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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各时代在世界舞台上创造奇迹的国家无一不是抓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迁移的历史机遇。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链迁移浪潮，目前正在进行第五次产业链大迁移。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助力下，英国生产力快速提升，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随着国内产业容量逐渐饱和与成本上升，英国揭开了第一次全球产业链迁移的序幕。法国、德国和美国成为这次产业链迁移的主要承接国。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主导了以电气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不断创新高端技术，发展核能、IT信息化、生物工程三大领域的硬科技，同时把美国的低端产业、基础制造业向日本和德国转移。日、德两国随之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是第二次产业链迁移，产业链从美国迁移到了日本、德国两大新兴市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德国也经历了类似美国的科技化升级。当时由于成本快速上升，因此日本和德国把一些基础制造业、来料加工业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这就是第三次产业链迁移。“亚洲四小龙”抓住了工业化的机遇，承接了日本、德国的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业务，从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第四次产业链迁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将产业链向逐步开放的中国内地迁移。中国成为第四次产业链迁移最大的受益者。从宏观视角看，中国在承接这次产业链迁移后，成为强大、高效率的世界“超级工厂”，形成了完整的以产业分类区域集群为特色的制造业基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人口红利巨大潜力的释放，居民收入不断提升，消费力也大大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完备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小到塑料制品，大到汽车和舰艇，都能实现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流行的新概念，并逐步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从资本输入国逐步过渡到资本输出国的过程。
2012—2015年，形成了全新产业资本的中国逐步对外尝试资本投资和产业链迁移的探索。由于社会整体的人才和土地资源等经营成本快速上升，基础、低端制造业的红利逐步消退，加上中国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出现下降的趋势，还有地产方面的高投入对制造业形成了“挤出效应”，因此中国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具优势的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产业链迁移。与此同时，为了缓解美国提高关税和设置其他贸易壁垒带来的压力，中国企业开始向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转移部分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产业。
看到中国制造业强势崛起，美国政府开始着力于让高端供应链回流美国的大战略。2022年8月9日，美国政府推出了价值527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 HIPS and Science Act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额的政府补贴，并为在美国建立芯片工厂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随后，美国又推行了《通胀削减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美国清洁能源相关领域给予较大力度的政策和税收补贴支持。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就已经着手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以各种保护性政策争取企业；而拜登上台后，更是扬言要让制造业回归。但美国的一些做法明显带有针对性，中国对此有异议。
当下，中国大量产业的走向必然是，国内不断形成由科技驱动的升级产业链，而在中国以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则加大制造业供应链的建设和产能的输出。中国企业家不得不走出原来的舒适区，去迎接全新的挑战，在那些还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且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再走一次成功之路。第一次“下南洋”时走出去的大多是比较穷困的劳动者，南洋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存之路。而当下“再下南洋”，走出去的已经是拥有大量技术和经验的企业家。从企业间的竞争能力和资源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未来10年，中国企业家一定会成就一批全球性“新巨人”企业，打造属于中国的真正的跨国公司。
在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的当下，我们研究日本的产业链迁移案例，也许能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面临巨大的内需失落，但产业出海却呈现较高增长，特别是日本制造产业向中国输出，帮助很多日本企业成为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股市、地产资产价格大跌。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1989—2019年），大量日本人不得不背负高额负债，缺少继续投资和高消费的意愿。日本内需增长大幅度放缓，表现为GDP发展缓慢，但宏观层面国民总收入持续走高。对此，日本开始实施探索本土以外市场的出海战略。在内需长期疲弱之下，日本企业普遍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特别是与其一水之隔的市场规模庞大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来自日本的投资涌入中国，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比如，中国上海和东北地区都掀起了学习日语的热潮；日本上市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规模扩大，业绩提升，股价上涨。出口和海外销售成为日本国内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中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1990—2022年，日本上市公司的海外营业收入占比从19%升至50%，海外营业收入成为其营业收入维持年均增速的重要支撑，而同期日本GDP年均增速仅为0.9%。
