能进入意识的神经元集群。同步是一种强大的因果力：一千个士兵一起走过一座桥，桥安然无恙；然而，如果他们步调一致地行进，桥很可能会坍塌。
神经元反应的同步性也在“图形-背景”分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那就是跃出效应（pop-out effect），它使我们在背景下感知物体，使一个新的完形从感知场景中涌现。乌尔里希·奥特（Ulrich Ott）是德国冥想研究的领军者，在吉森的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的本德神经成像所（Bender Institute of Neuroimaging）工作。他向我提出一个有趣的想法：深度冥想是否是一个过程，或许是唯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有时可以将全局的背景转换为一个完形，即意识本身的主要特征？这一假设恰到好处地与许多人的这一直觉吻合，安东尼·卢茨即是其一：经验中基本的主体/客体结构可以在这种状态中被超越。
有趣的是，这些高振幅振荡活动在几十秒内由经验丰富的冥想者大脑中涌现。他们不能直接打开其开关；相反，只有当冥想者轻松做到“超脱”时，这些活动才开始展现。完全的冥想状态只会缓慢出现，但这也正是理论预测的：作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现象，为意识的统一性奠基的神经元同步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成形，因为达到同步所需的时间与神经集群的大小成正比——在冥想中，必须形成一个由数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协调群集。振荡也与冥想者口述的冥想经验的强度有关——也就是说，振荡与对强度的报告直接相关。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大脑的基线活动在冥想后有显著变化。显然，重复的冥想练习改变了意识的深层结构。如果冥想可被视作一种心灵训练的形式的话，那么事实证明，伽马波范围内的振荡同步打开了正确的时间窗口，而这对于有效促进突触的变化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当表征比如说这本书的光泽、表面材质和重量的广泛分布的神经元开始共舞、同时发放，特征捆绑（feature-binding）就发生了。这种有节奏的发放模式在大脑中创造了连贯的云，一个为你在特定的时刻表征单一物体——这本书——的神经元网络。将一切凝聚在一起是时间上的融贯。意识的统一性也因而被视作人脑的一个动态性质，涵盖多个层次上的组织，它随着时间自组织，并随着其逐渐展开而不断寻求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最优平衡。它在脑电图中表现为一个缓慢演进的全局性质，正如冥想者向我们展示的，它可以从内部、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培养和探索。请参阅本章末的沃尔夫·辛格访谈。
下一个问题对于构建一个完整意识理论而言更为困难。
这是件让身为哲学家的我总是感到既迷人又深深困惑的事情：对物理宇宙的完整科学描述并不包含有关何时是“现在”的信息。这样一个描述确实避免了哲学家所谓的“索引词”（indexical terms）。不会有指针或红色的小箭头告诉你“你在这里”或“就是现在”。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大脑的工作就是它不断地告诉带着它的生物体何地是这里、何时是现在。这个经验性的现在，是现代意识理论的第二大问题。
生物性的意识隧道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大脑中实在的内在模型的隧道。它也是一个时间隧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现在隧道。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种更微妙的内向性形式，即一种在时间域中，主观地经验到的内向性。
经验上的说法需要处理短期记忆和工作记忆、神经网络中的递归循环，以及将单个事件向更大的时间完形结合（通常简称为“心理当下”）。现在问题真正让人烦扰的是其概念性：很难说这个谜题究竟包含什么。在这点上，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一贯引用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第十四章中的一段。圣奥古斯丁的名言：“那末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现在问题的首要困难不是神经科学，而是如何适当地表述它。我来尝试一下：意识是时间中的内向性。通过在你的心灵中创造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时间内在性的空间——将世界呈现给你。一切都在现在之中。无论你经验到什么，你都将其经验为在此刻发生的。
一开始你可能会不同意：我关于上次在海滩上漫步的有意识的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指涉的难道不是过去的事情吗？而我关于下周去山里旅行的有意识的思想和计划，难道不是指向未来吗？没错，这是对的——但它们却总是内嵌在一个自我的意识模型中，这个自我正在回忆着海滩上的海星，此时此刻正计划着一条登顶的新路线。
就像伟大的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所说，意识经验的一大功能是“标示这个危险的当下”
。意识的一大功能是帮助生物体保持在即时的当下——自身和环境中的所有的性质都可能快速、不可预测地变化。这一想法与圣迭戈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伯纳德·巴尔斯提出的经典概念相关，他以《意识的认知理论》（A Cogniti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一书为人所熟知，在书中概述了作为意识模型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workspace theory）。他把意识比喻为心灵中全局工作空间的内容，这意味着只有关键的方面才被表征到意识中。意识信息就是必须同时可被你的每一项认知能力所取用的信息。只有当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以及将需要什么能力（注意力、认知、记忆、运动控制）去对迫在眉睫的挑战做出恰当的反应，才需要一个意识表征。这种关键信息必须保持活跃，以便不同的感官或大脑机制可以同时取用它。
我的想法是，这种“同时性”（Simultaneity）正是我们需要一个有意识现在的原因。为了做到这个，大脑学会了模拟时间的内在性。为了创造一个共同的平台——就像让各种专门的脑区可以张贴信息的黑板——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是时间参照系。尽管严格来说，外部世界中并不存在“现在”这回事，事实表明，将世界的内在模型围绕着这样一个“现在”组织起来是适应性的——为大脑中的所有机制创造一个共同的时间参照系，以便它们可以同时取用相同的信息。为了被标示为实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需要以特别的方式表征。“过去”外在于时间，未来也是。但也有内在于时间的，这个时间，现在，你正处于的时刻。一切你有意识的思想和感受都发生在这个即时的当下。
我们如何在生物学大脑中发现这种特殊形式的内向性？当然，有意识的时间经验还有其他元素。我们经验到同时性。（你可曾注意到，你无法在同一时刻意愿两个行动，或同时作出两个决定？）我们经验到接续：一段音乐中的音符、我们心中飘过的两段思想，都是一个接着另一个。我们经验到持续：音乐中的一个音调，或者一段情绪，可以在时间中持续。这一领域的先驱，神经科学家恩斯特·波普尔（Ernst Pöppel），和他的同事、慕尼黑大学人类科学中心的主任伊娃·卢瑙（Eva Ruhnau）将所有这些涌现的东西描述为“时间完形”（temporal gestalt）
：音符可以形成一个动机——一种前进性的声音模式构成一个整体，你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都能将其辨识出来。同样，单个的思想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意识经验，这可以被描述为推理的展开模式。
顺带一提，在一个单一时刻，你可以有意识地经验到的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上限：几乎不可能将持续三秒以上的音乐动机、有节律的诗或复杂的思想经验为一个统一的时间完形。当我在法兰克福学习哲学的时候，教授们通常不在授课中即兴演讲；相反，他们念九十分钟的手稿，将又臭又长的句子连珠炮般射向学生。我怀疑这些课程根本不以成功交流为目的（尽管他们时常以此为主题），而是一种智识上的大男子主义。（“我要通过喷涌出精妙复杂且仿佛永无止境的句子，来证明你们在智识上低人一等。这将击垮你的短期缓存，因为你无法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时间完形。你什么也理解不了，而你将不得不承认你的隧道比我的狭小！”）
