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来言诗体起源者，莫不首推四言诗之《三百篇》，而继之者则或言楚骚，或径述汉魏五言。譬如《汉书·艺文志》在《诗赋略》中即言孙卿（荀况）和屈原之赋“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那便是“春秋之后”“学诗之士”所作的“贤人失志之赋”了。又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亦以“楚国讽怨”，“《离骚》为刺”，继“王泽殄竭，风人辍采”之后，而后始有“两汉之作”堪称“五言冠冕”的“古诗佳丽”之品录。凡此，皆以《三百篇》——《楚辞》——汉魏五言“古诗”为其发展演变之系列者也。但亦有将春秋之后诗、骚（楚辞）的发展歧而为二者：一曰辞（赋），二曰诗歌。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即以“古诗之流”的“古赋”以下，依次叙楚、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元、明之赋为一系；又以“古诗”《三百篇》以下，依次叙四言、五言、七言、歌行之诗为另一系。清人叶燮的《原诗》，其《内篇·上》开口便说：“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清）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有源必有流……”其下逐段所论，皆由《三百篇》而径及于“汉魏之诗”，或“苏、李”五言，或古诗十九首，根本未涉及楚汉辞赋。由此可见，溯辞赋之源，不能否认“赋者，古诗之流”这一论断，即必须承认楚汉辞赋与《三百篇》有承传关系；而论及汉魏以后之五（七）言诗的起源，则可以越过楚汉辞赋而直接上承《三百篇》。钟嵘《诗品序》云：“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表明“古诗”与辞赋家并无关系；在《诗品》卷上第一条又明著“其体源出于《国风》”，是则谓汉代五言诗乃径由《三百篇》之民歌部分——风诗继承发展而来也。

诚然，《诗品》以为“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又于品评“汉都尉李陵”时，首言“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但与钟嵘并世的刘勰便已说过“至成帝”之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至唐、宋，几乎再没有人承认李陵、苏武《赠别》诗为真李、苏作矣。

那么，自“春秋之后”，“风人辍采”，直到汉代“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才以五言诗上继《三百篇》中《国风》之四言诗。难道其间五六百年便只有辞赋而无诗歌吗？当然不会是这样的。仅就《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著录“歌诗”类，自“高祖歌诗二篇”以下，即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而实际上未为乐府机关所采录的民间作品尚不知若干倍于此者。至若自春秋之末以迄于秦代之亡，今尚可在秦火之余的古籍中见到一些风谣逸篇，其泯灭不传者更不知凡几了。

从以上的简括考察，可知今如欲编选《三百篇》以后之诗，断当自先秦两汉始事，不能舍秦汉而托始于“五言腾涌”的“建安之初”的“曹公父子”和“王、徐、应、刘”，更不能摒建安而始于曹丕灭汉称帝之黄初年间。

始吾徇岳麓书社之请，编选《魏晋南北朝诗三百首》，遍读明清以来古诗选本，然后取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参考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自《全三国诗》（实等于全魏诗）起，逐家逐篇比较，选出八百余篇，继又剔除四百余篇，至第三稿，始恰好删余三百零五篇。在编选过程中，首先就涉及东汉末那些“古诗”（主要有《古诗十九首》）。钟嵘《诗品》已有“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说法，虽早为后世学者所否定，但仍不免时时困惑于汉魏之间的划分和去取。虽然在原则上我自始就明确地认定选魏诗不应自曹丕灭汉称帝起，而应自晚年曾受封为魏公、魏王的曹操任汉丞相以前起，但对于汉末诗人之不在曹氏幕下者，仍无收其作品入魏诗之理。似此参差错落，委实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

上述情况，我在未着手选编以前亦非无所考虑，然未加深思。实则先秦两汉时间跨度虽长，但除《三百篇》和《楚辞》以外，真正可供参选的诗歌存者充其量不及五百篇，如何能从中选足三百首呢？正因为如此，向来言古诗或选古诗者皆并先秦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为一，而泛称“古诗”（如《古诗选》《古诗源》），或舍先秦而径以“汉魏六朝”为目。因此，我虽费了很大精力，选出了三百零五首的《魏晋南北朝诗三百首》，却始终觉得很不满意，未能定稿。搁置月余，乃复商改为《汉魏六朝诗三百首》。第四次修改选目，就再删去四十五首，而另选入汉诗六十四首，遂成今本之三百二十四首。