日本出海产业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电气设备成为出海主力；第二阶段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业化进程加速，日本顺周期制造业出口规模迅速上行；第三阶段始于2011年，日本消费行业出海规模迅速上行。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是日本出口产品的主力，占据较高的出口市场份额。此外，日本技术优势依然明显的上游材料和下游消费品（如食品、医药）也是出口的主要品类。
从上市公司看，1992年至2022年底，日本股价翻倍的企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消费行业。其中，制造业包括医疗器材、汽车、电气设备、生物制药、化工等，多为日本具备技术优势的高端制造业；消费行业主要涉及药店商超、个人用品、家居用品、食品制造等领域。此外，日本的科技和软件服务、通信服务等行业的上市公司股价也获得不错的涨幅。对比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和行业整体海外营业收入占比的变化，二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制造业尤其如此，海外业务扩张成为制造业上市公司过往30年股价表现的重要支撑。从股价表现来看，日本出海龙头企业的股价在30年间的涨幅明显优于日本股市的整体表现。
日本消费品企业出海成功，主要得益于其品牌效应的带动。日本药店、零售商超、休闲品、家居产品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其中典型的公司有尤妮佳、任天堂、索尼等。在日本制造业出海企业中，股价表现优异的多为利润率本身较高或随出海有明显提升的企业。这些企业集中于医疗器材、工业工程等行业。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机遇中，中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由于东南亚各国在地理和地缘政治方面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大部分中国企业出海的第一站会选择东南亚国家。相比于非洲、中东市场，东南亚市场最大的好处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组织力，当地的华人文化基础使得中国企业最初的落地风险相对较低。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分别为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和东帝汶，总面积约为457万平方千米。东南亚是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重要的十字路口，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是亚洲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其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出海企业而言，东南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叠加各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支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东南亚作为重要的出海目的地之一。据公开新闻报道，到203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有望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印尼为东南亚最大单一市场，占东盟约40%的GDP和41%的人口。纵观东南亚国家，印尼虽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差等生”，也是长期被国际市场忽视的“隐形大国”，但近几年已变为颇受关注的东南亚市场中最亮眼的高增长国家。印尼作为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叠加良好的营商便利度，近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回暖，国民经济率先从疫情中全面复苏，经济发展韧性凸显。因此，印尼越发得到外国资本的重视。过去，日本和韩国是印尼重要的外资方。近几年，中国资本也大量进入印尼市场。目前，印尼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在全球分工中的参与程度正在持续加强。2022年，东盟已跻身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商品出口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该地区的出口商品以电子设备与元器件、机械设备等高端制造产品为主，同时服务贸易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其中IT服务、金融服务、商业咨询占比达46%。
地理临近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经贸合作高速发展的核心基础。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互动和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协同性强，中国相对侧重中高端技术，比肩发达国家，东南亚国家则侧重中低端产业制造。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替代效应初显：越南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轻工业产品，包括服装鞋帽和家具；泰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橡胶制品、汽车和零部件等；马来西亚的出口产品替代了一部分中国的机电和家具相关产品。东南亚国家的线下零售业总体上基础薄弱，前十大区域零售商所占市场份额不到10%，这表明在电商领域有实现较高增长的机会。此外，东南亚本土供应链制造基础较弱，消费品进口依赖度高，这就为跨境电商提供了良好机遇。东南亚国家的电商平台主要包括Shopee、Lazada和Tokopedia（已与TikTok印尼合并）。东南亚国家的电商平台正迅速整合为几家大电商，与此同时，TikTok也在高速成长，成为其最大的挑战者。
中国的供应链优势、人才优势、经验优势和资本优势，将是未来10年新兴市场格局中的重要竞争力。中国风靡过的产品和业态中，有很多值得再做一遍。如今的东南亚市场如同过去的中国市场，正处于高增长、靠勤奋和勇气致富的时代，时光机理论正在被实践。中国的第一波先行者已打开市场，如传音、小米、冬海集团、极兔、TikTok……东南亚市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大陆，同样也蕴藏着参照系中最明显的赚钱机遇。当然，各国的现代渠道发展阶段不同。比如，新加坡、菲律宾的现代渠道较为发达；印尼建立了东南亚最大的传统渠道，线下销售主要在传统渠道完成。
在地理上，我们通常将亚洲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和印度洋之间的地区统称为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因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大山体将其与亚洲其他地区隔开，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南亚地区西连阿拉伯海，东至孟加拉湾，地区内共包含7个国家，分别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同时，缅甸受南亚文化的影响较大，在研究层面也经常被归为泛南亚国家。
南亚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罗毗荼人就已在印度河沿岸从事农业生产和一定的商贸活动，逐渐形成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历史上，南亚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上的富庶地区之一，农业、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水平及文化艺术水平都排在当时全球的前列。
