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的年均3.6%,下降至疫情暴发前10年的年均3.2%。
这种增长放缓的趋势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也未能幸免。全球人口增长放缓、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一种宏观趋势。
人口结构变化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5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减半,从每年约2%下降到目前的不足1%。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到2075年,全球人口增长率将降至接近零。老龄化将成为深刻影响未来社会的因素,医疗保健成本将大大上升。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要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当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几十年,新兴市场国家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继续上升。新兴市场将出现更多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群体。高盛研究报告预计,未来30年,全球GDP的比重将更多地向亚洲国家转移,至2050年,世界最大的5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尼和德国,印尼将取代巴西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并且,高盛研究报告预测,到2075年,如果具备适当的政策和开放的体系,那么保持人口快速增长的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体排名中跻身前列(见表2-1)。
表2-1 高盛预测1980—2075年世界前15大经济体GDP排名
资料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
过去20多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收入趋同,这是世界发展更平衡的一种趋势。然而,尽管国家间收入不平等有所缩小,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加剧。近年来各区域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兴起的趋势,这将导致区域性保护主义抬头,并扩大全球化大逆转的风险。虽然在某些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使得政府获得了短暂的民众支持,但片面强调国家安全,导致这些国家更加关注本土生产和供应链弹性。虽然过去的全球化一直是减少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强大力量,但这一趋势正在重新调整为发展区域化、分布式的供应链体系。我们把这种区域化、分布式供应链体系的趋势称为新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除人口结构变化外,全球经济增长降速还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暂时没有出现足够引起变革的技术创新,任何政府都无法规划出技术爆发点,这种放缓很可能是长期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减速,也就是新全球化趋势的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时点和普遍性,更容易被认为是由贸易全球化进程停滞、各国保护主义思潮成为主流所导致的。除贸易外,全球化还包括商品、资本、人力、技术、数据和创意的跨境流动。全球化减速更能准确描述过去10~15年商品、资本和人口的发展趋势。随着高速全球化时期过去,全球生产率增长速度似乎不太可能恢复到2000 —2010年的水平。
高盛预测(见表2-2),2024—2029年的全球增长速度将高于2020—2024年,但低于2010—2019年。预计新兴市场的增长将继续超过发达市场,其中一半以上的差异是由人口因素,而不是由生产率增长差异所导致。预计亚洲(发达市场除外)仍将是增长最快的地区,但中国潜在增长明显放缓,从2010—2019年的7.7%下降到2024—2029年的4.0%,再下降到2030—2039年的2.5%。这种放缓的主因是人口因素,它导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低于一些亚洲经济体(如印度、印尼和菲律宾)。拉丁美洲经济体在过去10年的增长潜力明显不足,预计未来10年增长将逐渐加速,然后再次减速。随着时间推移,得益于非洲经济体日益增长的贡献,中欧和东欧、中东和非洲(CEEMEA)地区的增长预计将保持相对稳定。
表2-2 2000—2079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实际GDP年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高盛研究报告。
高盛预测,2075年,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将是中国、印度和美国,它们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将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尽管印尼、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GDP水平预计在2075年将处于世界第四、第五和第六位,但其规模都将不及中国、印度和美国的1/3。尽管预计2075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但美国的富裕程度仍将是中国和印度的两倍以上。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预计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将放缓,这种情况在中国将更为明显。由于生产率增长势头的显著负贡献将会减弱,预计巴西和南非在过去10~15年异常疲弱的表现将部分逆转。
在做出长期人口预测时,联合国往往会谨慎参考近期人口增长趋势,预计未来全球人口峰值约为100亿人。人口增长放缓是一个“好难题”。虽然全球人口数量控制是维持环境长期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但人口增长放缓及人口老龄化也给经济增长带来明显挑战。全球化促使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有限资本的大型新兴市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虽然推高了新兴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但也压低了发达经济体的非熟练劳动力价格。由于政治选择是由地方而非全球决定的,因此国家层面的不平等情况加剧将对全球化进程形成重大的政策挑战。
2011年后,中国从生产国向消费国转变,日本大消费相关行业的出海规模迅速发展。日本的出海增长点主要是本土技术优势依然明显的上游材料(如化学品、塑料)环节,以及下游消费品(如食品、医药)环节。
日本出海主力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充分布局国际化是普遍现象,1996—2010年,其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普遍提升40%~60%,海外收入占总收入规模的比例多数达到50%以上。从市值规模或股价表现来看,日本领先的出海企业在1992年至2022年底的最大涨幅基本超过500%,十倍股占比过半。当时有一个重要说法,日本股价增长主要看是否有中国业务支撑,有中国业务支撑就可以实现股价大涨。日本出海行业分布以消费行业和净利率较高的制造业居多。消费企业出海主要体现在其品牌效应带动海外收入占比大幅提升,日本的药店、商超、休闲品、家居产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上市公司也会布局自己的出海战略,特别是那些能够快速在新兴市场证明自己业务逻辑的公司。比如,蜜雪冰城在招股书中明确把海外业务拓展,特别是把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高增长,作为区别于其他公司的重要的第二增长曲线。2023年底,拼多多的市值一度接近甚至超过阿里巴巴的市值规模,主要是因为拼多多旗下公司Temu在北美市场的超常规发展。投资者普遍认同在海外市场不断得到验证的中国商业模式,特别是中国创新的流量端模式,它给予了海外市场消费者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并且这些中国式创新还带动了很多专业服务商的快速崛起,如专业物流服务提供商、小型企业技术服务提供商等。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发展得越好,其市值的表现往往越好。在发展海外业务的过程中,中国大型企业往往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凭借供应链的高效率和强大能力,往往能够快速获得新兴市场的主要份额。在供应链制造配套能力的支持下,中国企业能够拥有绝对的竞争力,只需要使用几年前的产品线,就可能让产品在新兴市场形成销售规模。
随着出海业务高速发展,中国企业也会在技术研发方面不断加大投入,把核心壁垒在国内进一步强化,打造更高端的系列产品。并且,由于海外市场相对碎片化,国内总部需要不断根据具体国家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重新定义产品逻辑,更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点。 由此可见,国内重研发,海外拓渠道,柔性地满足各国消费者的需求是一种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