此编既始于汉，当然不可能选入先秦作品，对此吾别有说：一则春秋以前，已有《三百篇》，自可不论。二则世所传《击壤》《康衢》之类，本不足信，亦无须选。三则战国至秦，散见于经子百家的风雅歌谣可视为诗者，实亦极少，从明人冯惟讷《诗纪》、杨慎《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及近人逯钦立所辑的《先秦诗》来看，至多不超过百首。四则战国时代继《三百篇》者为楚辞，而楚辞之为体实源自楚歌，其势至西汉犹沿袭不衰，以故若选先秦诗歌，自可以楚歌当之，余固已于多年前撰《先秦楚歌叙录》选过较优秀而又比较可靠的十首，冠于我的《先秦辞赋原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一书，足为代表。

也许读者会有人提出疑问：《诗三百篇》所收之诗涵盖了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共计五百余年，《唐诗三百首》则涵盖整个唐代三百年，今《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选自西汉建号至于隋亡，长达八百余年，而亦止于取诗三百首，其涵盖时间得无太长欤？应之曰：选诗是否具有全面性或代表性，应不以所涵盖的时间长短论，而只能以所从选的存诗篇数多寡论。《三百篇》究竟是从多少民间诗歌中精选而成，今已无确切文献可征，不敢断言，姑置勿论。试就《唐诗三百首》而言，此三百篇仅为康熙朝所编《全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的千分之六；而汉魏六朝诗歌（包括无名氏之民间歌谣及郊庙歌辞），据丁福保所辑，至多不超过六千首（逯氏所辑，杂以谚语，至多亦不过九千首），今选三百二十四首，至少亦为存诗的千分之五十三，其比例大于唐诗者近九倍。且汉魏六朝诗作家不过七百一十人，而唐诗人则为两千二百余家，同样选录百家诗作三百首，其全面性或代表性自当较《唐诗三百首》大得多了。至于编选者的鉴选标准之当否和辨识能力之高低，那当然要起到更多的决定作用，实绩如何，尚有待于时间的验证。

自西汉之兴，至隋代之亡，八百余年间的诗歌，主要是完成了五言诗的全部发展过程。汉初，项羽《垓下》、高帝《大风》，迄于武帝《瓠子歌》《秋风辞》，乃至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盖皆六七言夹“兮”字的楚声歌。然而到了西汉后期，至迟在成帝刘骜之时，民间歌谣已有完整的五言体，《汉书·五行志》著录“邪径败良田”一首六句，刘勰所谓“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是也。至于东汉，经过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到张衡的《同声歌》，便已趋于成熟。迨至桓、灵之世，秦嘉、蔡邕、郦炎、赵壹……作五言诗者益多，亦愈为世所宗尚。而《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及《诗品》所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然皆是五言之冠冕也。正是这些作品延及建安时代三曹七子，构成了唐人所仰慕的“汉魏风骨”。本书所选汉诗六十四首中，有作者主名的仅十二人十六首，只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皆长期流传的民间无名氏之名篇佳作也。魏代入选的十一人四十六首亦多为“建安文学”作品，只以投身邺下曹氏集团，故列入魏诗，而以历史朝代言，仍为东汉之末耳。魏诗收十一人四十六首，前期重点曹植入选十五首，后期重点阮籍入选十四首，两家约占魏诗百分之六十三；如并汉诗计之，亦占所收汉魏诗（一百一十首）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强，由此可见，曹阮之诗略足代表或体现后世诗人所盛称的“汉魏风骨”。

尽管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陈伯玉文集·修竹篇序》），我们却认为五言诗到晋宋两代仍有新的发展。晋之左思、陶渊明，宋之谢灵运、鲍照，我们都视为重点，选入较多的诗篇，特别是陶诗，收了二十二首，为本书收诗最多的一家，鲍照诗亦收十八首，次之。这两家在中国诗史上都是有突出贡献，应予特别标举的。

齐、梁、陈诗或如永明体之讲究声律，务为精密，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或如宫体之专写宫廷生活琐事，务为绮艳靡曼之辞，诗道渐坏，直至于隋，势不得不变。在此三朝，唯齐永明谢朓最称“清发”，堪作重点，选诗九首，其他二十四人共只选诗四十五首，平均每人不及二首，而南朝终矣。