15世纪末期，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南亚地区。18世纪中期，除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外的南亚国家基本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此后的殖民统治期，南亚处于发展相对停滞状态，逐渐成为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但那时的英国当局在南亚地区提出了《蒙巴顿方案》，主张“印巴分治”，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南亚国家始终面对着相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南亚地区有众多种族，多元化的民族结构与历史上多次受到外族入侵有一定的关系。南亚是佛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的发源地，地区宗教信仰并不统一。印度人、尼泊尔人多信仰印度教，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和马尔代夫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斯里兰卡人和不丹人则信仰佛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后文简称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的数据，截至2022年，南亚地区共有人口约18.79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近25%，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其中，印度人口14.2亿人，巴基斯坦2.36亿人，孟加拉国1.69亿人，尼泊尔3 054万人，不丹76万人，斯里兰卡2 218万人，马尔代夫57万人。
从整体上看，南亚地区虽然有7个国家，但对全球经济存在显著影响的目前只有印度。同时，印度在南亚地区内的影响力也十分显著。印度在2023年4月正式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且人口结构较具优势，人口年龄分布呈上窄下宽的金字塔结构，15～34岁人群数量占比最高，整体分布与2000年的中国比较接近。从年龄中位数看，印度约为28岁，比中、美年轻约10岁，比日本年轻约20岁。不过目前，印度劳动力素质仍有待提升，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人口红利的释放。
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的数据，2018—2022年，除2020年外，印度经济均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印度名义GDP同比下降5.8%，人均名义GDP下降6.7%。2022年，印度名义GDP为3.3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人均名义GDP为2 388.6美元，同比增长6.7%。2022年，印度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依次为16.6%、25.6%和48.6%。2022年，印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占GDP比重依次为31.2%、71.0%和-4.0%。
在产业发展方面，印度走了一条和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历史上，印度跨过了工业化阶段，直接实现了经济体系从农业为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的跃升。从数据上看，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超过农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农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而工业占比勉强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滑。2022年，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提升至52%左右，制造业占比则不到15%。
近年来，在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印度成为部分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印度政府也在大力推动工业化建设，制造业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印度经济的核心亮点之一。我们看到，印度在过去几年迎来了汽车及零部件、消费电子组装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印度的城镇化率已经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工业化不断推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且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还比较低，这些因素让印度的房地产市场迎来量价齐升，地产销售和面向消费者的家具等行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除印度外，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也有一定的经济体量。
据巴基斯坦中央银行统计，2021—2022财年，巴基斯坦GDP约为3 772.89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为6%，超过4.8%的增长目标，在上财年5.74%的增速基础上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人均GDP为1 506美元，同比增长13.63%。2021—2022财年，巴基斯坦国民经济三大行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GDP占比分别为22.63%、19.09%和58.28%。第一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水稻、玉米、甘蔗和棉花等主要作物均实现9%～18%的增产，只有小麦产量下降3.9%。第二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19%，制造业实现了广泛增长，纺织、食品饮料和烟草等产业以及石化、家具和汽车行业的产出明显增加。第三产业产值增长6.19%，占比最大的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分别增长10%和5.4%。制造业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支柱，其中轻纺工业占了较大比重。巴基斯坦是亚洲第八大纺织品出口国，而电子、机械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孟加拉国是一个人口总量大且年龄结构非常好的经济体。据孟加拉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2023年，孟加拉国GDP约为4 538亿美元，增长6.03%，人均GDP约为2 657美元，人均收入约为2 765美元。孟加拉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孟加拉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2%、37.56%和51.24%。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孟加拉国消费、投资、净出口占GDP比重分别约为73.98%、31.25%和-5.76%。