我想，许多读者也曾遭遇过这类行为。这是一种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心理策略，一种形式更加精妙的卖弄行为在学界大行其道。使得这种新型的大男子主义得以可能的，是“现在”的移动窗口有限的承载力。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持存的对象和有意义的事件链条。构成所有这些对持续、连续的经验以及时间整体的形成的是“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为了理解一个世界的显像是什么，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关于人脑如何产生这种对当下时间感的理论。
“当下”是意识经验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大脑可以解决单一世界问题却无法解决现在问题，世界就无法向你显现。在深层意义上，显像就是当下，而时间即时性的主观涵义，就是对时间的内部空间的定义。
超越这种主观的现在性，逃离“当下”的隧道，是否可能？想象你迷失在一个白日梦中。完全迷失。你有意识的心灵不再“标示这个危险的当下”。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上那些经常这么做的动物没能存活到成为我们的祖先；因为它们会被其他更少耽溺的动物吃掉。不过，在你完全脱离当下的周遭环境的时刻，例如，在一场清晰的白日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你骤然身处他方。另一个即时的现在在你心中涌现。现在性是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然，这也是一个错觉。现代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从未触及“现在”，因为神经信息处理本身也花时间。信号花时间从感觉器官沿着体内的多处神经通道传到大脑中，它们还要花时间被处理以及转化成物体、场景和复杂的情境。所以，严格来说，你经验为当下时刻的，实则都是过去。
如此看来，为什么哲学家们谈论“现象”意识或“现象”经验，就变得明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显像。现象的“现在”是现在的显像。大自然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间优化了我们的时间经验，使我们将某些事情经验为正发生在现在，因为这种安排在功能上足以组织我们的行为空间。不过，从更严格的哲学角度来看，有意识的“现在”的时间内向性是一种错觉。不存在与实在的直接接触。
这一点给了我们第二个关于意识的类隧道本质的根本性洞见：当下感是人脑创造出来的一种内部现象。外部世界不仅没有颜色，也没有当下时刻。物理时间持续地流动。物理宇宙并不知道被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称作“似是而非的当下”（specious present）的东西，也不知道有个延展的或“模糊的”当下时刻。大脑是个例外：对于某些物理有机体，例如我们，已证明可以将穿行实在的路径表征为仿佛有一个延展的“现在”，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串起单个时刻的链条。我喜欢詹姆斯的隐喻：“现在”不是刀锋，而是自有宽度的鞍背，我们栖坐其上从两个方向上看时间。当然，从人类意识中那错觉式的、模糊的“现在时刻”来看，并不意味着某种并不模糊的“现在”无法在物理层次中存在——但记住，对宇宙的完整的物理描述不会包含“现在”一词；不会有红色的小箭头告诉我们“这是你在时间序列中所处的地方”。自我隧道与上帝视角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好相反。它有“现在”，有“这里”——还有存在于此时此地的“我”。
这个即时的“现在”具有迷人的双重面向。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错觉（“现在”是一个显像）。然而，有意识的“现在”的移动窗口，已被证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有功能上的优势：在我们的祖先奋力求生的环境中，它选取了与物理世界交互的正确参量，并以这样的方式成功结合了感知、认知和有意识的意志。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知识形式：关于这种身体以及这些眼睛、耳朵和肢体的作用的功能性、非概念性的知识。
我们在当下时刻所经验的，包含了关于如何以流畅且具适应性的方式整合我们的感官感知和运动行为的默会知识。不过，这类知识仅适用于见于地球表面的那类环境。在宇宙其他地方的其他有意识的存在者，可能演化出完全不同形式的时间经验。他们可能被冻结在一个永恒“现在”中，或者有一个非常高的解析度，只消地球上的几分钟，他们就可以经验到比百万人类终其一生所经验到的还要强烈的单个时刻。他们可能是无聊大师，时间流逝对之极度缓慢的主体。一个很好（也更困难）的问题是，主观的时间经验有多少的变化空间？如果我的论证是合理的，有意识的心灵每次只能被置于一个单一、真实的“现在”中——因为这是意识的本质特性之一。同时生活在两个以上完全对等的“现在”，拥有一个从时间序列上的多个点产生出来的主观视角，在逻辑上是否可能？我看不行，因为不会再有一个单一的、当下的“自我”拥有这些经验。此外，很难想象我们能适应一个经历多重即时“现在”的情境。因此，从严格的哲学视点或从物理学家的视角来看，虽然不存在诸如延展的现在这样的东西，但在诸如我们这样有意识的存在者碰巧在大脑中表征时间的方式背后，必定有深层的生物学真理和深邃的演化论智慧。
即便考虑到心灵和意识的极端唯物主义观点，人们也必须承认，有一个复杂的物理性质（就我们所知）只存在于这个星球的生物神经系统中。这一新性质即为“当下”的虚拟窗口，被安置在脊椎动物，尤其是高等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这就是即时的“现在”。物理时间流动在这个性质出现之前就存在，但接着一些新事物附加上来——对时间的表征，包括错觉式的、模糊的现在，以及大脑中具有这种新属性的生物并不将其当作一种表征。数十亿有意识的、表征时间的神经系统创造了数十亿个体视角。
就此，我们也触及了遍及现代意识研究的一个更艰深、更普遍的原则。我们能以一种理智的、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的主观经验的方面越多，对这个自组织物理宇宙本身的看法也将改变得越多。显而易见，物理宇宙本身以一种非妄言、非隐喻性，且非神秘性的方式，拥有一个使主观性涌现的内在潜能。粗糙版本的客观主义是错的，实在远比我们所想得更为丰富。
最小的意识是一个世界的显像。然而，如果我们解决了单一世界问题和现在问题，我们所有的只是大脑中的统一世界模型和当下时刻模型。我们有对单一世界的表征和对单一时刻的表征。显然，世界的显像是某种不同的东西。设想你突然可以意识到整个世界、你自己的身体、你手中的书，以及所有你当下的环境都是一个“心灵模型”。这还会是意识经验吗？
现在，试着去想象某种更困难的东西：你此刻正享有的这股坚实的“当下感”，其本身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影像。它是你大脑中的时间表征——一种假象，不是真实的事物。如果你可以把自己从当下的时刻抽离——如果这个此刻的“现在性”（Now-ness）结果并不是真正的“现在”，而不过是你心中对当下的一个精致描绘，会发生什么？你还有意识吗？这不仅仅是一个经验问题；它还有着鲜明的哲学意味。关键的问题是，在你读到“世界呈现”时，如何从世界模型和现在模型中得到你所拥有的东西。
答案在于现象表征的透明性。回想一下，如果使用表征的系统无法将其认作一个表征，那么这个表征就是透明的。如果大脑没有机会发现其中运作的世界模型是一个模型，那么这模型是透明的。如果大脑没有机会发现关于此刻的模型不过是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信息所处理的结果，那么这一模型是透明的。想象你正在电视上看《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这部电影，你刚好看到得胜的猿人把他的骨头武器扔向高空的那一幕，这时，镜头跳到未来，那根翻滚的骨头的画面和宇宙飞船的画面叠映。海伍德·R.弗洛伊德（Heywood R.Floyd）博士搭乘登月艇抵达月球基地克拉维斯（Clavius），并与当地的苏联科学家讨论对月球上巨石的发现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社会混乱的潜在可能”。当他们亲临黑色巨石，探险团队的一位成员伸手抚摸它光滑的表面，与几百万年前猿人展露出的敬畏和好奇相映成趣。科学家和宇航员们聚集在它周围合影，突然他们的耳机里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高音——阳光照射巨石时所发出的一声巨响。你完全被这幕在你面前展开的场景攫住，与那些困惑的宇航员们别无二致。然而，你随时可以将自己从电影中抽离出来，并意识到有一个与之分离的你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仅仅观看着全部这些。你也可以上前靠近屏幕，检查上面的小像素，上千个疾速闪烁的小方块，只要你在几码之外，便产生一幅持续流动的影像。这幅流动的影像不仅是由单个的像素组成，其时间上的动态也根本不是真的连续——单个的像素依照某种特定的节奏明灭闪烁，以不连贯的节奏变化颜色。