北朝魏、齐、周三朝僿鄙不文，二百年间仅得入选八家十六首，而庾信八首，王褒二首，又皆由南入北之诗人，非北地产也。然而自此遂启南北诗风融和之渐，至隋，始初变南朝齐梁淫靡之习，终于出现唐诗的大发展。隋文帝杨坚虽灭陈统一，建立隋朝，然传至其子炀帝广，共仅二世三十八年而亡，国祚甚短，唐李延寿撰《北史》即合隋于北朝之魏、齐、周三朝之史书而为之。今编选汉、魏、六朝诗，亦当以隋赘于北朝之末，盖其诗风固是承北周庾信而来也。本书只选得隋诗三人五首而已。

综上计之，全书共选录有姓名诗人八十四家，诗二百四十首，另加无名氏作品八十四首。如前所言，这八十四首无名氏作品中，两汉就占了大部分——四十八首，其中主要为《文选》和《诗品》所称为“古诗”者。其余三十六首则多是晋、宋以下迄于北朝的乐府民歌。

诗是文学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鉴选之前，自然曾经从不同角度多方考虑，拟订了一套较为明确的标准或凡例，但这不可能如同检验物质产品那样制定出具体的数值标准，丝毫不爽地严格执行。无论就作品的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来说，都是如此。原则上，我们要求选思想性强和艺术性高的作品，但这强弱高低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并无一定不易的标准。不仅不能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观点去审视衡量封建社会时代的文学作品，也不能用唐宋诗人的诗学观念来要求汉魏诗人。相反地，要求陈隋诗人写出与《古诗十九首》同风的篇章，也同样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所谓的鉴选标准或凡例，也不可能是具体详明完全适用于编选自汉至隋整个这八代八百年间的诗作的。譬如，本书所选诗的时代是五言体代替《三百篇》四言体而萌生、发展、成熟的历史阶段，原则上不再选录四言诗，故于前人所普遍称赏的汉初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韦孟《讽谏》，及今人多加引录的魏嵇康《赠秀才入军》等名篇，皆在割爱之列，然于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云行雨步”）两篇四言诗则破例入选。又如，原则上不选拟效前人的作品，《文选》录晋陆机《拟“行行重行行”》等古诗十二篇，清沈德潜《古诗源》亦选录其《拟“明月何皎皎”》及《拟“明月皎夜光”》二篇。本书则一首不选；但于梁江淹诗，则收其《效阮公诗》十五首中之“岁暮怀感伤”一篇；于北朝庾信，亦收其《拟咏怀诗》二十七首中的“楚材称晋用”等五篇。凡此之类，皆非硬性的标准所能严限者也。

这八百年中的诗歌诚然以五言体为主要形式，然唐宋以来的五、七言古近体诗亦皆或早或迟滥觞于这个阶段之中。张衡的《四愁诗》，除每篇首句连“兮”字计算始为七言外，其下六句皆为不折不扣的七言体。然全篇完整而艺术成就亦高的七言诗则未有早于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者。诸如此类，皆不能不选，非只为其首创，实亦因这些篇章在诗歌艺术上皆有较高成就，不可遗也。

就丁、逯所辑两种诗总集而言，本书所选的无名氏作品，特别是各朝代的乐府民歌，在比例上是较多的。自汉至隋，今存的民间作品乐府民歌（不包括郊庙歌辞、文人拟作，也排除那些不属诗歌范围的谚语、杂谣），实在不多，这里尽可能选录一些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代表作，提供给读者。

编选文学作品，尤其是编选诗歌，无论选家如何力图选得公平，总不免带有某些个人偏见，这是无法绝对避免的。我编此书，共经过四次筛选，前后费时达一个月之久，意在预悬鹄的，逐次删汰，愈后愈细，亦当愈精。为了免除或减少由于个人爱恶而产生偏失，误漏精品，我在每次筛选时，都参考了前人和今人的多种选本，至少把古今人公认的名篇佳作尽可能保留下来，希望这个选本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与喜爱。