在工业方面，孟加拉国以原材料工业为主，重工业薄弱，制造业欠发达。但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成衣制造成为孟加拉国工业的核心产业，是孟加拉国经济的支柱，也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孟加拉国是全球牛仔服装的主要生产国，年产量约为2亿件。根据公开数据，孟加拉国约有500万人从事服装行业，2023年孟加拉国货物出口总额为558亿美元，其中成衣出口额占比近85%，约为474亿美元。
非洲由56个国家和地区组成，2023年，非洲国家GDP总额达2.87万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23年，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塞舌尔，达21 575美元；最低的是布隆迪，仅为325美元，这个数值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塞舌尔是全非洲唯一一个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该国是以旅游业为主的印度洋小岛国，人口总数仅10万。非洲现有7个人口总数在5 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国，按2023年人均GDP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南非、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刚果（金）。
从GDP总量看，非洲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北部的埃及、中部的尼日利亚、南部的南非。但这三个国家的GDP在2023年均大幅下降，从4 000亿美元级别降至3 000亿美元级别。因下降程度不同，排名也换了位次，埃及取代尼日利亚排名第一，南非位列第二，尼日利亚跌至第三。
非洲区域化明显，主要分为三大市场：第一个是北非市场，包括埃及、摩洛哥等主要国家，具备阿拉伯文化的很多特点；第二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包括东非国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等，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加纳等，以及中非国家加蓬、喀麦隆等；第三个是南非市场，白人居多，生活习惯更接近欧洲，市场相对成熟，总体上市场机会偏小。2023年，非洲GDP总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其GDP总量约为1.15万亿美元，约占整个非洲GDP的40%；排名前十的国家GDP总量约占整个非洲GDP的80%。
2023年非洲人口约为1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81.8亿人的17%左右，平均年龄约为20岁，远低于中国的37岁和欧洲的43岁。未来3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约20亿人，其中一半新增人口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地区的人口数量预计增长一倍，从约10亿人增加到约20亿人；未来10～15年，这里将拥有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和最具活力的市场。据Trading Economics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非洲人口位居前列的国家有尼日利亚（2.24亿人）、埃塞俄比亚（1.27亿人）、埃及（1.06亿人）、刚果（金）（9 502万人）、南非（6 220万人）、坦桑尼亚（6 174万人）等7个大国。非洲人均GDP已经突破每年2 000美元，经济发展将有机会进入快车道。此外，非洲GDP的“二八法则”非常明显，人口最多的7个国家的GDP将占据非洲GDP总额的主要部分，它们也是非洲最有发展机会的国家。
非洲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潜力非常大。未来10年，预计非洲将有近2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城市人口约为农村的2.5倍。2034年，非洲劳动力人口预计将达到11亿人，人口红利将在工业化进程中得到释放。麦肯锡预测，2025年非洲制造业产出有潜力翻番至9 300亿美元。
非洲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较好。根据非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2023年非洲GDP增长率为3.2%，资源密集度较低和贸易结构更多样化的经济体，如肯尼亚、科特迪瓦和毛里求斯，预计将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将出现基础广泛的增长，增长率将反弹至4%，有18个非洲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超过5%。
但非洲国家通胀比较严重。2022年，约42%的非洲国家年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两位数。非洲开发银行预测，2024年非洲的平均通胀率将达到17.1%。为了遏制通胀、缓解汇率贬值压力，许多非洲国家在2022年提高了国内政策利率，在2023年又进一步提高。加纳、埃塞俄比亚、埃及、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尤其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非洲国家面临宏观经济不稳、通胀压力加大、债务风险上升等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政府债务占其GDP的55.8%，全球货币环境收紧给其偿还债务带来额外压力。相比之下，非洲东部、西部市场潜力大，经贸环境积极稳定，当地人对工作的热情和自我驱动力强于其他地区。
非洲国家积极发展数字化，通过技术和创新解决政府和行业面临的挑战。疫情加速了非洲各国的数字化创新，各国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但非洲经济增长仍面临一些长期存在的顽疾，如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气候变化冲击、粮食安全风险凸显等。
非洲国家整体工业化能力过低，严重依赖进口，进口的品类如排插、驱蚊用品、日化用品等，其售价是中国网络售价的两倍以上。不过，我们看到一些本地化生产品类存在巨大优势，如超市里的烘焙品类基本是超市自有品牌的产品，同时超市标配有一个现烤面包档口，因而烘焙是当地的引流品类。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端品类存在不充分竞争，部分垄断品类存在垄断溢价。电商目前也缺乏影响力，竞争力不足，难以倒逼超市提升效率。非洲电商渠道整体发展薄弱，电商的物价比超市还高，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B2B与社交电商，其发展方向是线下零售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非洲的B2B行业蓬勃发展了很久，已经形成了一些有规模的中型B2B企业。非洲社交电商虽然目前规模比较小，还没有形成产业价值，但发展速度非常快。
2021—2023年，中非进出口额均实现明显增长。《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3》显示，2021年中非货物贸易总额达2 542.9亿美元，同比增长36%；2022年中非货物贸易总额达2 8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9%。中国连续14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对非洲出口车辆等运输设备的数量增长较快，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数量增长明显，近年年均增速达11.4%，越来越多非洲优质特色农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中非服务贸易在多个领域取得新进展，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在非洲不断推进，中非本币结算和互换安排取得较大进展。双方互设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日趋增多，金融便利化水平稳步提高。以跨境电商、移动支付、云外包合作等为主的信息技术服务，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创新性模式。