你无法这样远离你的意识。它是一种不同的媒介。如果你看着手上的书，并尝试去捕捉单个的像素，你什么也看不到。书的显像是致密且不可入的。视觉注意力无法像你近距离观看电视屏幕时发现单个像素那样，去消除书本经验的流动性和连续性。你大脑激活对这本书的视觉模型以及将它与你的手指触觉整合的速度太快了。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个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产生“像素”的系统同时也是试图侦测它们的系统。当然，在大脑不断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像素一样的东西并不真正存在。然而，你无法将对这本书的感知分解成像素的原因除了大脑整合速度外，还可能是什么？如果你的大脑运作得慢得多（比方说，假如它可以察知一年的时间跨度，但无法更短），你仍然无法察知这些“像素”。你仍然会感知到时间的无缝流动，因为我们大脑的有意识运作不是一个单一的均质事件，而是一个多层的事件链条，其中不同的处理过程密集耦合、全程交互。大脑产生了被叫作高阶表征（higher-order representations）的东西。如果你专注于你对于某个视觉对象（比如这本书）的感知，那么至少有一个二阶的过程（即专注加工）把一阶过程——在这个例子中是视觉感知——作为其对象。如果一阶过程，即所见对象——你手中的书——产生的过程，在一个比二阶过程（即你将注意力转向这一新内在模型）更小的时间窗口内整合其信息，那么一阶层次上的整合过程就会变得透明，意即你无法有意识地经验到它。你必然也看不到这个基本的建构过程。透明性与其说是信息处理速度的问题，不如说是不同类型的处理（比如注意力和视知觉）相对于彼此的速度的问题。
书的模型迅速而轻松地与其他模型（例如你手的模型和书桌的模型）相结合，并无缝整合进你经验总体的意识空间中。由于经过数百万年的优化，这一机制是如此快速可靠，以至于你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它让大脑对其自身不可见。你只与其内容有接触，而从未见到过诸如此类的表征；因此，你有种直接与世界接触的错觉。这就是你何以成为一个素朴实在论者——一个自认为与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相接触的人。
如果你作为一名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交谈，他们会给你介绍许多新的概念，你会发现其中有些极为有用。我发现格外有帮助的一个是代谢代价（metabolic price）的观念。生物大脑如果想要发展出新的认知能力，它必须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所用的通货就是糖类。要发展这种新能力并使其保持稳定，必须要有额外的能量可用，并消耗更多的葡萄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一个动物要演化出颜色视觉，这一新性状必须由对其可用的新的食物和糖类来源来代偿。如果一个生物有机体想要发展出有意识的自我，或用概念思考，或掌握一门语言，那么迈向一个新层次的心灵复杂度的这一步必须是可维持的。这需要额外的神经硬件，而这种硬件需要燃料。这里的燃料就是糖类，而这一新的性状必须使动物得以在其环境中寻找到这些额外的能量。
同样，任何好的意识理论必须得揭示出意识是如何为其自身偿付代价的。（原则上，意识可能是别的自偿性状的副产品，不过，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稳定这一事实表明它是适应性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必须解释一个世界向你显现是如何使你能够从环境中获取比僵尸更多的能量。这个演化视角也可以帮我们解决素朴实在论的困惑。
我们的祖先不需要知道一个熊的表征正在他们的大脑中激活，或正在专注于表征着一只缓慢逼近的狼的内在状态。因此，这两个图像都不需要他们燃烧宝贵的糖类。他们需要知道的只是“那儿有熊”或“狼正从左方靠近”。知道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世界模型和现在模型，这对于生存来说并无必要。这种额外的知识需要形成被哲学家称作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s）的东西，或者说关于其他图像的图像，关于思想的思想。它需要大脑中的额外硬件和更多的燃料。演化有时会偶然产生多余的新性状，但这些奢侈的性质很少能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对于为什么我们对世界的意识表征是透明的——为什么我们从根本上无法将它们认作表征——以及为什么这提供了一个可行、稳定的生存与生殖策略，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是元表征的形成不会划算：就我们需要从环境中找到额外糖类来看，元表征的代价太高了。
一个更小的时间尺度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为什么我们生来都是素朴实在论者的方式。为什么我们察觉不到意识的类隧道本质？如前所述，直接触及外部世界的强烈错觉与我们大脑中神经信息处理的速度有关。进而，主观经验并非由单一过程产生，而是由多种交互的功能产生：多感官的整合、短期记忆、注意力等等。我的理论是，意识本质上是专注能动性的空间（space of attentional agency）：有意识的信息就是我们大脑中刚好在当下激活的那组信息，我们能有意地将我们的高层注意力指向它们。低层注意力是自动的，可被完全无意识的事件触发。感知要成为有意识的，并不意味着你借助注意力机制有意进入它。正相反，我们觉察到的大部分东西只在意识的边缘而非位于其焦点。不过，任何可被注意力有意指向的东西，都会被有意识地经验到。尽管如此，当我们小心地将视觉注意力指向某个物体，我们本质上还是无法意识到这些更早的处理阶段。“看仔细点”也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注意到在大脑中产生书本的建构过程。事实上，注意力常常做的恰恰相反：通过稳定感官对象，我们使其变得更加真实。
这就是为什么隧道的墙壁对于我们是不可穿透的：即便我们相信某样东西不过是一个内在的建构，我们也只能将其经验为被给予的，而永远无法经验为被建构的。这一事实很可能在认知上对我们是可行的（因为我们对之可能会有一套正确的理论或概念），但在注意力或内省上它不是可行的，仅因为在主观经验的层次上我们没有一个在隧道“之外”的参考点。无论什么向我们显现——无论它以什么为媒介——都会显现为实在。
请尝试一下仔细检视看到并同时触摸你手中的书，以及感受其重量的整体经验。竭力去意识你大脑中的建构过程。你将发现两件事情：第一，你做不到；第二，隧道的表面不是二维的：它具有相当的深度，并且由非常不同的感觉性质组成——触觉、听觉，甚至嗅觉。总而言之，隧道有一个高维度、多模态的表面。所有这些导致你无法将隧道的墙壁辨识为一个内表面，这根本不像你曾有过的任何隧道经验。
神经现象学的穴壁为何如此难以穿透？一个回答是，为了有用（就像你的个人计算机的图形用户界面的桌面），洞穴的内表面必须是封闭且完全真实的。它像一台动态过滤器一样。想象一下，当你看着手中的书时，你可以内省地觉察到信息处理的更深层且更早期的阶段，会发生什么？表征会不再是透明的，可它仍然处在隧道的内部。交互模式的洪流会骤然向你涌来，不同的解释和竞争激烈的联结将入侵你的现实。你会迷失在每毫秒发生在你大脑中的无数微事件中——你会迷失在你自己心中。你的心灵将爆发出无穷无尽的自我探索的循环。这可能就是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1954年的经典作品《知觉之门》（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中引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话所意指的：“如果知觉之门被清扫干净，万物会如其所是地向人显现，无穷无尽。因为人已将自己封闭起来，直到他透过他洞穴的窄缝看见万物。”
现象透明性的动态过滤器是大自然最引人入胜的发明之一，而且它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对于周遭世界的内部影像是相当可靠的。为了能成为好的表征，我们关于熊与狼、手中的书、朋友的笑容的意识模型，必须充当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必须是洁净且通透澄澈的。这就是现象的透明性：它是可靠的意识感知之所以轻松自如且无缝衔接的原因，它是以足够精准的方式描绘我们周遭世界的可靠的意识感知的标志。我们不必知道或关心这一连串的小奇迹如何在大脑中展开，就能享有作为连接实在的不可见界面的意识经验。只要不出岔子，素朴实在论就会促成一种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
然而，问题出现了。有不是素朴实在论者的人吗，或素朴实在论被抛在脑后的特殊情况？我的理论——主观性的自我模型理论——预测，一俟意识表征变得不透明（也就是说，一俟我们将其经验为表征），我们就会抛弃素朴实在论。不带素朴实在论的意识确实存在。在其他二阶表征的帮助下，当我们意识到建构过程，意识到最后的稳定状态出现之前的模糊性和动态阶段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当这扇窗口变得污浊或破碎时，我们会立刻认识到意识感知只不过是一个界面，也会意识到这一介质本身。我们怀疑我们的感官是否在正常运作，怀疑我们正在看或正在感受之事物的存在，也认识到这一介质本身会出错。简言之，如果你手中的书失去其透明性，你会将其经验为心灵的一个状态而非外部世界的一份子。你会立刻怀疑它的独立自存。它会更像是关于一本书的思想，而非对一本书的感知。