在作品编排方面，首先是按朝代和诗人及其诗篇时代先后为序。但汉代以后，政权易姓频繁，且中间有百六七十年南北两朝同时分立，互不相属，这就给按时代先后编排带来很多麻烦。关于朝代问题，这里采取过去“正史”的编排方法：首先是汉（包括西汉、东汉），继之以魏（不另立吴、蜀，亦不称三国），然后是晋（包括西晋、东晋），再下则为宋、齐、梁、陈（因刘宋是夺取东晋政权，偏安江左而称为“南朝”），至此，再回到早在西晋便已在北方建立政权的北魏（包括后来的东魏、西魏），依次为北齐、北周，因本书入选北朝作家作品均甚少，故统标之曰北朝。最后则为短暂统一中国的隋，因为它是由灭北周而建立的，故唐李延寿著《南史》和《北史》即列《隋史》于《北史》之末，并未列在《南史》《陈史》之后，兹亦从之。

由于自东汉桓、灵以后，初则群雄割据，继而三国鼎立，西晋统一未久，便被迫南迁，与北朝并列。二百年间，朝代更迭，不少文人出仕两朝乃至三朝，究应归于何代，前人亦无定准。譬如沈约，即历仕宋、齐、梁三朝，颜之推则历仕南朝梁和北朝的齐、周及隋四朝。这该如何处置呢？我的办法是：原则上列入他死前所仕之朝，如沈约便列在梁，徐陵（仕梁、陈）列在陈，庾信（仕梁、西魏、北周）列在北朝。但个别情况特殊的，如颜之推虽由北朝齐、周，继仕于隋，而年事已高，仅只是“太子召为学士，旋病卒”，未尝有所作为，故仍以列入北朝为是。

至于同时代人，何者在前，何者居后，向有不同处理方法：一般以生年先后为序。但人之社会活动和文学成就有早迟之异，故其在文苑和诗坛上之崭露头角并不以年龄为序，于是有人便采取以卒年为序的方法。然其不当乃愈甚。以唐代诗人为例：“早岁工诗，受知于韩愈”的李贺（790—816），因他只活了二十七岁，遂排列在他的先辈韩愈（768—824）之前，岂可谓安！譬如孔鲤死于孔子之前，颜回死于颜路之前，难道序列春秋儒家时可以以卒年为序置子（鲤、回）于父（丘、路）之前吗？在这个问题上，本书基本上是采取以生年先后为序的原则。其生年不详者，则就其社会活动，特别是考虑其文学活动的旺盛时期，斟酌安置。

在此须特别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曹操和建安七子皆卒于汉献帝刘协的建安末年，没有一个人活到曹丕灭汉称帝的魏代，但在编列这些人的作品时，却不能把它们选入汉代，而只好放在魏诗之中。本来“汉魏风骨”亦称“建安风骨”，实指以魏武帝曹操为最高领袖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文风。正是这个集团的文士“三曹”“七子”“梗概多气”的文风——包括诗风，才成为后世所推崇和继承发展的优秀传统。因此，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均死于汉献帝建安年间，但不能不把他们的诗篇编入魏诗，而这个魏乃是开创于曾被封为魏公、魏王的汉丞相曹操的。

编选此书时，曾有人问及是编既涵盖了自汉至隋，又兼收南北各朝，何以题名曰“汉魏六朝”？于古有据否？告之曰：唐人言六朝，大抵皆指汉以后六个以建业（今南京）为首都的偏霸朝代而言，即吴、东晋、宋、齐、梁、陈是也。至迟宋以后便有人以晋、宋、齐、梁、陈、隋六朝上承汉、魏而谓之“八代”，如苏轼《韩文公庙碑》“文起八代之衰”句，南宋郎晔上进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便注曰：“八代谓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也。”张溥纂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即以晋、宋、齐、梁、陈、隋为六朝，并于陈、隋之间插入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其书即以“汉魏六朝”标名。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六朝”文，亦是以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为序的。自宋以来，各家诗话即时言“汉魏六朝”，如胡仔纂集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之卷一、卷二即分别题曰“国风汉魏六朝”上、下；后集之卷一、二则分别题曰“楚汉魏六朝”上、下，这“汉魏六朝”悉与明清人所用的涵盖面相同。

我以衰年著述余暇，编选此书，全部注解均由小女逸波执笔，我只写了各家小传（包括无名氏作品题解）和各篇末后的评说。没有她的大力合作，干了全部工作中百分之八十的艰苦而繁难部分——注释，我自己是无力完成它的。因此，这本书实在只能算是她的成果，我不过居于辅助地位而已。

1991年8月姜书阁序于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