中国对非洲投资日益活跃。《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3》指出，2021年中国克服疫情影响，对非洲直接投资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投资额从2020年的42.3亿美元增长到49.9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中国对非洲投资以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为主，同时中国企业加大了对非洲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金融服务、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新能源汽车、医疗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成为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新亮点。中国企业在非洲参与建设的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园区企业业务更加多元化，投资金额和带动的当地就业数量逐步增长。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丝路基金等股权基金加大投资力度，有力支持了非洲新基础设施建设（简称基建）和新兴产业发展。
中东地区通常指从波斯湾沿岸到地中海东、南部的地区，包含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埃及、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叙利亚、约旦、巴林、也门、黎巴嫩等国家，人口总数超2亿。中东地区的地形以高原、平原为主，气候炎热，热带沙漠气候分布最广。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从历史上看，中世纪时，中东文明非常先进。特别是中世纪早期，当西欧陷入战乱和野蛮统治之下时，中东地区被阿拉伯帝国统一，并且发展出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彼时，耶路撒冷、巴格达、大马士革成为与长安、洛阳比肩的特大城市，中东是西欧人向往之地，是“富庶”的代名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全球秩序的重塑，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体系初步建立。1945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当时的成员国包括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沙特、叙利亚和也门。
从经济发展来看，2022年中东地区GDP总额约为3.9万亿美元，2023年中东地区整体的GDP增速约为2.1%。GDP排在前9位的国家沙特、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埃及、伊朗、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GDP之和占中东地区GDP总量的90%以上。其中，沙特占比约为20%，是中东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单一经济体。
从人均GDP来看，得益于丰富的油气资源，中东地区情况较好，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的6个经济体（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2022年整体的人均GDP高达3.4万美元，全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不过海合会各国的人均GDP也存在一定的分化，比如，卡塔尔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万美元，排在世界第5位；而阿曼的人均GDP刚超过3万美元，排在世界第50位左右。
从人口结构来看，2022年中东地区1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约为2.5亿人，其中埃及约有1亿人，土耳其、伊朗人口均超过8 000万人，沙特超过3 600万人。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埃及、土耳其、伊朗、沙特、阿联酋15～64岁人口的占比分别约为62%、68%、70%、72%和84%（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5%），人口总抚养比较低。年龄中位数方面，上述5个国家分别为23.9岁、33.5岁、32岁、29岁和34岁。
从性别比例来看，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国男女比例相对均衡。但沙特和阿联酋由于流入的外籍劳工以男性为主，因此男性人口整体占比显著高于女性。
从劳工结构来看，以海合会国家为例，本国公民主要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就业，这部分劳动人口约占总就业人数的1/3；而外籍劳工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约占总就业人数的2/3。海合会国家的外籍劳工占比，卡塔尔是最高的，超过94%，阿联酋、科威特也都超过了80%，阿曼、巴林则超过了70%，沙特约为55%。同时，中东地区国家也有劳动参与率不高的问题。
从经济和产业结构来看，中东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几个核心国家
整体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能源及相关产业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除巴林之外的海湾国家拥有全球约20%的石油产量，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所占比重超过60%。得益于丰厚的油气资源储量，油气及相关产业占海合会国家（除阿联酋和巴林之外）GDP的比重超过4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海合会国家从油气产业获得的财政收入是其他产业的数倍。油气产业是当之无愧的海合会国家的支柱产业，但这也造成了上述国家的制造业等非能源产业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国家层面呈现出长期以能源换工业制成品的货物贸易模式。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矿物燃料和相关产品是海合会国家出口占比最大的品类，虽然占比从2000年的86%下降到2021年的61%，但依然极高。因此，海合会国家的出口表现与国际油价关系密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除矿物燃料以外，黄金等贵金属是海合会国家出口的第二大品类，2021年出口额占比约为7%。进口方面，由于海合会国家除油气、冶炼以外的其他工业发展偏弱，因此它们对机电产品、机械设备、钢铁、纺织品等品类都有较高的进口需求。同时，得益于阿联酋已经成为全球黄金贸易中心之一，海湾国家的黄金等贵金属进口额不断上升。