这着实发生在各种情境中——例如，在视幻觉中患者意识到幻觉的发生，或在我们日常的视错觉中，突然意识到我们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实在。通常，这样的经验让我们以为眼睛出了毛病。如果你能有意识地经验到表征的更早阶段，你手中的书的影像可能会变得不稳定、模糊不清，它会开始轻轻拂动。它的表面会变得色彩斑斓。你会立刻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场梦，你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是不是有人在你的饮料中下了强效致幻剂？自我隧道的部分墙壁失去其透明性，你将会明白整个经验流的自我建构本质。你会以一种非概念且全然非理论的方式，在这个当口对这一事实获得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仅仅向你显现。
如果你生来就有对你内在处理过程的觉识，会如何？显然，你还是不会接触实在本身，因为你还是仅仅会在一个表征之下了解它。不过，你还是会继续将你自己表征为表征物。就像在你意识到你正在做梦的一场梦中，你的世界不再会被经验为实在，而是一种心理内容的形式。这将会是你心中的一个宏大思想，一个理想观察者的心灵。
我们已经得到了意识的最小概念。对于大脑如何从内在的世界模型和内在的现在模型进发到对一个世界的完整显像这一问题，我们有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如果这些模型的系统本质上无法认知到世界模型和当下的心理时刻——对于当下的经验——二者都不过是模型，是内在构造的话，那么这一系统必将产生一个实在隧道。它将拥有在一个单一的“现在”中直接接触到一个单一、统合的世界的经验。对于任何这样的系统，都会有一个世界显现出来。这就相当于我们当作出发点的那个意识的最小观念。
如果我们可以解决单一世界问题、“现在”问题，以及实在问题，也就可以发现人脑中的全局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回想一下，有与各种意识内容相关的特定意识神经相关物（一个与玫瑰的红色相关，另一个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玫瑰相关，等等），也有全局意识神经相关物，这是一组大得多的神经性质，它给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或者所有在当下激活的各种意识内容奠基，并在特定时刻从整体上巩固你关于世界的经验模型。解决单一世界问题、“现在”问题和实在问题包含三步：第一，寻找一个关于拥有所有这些经验是什么样子的适合的现象学描述；第二，（在表征的层次上）更详尽地分析它们的内容；第三，描述引发这些内容的功能。发现全局的意识神经相关物就意味着发现这些功能如何在神经系统中实现。这也会使我们得以判定这颗星球上有哪些其他存在者也享有对世界的显像，在这些存在者的大脑中也会有可辨识的物理对应结构。
在最简单且最基本的层次上，全局意识神经相关物将是一个展现大规模一致性的动态大脑状态。它将与任何产生“当下”的虚拟窗口的事物完全整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这扇窗口。最后，它必须让更早的处理阶段不引起高层的注意。我预测，到2050年，我们将发现GNCC，即全局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不过我也预测，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发现一系列可能不那么容易解决的技术问题。
想象我拿着两个色度相近的绿色色样在你面前。这两个色度有所不同，但几乎无法察觉。（在心理物理学中，专家们有时用的术语是“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JND〉。JND是一个统计值，而非一个确数。）这两个色度（我叫它们24号绿和25号绿）在色表上最为邻近，二者之间不存在你可以辨别的绿色色度。现在我背过手，把色样洗乱，然后拿出一张。它是24号绿还是25号绿？有趣的发现是，单靠意识感知无法让你分辨出差异。这就意味着，理解意识也包括理解细微、秋毫之处，而不只是整体。
现在，我们必须从全局进发到意识更细微的面向。如果意识内容的某些面向当真是难以言表的话——许多哲学家，包括我在内，都相信确实如此——我们还怎么对它们开展牢靠的科学研究？我们又如何还原地解释某些我们无法确切谈论的东西？
意识的内容可能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是难以言表的。你无法对一个盲人解释玫瑰的红色。如果你所身处的语言社群没有对某个特定感受的概念，你可能无法从自己身上发现它，或命名它以与他人分享。第三类难以言表的形式，由那些如此转瞬即逝以至于你无法形成追溯其记忆的意识状态（它们是“意识的”，因为原则上它们可以被注意到）构成：它在你主观觉识的边缘咄嗟闪烁——或许是一次难以察觉的颜色变化，或者是某种情绪中的一次轻微波动，或者是你混合的身体感觉中的一次几难捕捉的明灭。甚至可能有一些更长的意识经验片段——比如在睡梦中，或者麻醉状态下——大脑中的记忆系统对之系统性地不可获取，未曾有人报告过。可能弥留之际亦是如此。不过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更明晰的关于不可说性的例子，以阐明这个难以言表问题。
你无法告诉我，我举起的绿卡是24号绿还是25号绿。从知觉心理学实验中为人熟知的一件事是，我们辨别感觉值的能力，比如颜色，远大于我们对其形成直接概念的能力。但为了谈论这一特定色度的绿色，你需要一个概念。用一个像“某种亮绿色”的含糊范畴是不够的，因为你缺少确切的值，这一经验具体的、质性的如此这般（suchness）。
在430到650纳米之间，人类可以分辨超过150种不同波长，或不同的主观色度的颜色。但如果要求以高精度再认单一的颜色，人类能做到的不足15种
。这对其他感觉经验也成立。一般听者在可听频段内能分辨大约1400级不同的音高，但能辨认出的作为样本的音级大约只有80个不同的音高。多伦多大学的哲学家黛安娜·拉夫曼（Diana Raffman）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比起辨识或辨认感知值，我们更善于分辨它们（即作出相同/不同的判断）。”
用行话说，这意味着对于许多最简单的意识状态，我们不具有内省的识认标准（introspective identity criteria）。我们的感知记忆极为有限。如果同时看到24号绿和25号绿，你可以看到并经验到二者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无法有意识地表征25号绿的等同性。当然，出现在你眼前的可能是同一个25号绿的色度，但带着这一内省信念的关于确定性的主观经验本身只是表象，而非知识。因此，简明地说，感觉意识中有这样一个不可说的元素：你能够经验到无数事物的壮丽与精巧，而无需可靠地去辨识它们。没有这个，你也就无法谈论它们。某些专家——酿酒师、音乐家、香水设计师——可以训练他们的感官以达到一个细致得多的分辨程度，并发展出专门术语来描述他们的内省经验。例如，鉴赏家可能将酒的口味描述为“道地的”“有药草香气”“有坚果风味”或“有狐骚味”。尽管如此，即便是内省专家也永远无法穷尽难以言表的细微差别的辽阔空间。一般人也无法辨识出与他们昨天见到的那片漂亮的绿色对应的颜色。那个个别的色度一点也不模糊，这是科学家所说的最大确定值（maximally determinate value）的东西，一个具体且绝不含混的意识内容。
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喜欢这类发现，因为它们雅致地呈现出意识经验流是何等微妙。它们表明，生命中有无数事物只可意会，纯粹感知中有一个无法被思想或语言把握或侵入的深度。这一见解亦深得我心：感质（qualia）——依照克拉伦斯·欧文·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创造该词时的传统含义——从不真正存在，这也是被杰出的意识哲学家丹尼尔·C.丹尼特强有力强调的一点
。感质是哲学家用于简单的感觉经验的一个术语，比如红色的红、痛觉的坏、桃子派的甜。通常，这个想法是说，感质构成了可辨认的内在本质、不可还原的简单性质——经验的原子。然而，这个讨巧的故事太过简单了——经验的意识研究如今向我们展示了主观经验的流动性、独特性，以及单一时刻的注意力不可替代的本质。不存在构成意识的原子或意识块。
难以言表问题对于意识的科学理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或至少对于寻找其所有的神经相关物而言是如此。这个问题直接来说就是：要精准找出大脑中24号绿的最低限度的神经相关物，你必须假设你的被试者口头报告是可靠的——他们可以在受控实验设定下的重复试验中，经过一段时间后正确识认出24号绿。他们必须能够内省地辨认出主观经验到的这个特定色度的绿色的“如此这般”——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难以言表问题出现在最为简单的感觉形式上，出现在视觉和触觉，以及嗅觉和味觉中最细微的差异上，以及出现在构成音乐经验之美妙的有意识的聆听上
