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

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天下有公共的利益却没有人去兴办它，有公共的祸害却没有人去消除它。这时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把自己一个人的利益当作利益，而是让天下人都享受到他带来的利益；不把自己一个人的祸害当作祸害，而是让天下人都摆脱他带来的祸害。这个人的辛勤劳作，一定是天下其他人的千万倍。付出千万倍的辛勤劳作，却自己又不享受其中的利益，这必定不是天下常人的情感所愿意做的。所以古代的君主，估量了这种情况而不愿意就位的，许由、务光就是这样的人；就位了却又离开的，尧、舜就是这样的人；起初不愿意就位而最终想离开也不能离开的，禹就是这样的人。难道古代的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普通人的情感一样啊。

后世做君主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把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把天下的祸害都推给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把我一个人的大私当作天下的大公。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就心安理得了，把天下看作是最大的产业，传给子孙后代，享受无穷无尽。汉高祖所说的“我所成就的家业，和二哥相比谁更多呢”，他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地从言辞中流露出来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古代是以天下为主人，君主为客人，凡是君主一生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却是以君主为主人，天下为客人，凡是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得到安宁的原因，都是因为君主。因此，在他们还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屠杀残害天下人的生命，使天下人的子女流离失所，来博取我一个人的产业，竟然不感到惨痛，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后代创业啊。”他们已经得到天下之后，敲骨吸髓地剥削天下人的财富，使天下人的子女离散，来供我一个人的荒淫享乐，还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那么成为天下最大祸害的，就是君主罢了！假使当初没有君主，人们都能自己为自己谋私利，自己为自己谋福利。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代的时候，天下的人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把他尊为上天，实在是不过分啊。现在天下的人怨恨厌恶他们的君主，把他看作仇敌，称他为独夫民贼，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啊。而那些见识浅陋的儒生却拘泥于旧规，认为君臣之间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是无法逃避的，甚至对于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当去讨伐他们，并且胡乱地传播伯夷、叔齐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却把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看得和腐朽的老鼠没有什么不同。难道天地这么大，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唯独偏爱君主一人一家吗！所以，周武王是圣人；孟子的言论，是圣人的言论。后世的君主，想要用像父亲像上天一样的空名，来禁止别人觊觎君位，都觉得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以至于废除孟子配享孔庙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源于那些见识浅陋的儒生吗？

虽然如此，假使后世做君主的人，果真能够保住这份产业，永远地传下去，那也不奇怪他们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了。既然把天下看作是产业，那么人们想要得到产业，谁不像我一样呢？虽然用绳子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终究敌不过天下众多想要得到这份产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己这一代，他们的血肉之躯的崩溃，就在他们的子孙身上了。过去有人希望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而明毅宗（崇祯帝）对长平公主说的话，也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这话多么惨痛啊！回想他们创业的时候，他们那种想要得到天下的心情，难道没有心灰意冷、沮丧吗？所以明白了做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就不是超尘绝俗的人了；不明白做君主的职责，那么在集市街道上，人人都可以起贪心做君主，这就是许由、务光在后世绝迹而再也听不到的原因啊。然而君主的职责难以明白，如果用片刻的荒淫享乐，去换取无穷无尽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会明白这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