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看，由于中东地区位于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之间，是连接亚、非、欧的枢纽地带，因此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相对发达。同时，在数字基建方面，当地的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移动互联网渗透率非常高，如卡塔尔拥有全球首个商用5G网络。
从企业家们更关心的营商环境和税收制度等问题来看，由于中东地区国家正在努力寻求从以油气产业为支柱的经济模式向多元化经济模式转型，并且大力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其营商环境也在近年来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阿联酋营商环境指数排在全球第16位，其中商业效率排在第1位，政府效率排在第2位，经济表现排在第7位。巴林、沙特、科威特、阿曼、卡塔尔等国的营商环境均在过去几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中东地区多数国家属于全球税率较低的经济体。
回顾过去，阿联酋的迪拜在当地最早打破贸易壁垒，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心之一。伴随着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努力，未来10年是海湾地区国家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相关国家正在对娱乐旅游业、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中国企业家探索新兴市场发展，有得天独厚的国家级的战略指导和政策支持优势。 早在2013年，中国政府就已经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该倡议最初旨在促进中国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经贸合作，参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合作平台逐步扩大，“一带一路”超出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一带一路”网站显示，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未来“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国家范围会继续扩大，朝着囊括所有建交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构建“一带一路”强调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加强政策沟通要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府间的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加强设施联通要加强基建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与各成员国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各国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贸易畅通要消除贸易壁垒，共建自由贸易区，避免双重征税。加强资金融通要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加强民心相通要扩大文化、学术交流、人才往来合作，如扩大相互间的留学生规模，进一步开展合作办学。
目前设施联通已经取得了卓越的进展，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在持续拓展。中欧班列、中欧陆海快线、西部陆海新通道、连云港—霍尔果斯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等国际多式联运稳步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3年10月10日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86条时速120千米的运行线路穿越亚欧腹地主要区域，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截至2023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万列，运输近700万标箱，货物品类达5万多种，涉及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53大门类，合计货值超过3 000亿美元。中欧陆海快线从无到有，成为继传统海运航线、陆上中欧班列之外中欧间的第三条贸易通道。2022年全通道运输总箱量超过18万标箱，火车开行2 600余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覆盖中国中西部18个省（区、市），货物流向通达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这为中国企业家的新全球化布局提供了基础设施方面的极大便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快，规模也越来越大，已经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以能源合作为例，中国石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区域从事油气开发业务。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持续投资和扎根运营了30多年时间。这样的时间跨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跨国公司的惯例。除了能源领域，其他诸如基建、工程项目施工、信息通信等领域，中国企业在海外也是长期经营的。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策略和模式是非常有特点的，采取本地化运营，实现与当地社会、当地供应商、服务商和承包商紧密合作，实现雇员充分当地化，主动融入当地。中国以开发性金融为支持的国际化模式逐步成为核心模式。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微利性。在战略上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加大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促进中国和合作国的双边关系发展为最终目标，兼顾了政策和市场的协同，单边与多边融资并行互促。在合作成效上，开发性金融合作既兼顾了国家利益，也实现了商业利益与合作国利益的均衡发展，促进了互利共赢。
从实际效果来说，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非常适合的。从产品和服务能力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能满足这些工业化早期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实际需求。目前中东的大国沙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和技术升级，这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是绝好的发展机遇。无论是满足当地的贸易需求，还是参与当地的制造业建设，重点布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都是当下中国企业出海的热点。
本书第一部分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主要投资研究的目标，为读者逐步展开了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等主要区域市场的宏观情况和产业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