。不过它也出现在共情、具有情绪性和具身性本质形式的交流中（请看第6章我与维托里奥·加莱塞的对话）。再次强调，这些经验发现在哲学上息息相关，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指向某些我们向来知道的事情：许多你能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形式，如跳舞）表达的东西是难以言表的，因为它们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心灵概念的内容或被诉诸语词。另一方面，如果真如此，分享我们意识生活中难以言表的面向就变成一件可疑的事：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的交流是否成功，我们分享的究竟是什么也毫无确定性可言。进而，难以言表问题威胁到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理论的全面性。如果感觉意识的基元是含混不清的，即就连经验主体也不具备通过内省再认它们的内在标准，那么我们也无法将其与神经状态的表征内容相对应——哪怕在原则上也是如此。某些内在标准是存在的，但它们是粗糙的：只是绝对值，诸如“纯粹的甜味”“纯蓝”“纯红”等。而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将24号绿或25号绿与构成它们的物理基底相对应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色度真的太精细了。如果做不到这样的对应，我们就做不到还原，也就是得不到这样的断言：你对于24号绿的意识经验等同于你头脑中的某个大脑状态。
记住，还原不是现象本身之间的关系，而是理论之间的关系。理论1还原为理论2。一个理论——比如关于主观的意识经验——还原为另一个理论——比如关于大脑中大规模的动态变化。理论由语句和概念构造而来。但是，如果在一个理论域中，没有对某个对象的概念，它们也就无法对应到或还原为另一个理论中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意识的大多数硬核科学家想做的事情不太可能做到：表明24号绿等同于你头脑中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做？如果等同不可能，消除似乎是唯一的备选项。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辨识标准，感觉意识的性质无法被转变为哲学家所说的合适的理论实体，那么，解决难以言表问题最利落的方式，可能就是遵照神经哲学家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和其他人提议已久的路径——从一开始就否认感质的存在。当我们从视觉上专注于我们面前这个难以言表的25号绿的色度时，我们就已直接接触到一个硬件性质，直接这么说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也就是说，我们所经验到的不是某种现象表征内容，而是神经的动态本身？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对25号绿的经验将完全不是一个意识经验，而是某个物理性的东西——大脑状态。数个世纪以来，在论及“质性”和颜色经验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错误描述自己身体的状态，我们从未承认的内在状态——自我隧道的墙壁。
因而可假定，如果缺少必要的第一人称知识，那么我们必须为这些难以言表的状态定义一套第三人称标准。如果没有适用的现象学概念，我们就来建立一套可用的神经生物学概念。诚然，如果看着构成被试者后来描述为他们对于“绿色”的意识经验的大脑动态，我们将观察到跨时间的等同性。原则上，我们可以发现客观的辨识标准、一些数学性质、某些在描述中保持相同的东西，将你昨天拥有的对绿色的经验和你眼下正有的经验相关联。然而，难道我们不能用神经生物学术语来交流我们的内在经验吗，通过说出像是“想象经验性绿色的流行和平静的莫比乌斯带的笛卡尔式产物——也就是稍微有点K-314γ，但在向Q-512δ移动，而且有点像范数空间中角叉菜的372.509维形状”这样的话？
其实我着实喜欢科幻小说。这一科幻情景原则上是可设想的。但我们愿意放弃对自己内在状态的权威吗——这一权威使我们能够说，这两个状态必定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感觉一样？我们愿意把这种认识论上的权威移交给心灵的经验科学吗？这就是难以言表问题的核心，而显然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尚未准备好跳转到一个新的描述系统。由于传统的民众心理学不仅仅是一套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丘奇兰德称之为“消除的唯物论”（eliminative materialism）的策略可能有更多深层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消除的唯物论是这样的论题，即我们对心理现象的常识构想构成了一套极端错误的理论，一套根本上的缺陷是如此之大的理论，以至这套理论的原理和本体论终将被完备的神经科学所取代，而非顺利地还原为神经科学。”
丘奇兰德有一个别出心裁且耳目一新的不同视角：如果一开始直接放弃我们曾拥有像是有意识的心灵的东西，并开始在由神经科学提供的全新且细密得多的概念区分的帮助下来训练我们与生俱来的内省机制，我们也就会发现更多，会通过成为唯物论者丰富我们的内在生活。“然后，我建议我们中那些珍视主观现象经验的流变和内容的人，不必带着恐惧和不祥的眼光来看待唯物论神经科学的进展，”丘奇兰德写道，“恰恰相反。心理状态和认知过程的唯物论运动学和动力学的真正到来，不会带来压抑或使我们的内在生活黯然失色的荫翳，而是会带来曙光，它令人惊叹的错综复杂终将展露出来——尤其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自身时，这将展露在直接的自我意识的内省上。”
然而，许多人不愿将某个原本难以言表的东西转化成某个他们可以用神经科学的用语去谈论的公共性质。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他们本来想去了解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害怕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中，已然失去了某些更深层的东西。意识理论有文化上的影响力。我还会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演化问题对意识理论来说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动物的神经系统为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有必要发展出某种类似意识的东西？演化出来的难道本不能是僵尸？这里的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如我在导论中所言，意识经验并非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现象，它分为许多程度和特色。意识在这个星球上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我们有强有力且趋于一致的证据表明，地球上所有温血脊椎动物（可能还有其他某些生物）都享有现象经验。感觉意识的基本大脑特性在哺乳动物中得以存续，并由于同祖而展现出较强的同源性。它们可能没有语言或概念思维，但可能都有感觉和情绪。它们显然能够受苦。但由于它们在做这些的同时不带口头报告，因而几乎不可能深究这回事。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智人何以——在其漫长的生物史中，就个体而言则在其作为婴儿时——设法获得这种在自我隧道中成功过活却对其茫然不知的惊人性质。
首先，别忘了演化是由机遇驱使，而不追求目标，并且在一个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盲目过程中，实现了我们现在认为的神经系统的持续优化。假设演化不得不发明意识是不正确的——原则上，它有可能是一个无用的副产品。不涉及任何必然性。并非每个事物都是适应的产物，即便适应产物本身也并非优化设计的产物，因为自然选择只能作用于既存的事物。其他的路径和解决方案曾经并且仍然是可能的。尽管如此，许多发生在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祖先的大脑中的其他事情，显然是适应性的并且具有生存价值。
如今，我们有一长列意识的潜在功能的候选项，其中包括形成本身具有促动性的状态；增强社会协作；改善太过复杂以至无法自我调控的大脑的内部选择与资源分配；对目标层级与长期计划的修正与质询；回溯长期记忆中的片段；建构可存储的表征；行为控制的灵活性和精细化；社会互动中的读心与行为预测；解决冲突和麻烦；创造一个紧密整合的、对作为整体的实在的表征；设定情境；分步学习等。很难相信意识不具有这些功能。只需考虑一个例子。
意识学界的许多领军人物有这样一个共识：现象经验起码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让信息变得对生物体“全局可用”。伯纳德·巴尔斯的全局工作空间隐喻有一个功能性的面向：简言之，这一理论主张，有意识的信息是大脑中需要监测的活跃信息的子集，因为并不清楚接下来你将需要哪些心灵能力去取用这些信息。你需要把注意力的焦点指向于此吗？你需要对其形成一个概念、去思考它，并向其他人报告它吗？你需要做出一个更灵活的反应行为吗——被你选中且经你权衡的那个选项？你需要把这一信息与情节记忆相关联吗，或许为了拿它与你之前的所见所闻相比较？巴尔斯的部分想法是，仅当你不知道你接下来将要使用心灵工具箱中的哪些工具时，你才会意识到某些东西。
注意，当你头一回学一项艰难的任务，比如系鞋带或是骑自行车时，你的练习总是有意识的。它需要注意力，而且会占用你的很多资源。不过，一旦你掌握了系鞋带或骑自行车，就会忘了有关学习过程的一切——以至于要教你的小孩这项技能就变得很难。它迅速沉降到你意识阈之下，成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子程序。但每当系统面临全新的或挑战性的刺激时，其全局工作空间将被激发并被表征到意识中。这也是你对这一过程变得有意识的时刻。
当然，这里需要一个更加细化的理论，因为存在不同程度的可取用性。生活中的某些事物，例如难以言表的25号绿的色度，可以用于注意力，却无法用于记忆或概念思考。其他事物可用于选择性运动控制，但取用速度太快以至于你根本注意不到它们：倘若100米短跑运动员等到有意识地听到发令枪响才起跑，他们就已经输掉了比赛，幸运的是，他们的身体在他们之前就听到了枪响。意识经验有很多层次，而科学越是仔细地检视，有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的边界就越是模糊。不过，全局可取用性的一般观念使我们得以讲述一个有关意识演化的令人信服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意识是一种新器官。
生物有机体演化出两类不同的器官。第一类像肝脏或心脏，构成了生物体“硬件”的部分。这类器官是永久实现的。此外，还有“虚拟器官”——感受（勇敢、气愤、欲望）以及看见有颜色的物体、听到音乐或者拥有某一段情节记忆的现象经验。仅当有需要时才会实现的免疫反应是虚拟器官的另一例子：在某段时期，它创造出特殊的因果性质，具有某种功能，并为生物体完成某项任务。当任务完成时，它就会消失。在实现一项特定的功能上，虚拟器官就像物理器官一样，它们是功能性质的融贯配备，使你得以从事新的事情。虽然在可观察特征的宏观层次上是行为合集的一部分，但它们也可被视作由数十亿协同合作的微观事件组成——免疫细胞或神经元的激发。与肝脏或心脏不同，它们是瞬时实现的。我们所主观经验到的，是由一个或多个这样的虚拟器官的持续活动所引发的过程。
虚拟器官使得信息对于我们全局可取用，使我们得以获取新的事实，有时则是全新的知识形式。以此刻你手里正拿的这本书为例。现象的书（即有意识地对书的经验）和现象的手（即对身体自我的某些部分的意识经验）是当下激活的虚拟器官的例子。你大脑中的神经相关物作为物体仿真器为你工作，在内部模拟你正拿着的书，而你对这一事实毫无察觉。有意识的对手的经验——身体主体仿真器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大脑也在向你提供其他事实：这本书存在的事实，它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表面性质、一定的重量的事实等。这些关于书的存在和性质的事实一经变成有意识的，它就可用于注意力的引导，用于进一步的认知处理，用于灵活的行为。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意识的核心演化功能是什么了：它使得各类事实对生物体可用，从而使生物体得以注意到它们、思考它们，并以一种自动将整体语境纳入考量的灵活方式对其做出反应。仅当世界首先向你显现，你才可以开始理解外部实在存在的事实。这是发现你也存在这一事实的必要前提。仅当你拥有一个意识隧道时，你才可以认识到你是这一外部实在的一部分，并正被呈现在其中。
此外，这一全局舞台——意识隧道——一经稳定下来，就会产生许多其他种类的虚拟器官，并开始在你神经系统中跃动。意识是一种内在的生物现象，而“隧道”就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在这个隧道中，你主观生活的编排开始展开。你可以体验到有意识的情绪，并借此发现你具有某些目标和需求。你会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思考者。你会发现环境中有其他人——其他主体——并了解你与他们的关系；除非某类意识经验使得这一事实对你全局可取用，否则你无法与之协作、有选择性地模仿他们，或以其他方式向他们学习。如果你很聪明，你甚至可以通过控制他们的意识状态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假如你成功欺骗了他们——比方说，假如你设法在他们的心灵中植入了一个错误的信念——那么你也就在另一个大脑中激活了一个虚拟器官。
现象状态是神经计算器官，它使得与生存相关的信息在当下的窗口中全局可用。它们让你在一个统一的心理时刻中意识到新的事实。显然，能够使用你的心灵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去对新的种类的事实做出反应必定是一个重大的适应性优势。每个新的虚拟器官、每个新的感官经验、每个新的有意识的思想都有代谢上的代价，即使每次都只激活几秒或几分钟，也要付出高昂代价。但由于它们以额外的葡萄糖以及安全、存活和生殖得到代偿，因而它们在种群间蔓延并维持至今。这使我们得以分辨我们能吃的东西和我们不能吃的东西、寻找并侦测食物的新来源、计划对猎物的进攻。它们使我们得以解读他人的想法，且更高效地与我们的捕猎同伴合作。最后，它们使我们得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暂时的结论是，让世界在有机体的大脑中显现是一种新的计算策略。将危险的当下世界标示为真实的，可以防止我们迷失在记忆和幻想中。标示当下，使有意识的有机体得以计划不同且以更高效的方式去逃脱、欺骗或追捕猎物，即通过将一个给定世界的特征与目标行为的内部演练进行比较。如果你有一个有意识的、透明的世界模型，你便可以首次直接比较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仅仅可能发生的事情、实际的世界与你在心中设计出来的模拟的可能世界。高层次的智能不仅意味着拥有可以模拟潜在威胁或期望结果的离线状态，也意味着将真实情况与一些可能的目标状态进行比较。在发现从真实世界到达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可能世界的一条路径后，你便可以开始行动。
很容易忽视这第一个演化步骤的因果关系，即意识经验基本的计算目标。它是其他所有东西都依赖的必要功能性质。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它为“现实制造”：它使动物得以明确地表征某样东西事实如此。一个透明的世界模型让你发现，有些什么东西真的存在，并通过整合你对世界的摹画与主观的“现在”，它让你把握到世界是当下存在的事实。这一步开启了一个全新层次的复杂性。因此，拥有一个全局的世界模型，是一个以高度整合的方式处理关于世界信息的新方式。每个有意识的思想、每个身体感觉、每个声音和每个景象、每次共情或与他人共享目标的经验，都让不同类别的事实可用于具有适应性、灵活性且有选择性的处理形式，而这只有意识经验能够提供。任何被提升到全局可取用层次的东西，都会骤然变得更易变、更敏于情境，并与你有意识的心灵中的其他所有内容直接关联。
全局可用性的功能可以很具体：有意识的颜色视觉给予你关于营养价值的信息，就如你注意到绿叶间的甜美红莓一样。共情的意识经验提供给你关于人类同伴的情绪状态的非语言形式的知识。一旦你有了这种形式的觉识，你就可以注意到它，调适你的动作行为以适应它，并将其与过去的记忆相关联。现象状态不仅仅表征有关浆果或他人感受的事实，还把这些东西结合到一个全局的处理平台，使你用全部的心灵能力去进一步探索它们。简言之，个别的意识经验从物质层次提升为虚拟器官，这使得知识短暂地以一种全新的数据格式，即意识隧道，为你所用。而你统合的单一世界的全局模型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参考系，在其之中所有这些得以发生。
倘若一种生物，例如智人，演化出一种在其心灵之中运行离线模拟的额外能力，那么它就能够表征可能世界——那些没有被经验为当下存在的世界。这一物种就可以有情节记忆。它可以培养出计划的能力。它可以自问：“如果我有许多小孩，世界看上去会怎样？如果我完全健康，这世界会如何？或者如果我名利双收呢？我何以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我能想象出一条从当前的世界通往这个想象世界的路径吗？”
这样的一个存在者还能享受心灵上的时间旅行，因为它能在“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之间来回切换。它可以比较当下的经验与过去的经验——不过它也可能产生幻觉或迷失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如果它想要恰当地运用这些新的心灵能力，它的大脑必须想出一个坚实可靠的方式来区分表征和模拟。这个存在者必须锚定在真实世界中，如果你在白日梦中迷失自我，其他动物迟早会过来吃掉你。因此，你需要一个机制来可靠地向你表明真实世界与许多可能世界的不同。并且，这项技能须在意识经验本身的层次上达成，而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就如我已探讨过的，意识经验已经是一个模拟，且从未让经验主体——你——直接接触到实在。所以问题是，你如何避免迷失在意识心灵的迷宫中？
实在的透明意识模型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表征事实，也即给使用它的有机体产生一个最低限度的参考系：某种能可靠地定义什么是真实的（即便其并非如此）东西，某种你无从愚弄或篡改的东西。透明性解决了模拟大量可能的内在世界而不迷失其中的问题，方式是通过让有机体明确表征这些世界中其中的一个是真实的实在。我叫它“零号世界假设”。
人类知道他们有些意识经验并不关涉真实世界，而不过是他们心中的表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步是何等基础，也可以认识到它的功能价值。我们不仅能够拥有有意识的思想，还可以将其经验为思想，而不陷入幻觉或迷失在幻想中。这一步让我们变得极其智能。它让我们可以就当下的处境比照我们的记忆、目标与计划，并帮助我们寻找从当下通往一个更理想的实在的心灵桥梁。
显现给我们的事物与真实、客观的事实之间的区别，成为我们即时实在的一大要素。（请注意，对这颗星球上的大多数其他动物来说可能并非如此。）通过有意识地经验到我们隧道内的某些元素是关于世界的图像或思想，我们意识到错误表征的可能性。我们了解到有时我们可能是错的，因为实在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显像。作为演化而来的表征系统，如今可以表征有关我们自己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即我们就是表征系统。我们能够把握真与假、知识与错觉的观念。我们一经掌握这一区分，文化上的演化便爆发了，因为我们通过系统地增长知识并减少错觉来变得更加智能。
发现显像/实在的分别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意识心灵的某些内容是从内部建构出来的，也因为我们可以内省地理解这个建构的过程。这里的术语是现象不透明性——透明性的反义词。意识演化中的那些古老的、极快的、极度可靠的东西——比如感觉经验的性质——是透明的，抽象的有意识的思想则不是。从演化的视角看，思考是非常新的、极其不可靠的（就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而且缓慢到我们可以真切地观察到它在大脑中发生。在有意识的推理中，我们目睹思想的形成，某些处理阶段可被内省注意力取用。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完全真实世界的内在显像，如此时此地呈现的那样，是一种创造出一个参考系的优雅方式，对所有那些更高形式的智能所需的种种心灵活动来说，也是一个可靠的锚。仅当一个稳固的一阶实在已然存在时，你才可以把握并设计可能的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也是意识本身的核心功能。事实证明，意识隧道具有明显的生存价值，且具有适应性，因为它为更高层次的实在建模提供了一个统一且稳固的参考系。然而，所有这些还不到故事的一半：我们还得登上梯子的最后一阶，迈出一大步。我们的概览以最艰深也最困难的谜题告终：意识的主观性。
意识总是与个体的第一人称视角密不可分，这是使之难以把捉的部分原因。它是一种主观现象。某人拥有它。在一个深刻且无可争辩的意义上，你的内在世界着实不只是某人的内在世界，而是你的内在世界——一个私密的经验领域，只有你能直接进入它。
有意识的心灵不是一个公共物体——或者这才是有待被意识革命颠覆的正统观点。无论如何，正统观点主张，科学研究只能对展现出至少在原则上可被我们所有人观察到的性质的物体进行。但24号绿不是。琥珀和檀香混合香气的独特感觉性质也不是，当你看到另一个人眼含泪水时理解他的情绪时的共情经验也不是。另一方面，大脑状态是可观察的。大脑状态也明显具有哲学家称作表征内容的东西。各种感官刺激都有其感受野（receptive fields）。我们知道情绪内容源自何处，也对大脑中情节记忆的所在之处有几个好的候选项等。
意识经验也有内容——现象内容——而我在导论中提到过它：其现象内容即是其主观特征——一个经验私密且向内地对你感受如何，拥有它是什么感觉。不过这一特定的内容似乎只对一个人可取用——你，经验主体。而那究竟是谁？
要构造一个成功的意识理论，我们必须将第一人称的现象内容与第三人称的大脑内容相匹配。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和经验自我的内部视角与科学的外在视角。而我们之中总会有许多人凭直觉认为这永远做不到。许多人认为意识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还原的（如哲学家所言），因为第一人称事实无法还原为第三人称事实。然而，更可能是，意识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还原的（如哲学家所言）。这个想法很简单：只有一个实在、一种事实，但有两种知识：第一人称知识和第三人称知识。就算意识是一个物理过程，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认知也不可能混合。事无巨细地知道一个人的大脑的所有状态，也绝不会让我们知道那个人本人是什么样的。但当我们仔细审视时，第一人称视角的概念又变得模糊不清。这个神秘的第一人称是什么？“我”这个字指称的又是什么？如果不正是说话者本人，它究竟是否指称已知世界中的什么东西呢？一个经验自我的存在是否是意识的一个必要组分？我认为不是——一方面，因为似乎有“无我”形式的意识经验。在某些严重的精神疾患中，例如科塔尔综合征（Cotard's syndrome），病患有时会停止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还会进而宣称他们并不存在。M.大卫·伊诺克（M.David Enoch）和威廉·特里索恩（William Trethowan）在《罕见的精神病综合征》（
Uncommon Psychiatric Syndromes
）一书中描述了这类病例：“随后，这名被试者可能会继续否认她的存在，甚至整个摒弃人称代词‘我’的使用。一名病患甚至自称‘零夫人’（Madam Zero）以强调她的不存在。一名病患指着她自己说：‘它没用了。把它包起来，然后把“它”扔进垃圾箱。’”
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中的神秘主义者中都曾报告过在深层的灵性体验中没有“自我”出现，他们之中也有些人停止使用代词“我”。的确，这个星球上的许多简单生物体可能有一个意识隧道，却没有任何人栖居其间。或许他们之中有些拥有的只是一个意识“气泡”而非一个隧道，因为对过去或未来的觉识也和自我一道消失了。
注意，迄今为止，在界定一个统一的意识理论的诸问题时，我们所假定的仅仅是一个最小的观念：一个世界的显像。但在你阅读这些语句时，不仅灯被打开了，也有人在家。人类意识由种种形式的内向性得到刻画，所有这些也都彼此影响：首先，它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内在过程；第二，它创造出了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的经验；第三，当下的虚拟窗口给予我们时间内在性，一个“现在”。但最深层的内向性是一个内在自我/世界边界的创生。
在演化中，这一过程从物理上开始，伴随细胞膜和免疫系统的形成去界定主体体内的哪些细胞要被当作是其自身的，哪些又是入侵者
。数十亿年后，神经系统能够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表征这一自我/世界的分野——例如，由一个完整但无意识的身体图式划出身体边界。由此，意识经验将划分现实的基本策略提升到一个前所未知的复杂度和智能的层次。现象自我诞生了，作为某个人的意识经验逐渐产生。自我模型，关于作为整体的有机体的内在图像被植入世界模型中，而这就是有意识地经验到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发展过程。
如何理解“主观性”是意识研究中最艰深的谜题。为了克服它，我们必须理解意识自我如何在隧道中诞生，大自然又如何设法演化出一个实在的核心模型，创造出一个不仅显现还对某个人显现的内在世界。我们必须理解意识隧道如何变为自我隧道。
沃尔夫·辛格是德国法兰克福马克斯·普朗克大脑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的神经生理学教授和神经生理学系主任。2004年，他建立了法兰克福高等研究院（Frankfur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FIAS），从事诸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将生物学、化学、神经科学、物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家聚集在一起。他主要的研究兴趣是理解高级认知功能，例如视觉感知、记忆和注意力背后的神经元过程。他也致力于使大脑研究的成果为公众所知，并是马克斯·普朗克科普奖（Max Planck Prize for Public Science）得主。
辛格一直格外活跃于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争论。他是《比意识更好？决策、人类心灵与制度的意涵》（ Better Than Conscious?Decision Making, the Human Mind, and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s ，2008）一书的共同主编（与克里斯托弗·恩格尔[Christoph Engel]合编）。
梅辛格： 沃尔夫，鉴于本领域的现状，意识与特征绑定之间的关系为何？
辛格： 意识的一个独特性质即其一致性。意识的内容随着经验当下不断变化，但在每个时刻，现象觉识的所有内容都相互关联，除非有病理状况导致意识经验的瓦解。这也表明了意识与绑定之间的紧密关系。似乎只有那些成功绑定的诸多计算过程才会同时进入意识。这一观念也在意识、短期记忆和注意力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联。有证据表明，刺激需要被注意到才能被有意识地感知到，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被短期记忆所取用。
梅辛格： 但为什么从一开始会有一个绑定问题呢？
辛格： 绑定问题是大脑的两个独特特征所造成的：第一，大脑是一个高度分布式的系统，其中有大量的运算操作是并行的；第二，它缺少一个单一的汇合中心，这些并行计算的结果在其中可被以连贯的方式衡量。各个处理模块在一个极端稠密且复杂的互联网络中相互连接，而这些似乎通过强大的自组织机制产生了全局的有序状态。由之而来的是对复杂认知内容的表征——感知对象、思想、行动计划、被重新激活的记忆——必定也有一个分布式的结构。这要求参与特定类型内容的分布式表征的神经元同时传达两个信息：第一，必须传达它们所专注的特征是否出现；第二，必须指出在众多其他神经元中，哪些是它们与之协作形成分布式表征的。神经元通过增大其放电频率来传达其编码特征的出现，这一点被广泛接受；不过，神经元如何示意其与其他哪些神经元合作尚无共识。
梅辛格： 这样的信号传达有哪些局限？
辛格： 因为对认知内容的表征可以迅速变化，这需要高时间分辨率才能辨别。我们已经提出，界定这一关系的特征是单个神经元放电的精确同步。
梅辛格： 但为什么是同步呢？
辛格： 精确同步提升了神经元放电的效用，有利于对同步信息的联合处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如果神经元发生了有节奏的振荡放电，则最易达成这样的同步，因为相较于时序上无结构的激发序列，振荡过程更容易被同步。
梅辛格： 那么这不只是一个假说，还有支持性的实验证据。
辛格： 自从十多年前发现视觉皮质的同步振荡放电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说：振荡活动的同步可能就是绑定分布式大脑过程的机制——然而，相关的振荡频率也会随着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大脑皮质通常的振荡范围在贝塔振荡和伽马振荡之间：20到80赫兹。格外有趣的是，在当前的语境下，同步现象的发生同数个与意识经验相关的功能相关联。
梅辛格： 这些功能是什么？
辛格： 这些振荡发生在为感知对象编码期间，这时要形成对这些对象的各种属性的融贯表征。当被试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对象上并把有关对象的信息存入工作记忆中时，振荡就可被持续观察到。最后，这些振荡是意识感知的一个独特的关联物。
梅辛格： 这里有什么证据？
辛格： 在一个测试中，被试者暴露在刺激下，由于被噪声干扰刺激只有一半的时间被有意识地感知到，你可以选择性地研究与意识经验相关联的大脑活动。因为刺激的物理属性始终不变，你可以直接比较被试者有意识地感知到刺激的情况下的大脑信号与没有的情况。研究表明，在有意识感知期间，大脑皮质广泛分布的区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同步的高频振荡。当刺激不再被有意识地感知到时，各个处理区域仍处在高频振荡中——表明某些刺激过程仍在进行——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没有结合成全局同步的模式。这表明，要进入意识，需要一个够大的处理区域——或者换个说法，足够多的分布式计算——被同步结合，以使那些一致的状态保持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
梅辛格：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都很有趣。用来解释意识的统一性不也蛮理想的吗？
辛格： 的确，这也解释了意识的统一性——现象觉识的内容，尽管它们时刻都在变化，但总是被经验为一贯的。诚然，这个论证有点循环，但如果有足够多的处理区域的活动充分同步是进入意识的必要先决条件，且同步相当于语义的绑定、意义的整合的话，那么就能推出意识的内容只能是一致的。
梅辛格： 如果最后发现，事实的确如你在此所描述的，那还有什么是有待证明的呢？
辛格： 即便所提出的情况最终表明为真，这一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是否已经取得了一个对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令人满意的描述？我们说，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高度动态的、非静止的分布式系统的介稳状态——一种由精确同步振荡的变动不居的模式序列为特征的状态——我们从这种说法中得到了什么？进一步的研究会导向对这些状态更详尽的描述，但这些会像是状态向量的抽象数学描述。最终，进阶的分析方法可能揭示这些状态向量的语义内容、实际意义，也可能去操纵这些状态进而改易意识内容，由此为神经元活动与现象觉识内容之间关系提供因果证据。然而，在确定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的尝试中，这或许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接近的结果。即便我们实现了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的确切描述，这些神经元激发模式最终如何产生主观感受和情绪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是个谜。
梅辛格： 在你的领域，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领域将朝何处行进？
辛格：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信息在分布式的神经网络中是如何被编码的，以及主观感受，即所谓的感质是如何从分布式的神经元活动中涌现的。普遍认为，神经元通过变换其放电率来传递讯息——也就是说，通过提升其发放率来传达其所专属的内容的出现。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复杂的认知内容是由分散的神经元集群的活动编码的，而信息就被包含在放电幅度和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中。未来工作的巨大挑战是提取出编码在这些高维时间序列中的信息。这需要同时记录大量神经元以及识别相关时空模式。在大量可能的模式中，哪些面向是神经系统用来编码信息的仍不清楚，因而寻找这些模式就需要开发全新且高度精细的数学搜索算法。因此，我们需要实验专家和理论家的紧密合作，以在我们对高级认知功能背后的神经活动的理解上取得进展。
梅辛格： 沃尔夫，你为什么对哲学这么感兴趣？未来你愿意看到何种哲学？你期待有什么来自人文学科的相关贡献？
辛格： 神经生物学的发展将为哲学中处理的经典问题提供某些答案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对于知识论、心灵哲学和道德哲学，确有其事。认知神经科学的进展将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感知的，以及我们的感知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绝对实在的重构而非表征。随着我们对关于心灵功能如何从复杂的神经元交互中涌现出来了解更多，对于心-身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将获得洞见。而且，随着我们学着理解大脑如何分派价值、如何区分合适或不合适的条件，我们也将学到更多关于道德的演化和构成。
反过来，认知神经科学也需要人文学科——出于几个理由：第一，神经科学的进展产生了许多新的伦理学问题，而这些不仅要交由神经生物学家还要有人文学科的代表来处理。第二，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传统上是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现象也能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因此，人文学科将对这些有待在神经层次上研究的现象提供分类和描述。大脑研究始于对诸如共情、嫉妒、利他、共享式注意力和社会烙印等现象的分析——传统上被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描述和分析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分类和精确描述是识别构成其基础的神经过程的神经科学尝试的先决条件。在不远的未来，神经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无疑会有密切的合作——这是发展的大幸，它有望消弭过去数个世纪以来横亘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