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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书呆子，尤其沉迷于数学等自然科学，并一直渴望能生活在志同道合的人群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如果你想成为有抱负的医生、科学家或工程师，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就是你的天选学校。这所公立中学的录取方式很特别，只由一场考试决定，纽约市的每名初中生都可以参加。 1 如果你的分数排在全市前800名，你就能被录取。整个过程没有面试，没有作文，不考虑过往成绩，只有一场考试。我父亲给我找了很多练习题，帮助我准备这次考试，最后我成功考上了。1956年秋天，我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布朗克斯科学高中。
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离我住的公寓很远，几乎需要穿城而过，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坐火车去学校。我喜欢坐火车，看着城市匆匆而过，感觉就像我在向未来呼啸飞奔。每天下午的回程也让人很开心，因为火车轨道正好经过洋基体育场。如果洋基队正好在比赛，那么当火车沿着外场看台的轨道经过时，我就可以大饱眼福。有时，列车员会特意放慢速度，这样，体育场的场景就会持续一分钟或更长。在这精彩的一分钟里，我和朋友们会把脸贴在玻璃上，观看英雄们的表演。我是一个忠实的洋基队球迷，尤其崇拜洋基队的舰队明星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在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之前，我曾想象自己成为下一个曼托，但我完全缺乏击球、防守和跑步的能力，这使我相信，成为下一个费布什医生是更现实的职业目标。
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有很多书呆子，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我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瘦得像根滑尺。而我的“书呆子指数”能够进一步提高，还要“归功于”我的两个好朋友——史蒂夫·鲁道夫（Steve Rudolph）和吉恩·弗兰克尔（Gene Frankel），他们也是不折不扣的书呆子。鲁道夫是化学神童，每当化学老师讲错什么时，他都会不受控制地站起来纠正，他以此为乐。鲁道夫小时候的梦想是进入科研领域，他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也确实从事过科学研究，却在三十多岁时放弃科研，成为一名临床医生。我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临床医生，现在的职业生涯却聚焦在了科研。很神奇，我们实现了彼此最初的梦想。 2 弗兰克尔则是物理爱好者，对科学史有着非同寻常的痴迷。
鲁道夫、弗兰克尔和我当时都没有恋爱经历，我们同病相怜，将这归咎于肌肉的缺乏。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崇尚“肌肉男”的时代，为了吸引异性，我们制订了一个健身计划，试图加速提升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我们每个人都设法得到了一套举重器材，并约好每周有几个晚上一起“撸铁”。我们还痴迷于阅读健美杂志，学习最新的锻炼方法和健身技巧。
我们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晚上，在我的公寓里，我做抓举时因杠铃重量太大，在把它推向空中时一下子就失控了。杠铃从我头上向后飞去，像个大铁锤一样砸在我卧室的墙上，大块的墙皮向各个方向崩开。母亲很生气，第二天就没收了我的举重器材，这意味着今后所有的健身活动，我都必须跑去鲁道夫和弗兰克尔的家里做了。
但健身真心有回报，因为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第一年的夏天，我就交往了第一个女朋友。这个期待已久的神奇事件，发生在纽约门罗县的一个夏令营中。在上个夏天的同一个夏令营中，我曾暗恋过一位名叫阿尔娜的可爱、害羞的黑发女孩。那时她有男朋友，但我得知他们已经分手了。我开始与她交往，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们都是犹太人，来自犹太家庭，而且我们喜欢的电影大多相同。此外，她的父亲几年前死于心脏病，当时她才10岁。当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我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我父亲在同一时期也曾与死亡擦肩而过。阿尔娜坦言，我是第一个让她敞开心扉谈及她父亲死亡的人。反过来，我也和她分享了压抑在心底的感受，谈到我家在父亲心脏病发作后发生的变化。
夏令营结束后，我回到了纽约市，继续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学习。阿尔娜住在白原市，距离纽约市北部约50千米，我们通过信件往来保持联系。在那个年代，长途电话费很贵，所以打电话是不可能的，而我也没有车。不过鲁道夫有车，所以我介绍他认识了阿尔娜的朋友芭芭拉。我的策略取得了完美成效：鲁道夫和芭芭拉一拍即合，事实上，他俩后来还结婚了。这太好了，因为这意味着，周末我可以搭鲁道夫的车去白原。很多个周六的下午，鲁道夫开着一辆装有巨大鲨鱼鳍的车，带着我前往白原。我们在布朗克斯河公园大道上全速疾驰，和我们各自的女朋友约会。
我很高兴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异地恋，这让我在学校期间得以专注学习。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我要面对竞争激烈的同学们的挑战，还要面对学校众多优秀教师的挑战。我的一位英语老师戈登夫人，学校里的学生都很怕她。她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似乎瞧不上我的一切。当我们准备参加大学先修课程考试时，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预测每名学生的分数。试想一下，有哪位老师会在考试前这样做？
考试采用5分制，对应1～5级，其中5级最高，意味着有资格获得大学高级学分。任何低于5分的成绩都意味着你可能没资格获得学分，这取决于大学的具体情况。对于班上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戈登夫人预测的分数是5分。但是，她来到我面前时，露出了一副酸溜溜的表情，并预测了一个3分。不用说，为了争口气，我为考试做了充分准备。
一周后，成绩出来了，戈登夫人在班里大声地宣读：“格拉斯，5分。约翰逊，4分。莱夫科维茨……5分。”她用一种质疑的语气说：“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莱夫科维茨。”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戈登夫人是真的不喜欢我，还是她是一个高明的激励者，故意通过怀疑来激将我。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除了专注于我的课业，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最后两年，我还担任了数学助教和几名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这些学生中就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他后来在民权运动中表现突出。卡迈克尔是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仅有的几名非裔美国学生之一，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当卡迈克尔和我的其他学员开始在我的指导下茁壮成长，并在数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时，我为他们的成功感到了比自己成功更多的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教导他人的滋味，我喜欢这种感觉。
当我16岁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毕业时，我对两件事有着强烈的渴望：一是尽快成为一名医生，二是与阿尔娜保持联系。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让我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预科项目实力强劲，而且学校位于市区，这很重要，因为阿尔娜还有两年的高中学业需要完成。
当我搬到曼哈顿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我发现了欣赏纽约的全新视角。我和朋友一起去格林尼治村观看前卫艺术展和音乐家演奏，我可以看到像莫特·萨尔（Mort Sahl）和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这样的前卫喜剧演员的表演。在曼哈顿，即便是学习这样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更有魅力。有许多个晚上，我都会在位于第42街和第五大道交会处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分馆看书，这是一个有着拱形天花板和壮观阅览室的古老图书馆。
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里包括了美国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文学与社会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文化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他们牵头开设了所有学生头两年都必须学习的当代文明公共课。在贝尔的课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阶级结构理论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Theories of Class Structure of Karl Marx and Max Weber ）的学期论文。我为这个标题暗暗得意，它听起来就很有深度。
一个星期后，当学期论文被返回时，除了我，其他人都得到了分数。我的论文没有成绩，贝尔在上面写着“来找我”。
“好吧，我有个问题。”当我出现在贝尔的办公室时，他说，“我读了好几遍你的文章，它要么是我读过最具洞察力的大学生论文之一，要么通通是废话。我不确定它属于哪一类，但我想如果我们能聊上半小时，也许我就能做出判断。”
就这样，“战斗”打响了。我意识到我要替自己的论文辩护，否则他可能会让我不及格。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摇头晃脑，用尽我能想到的所有高深莫测的术语来捍卫我的观点。最后，规定时间到了，贝尔隔着眼镜，凝视着我。
“你知道，莱夫科维茨，我很享受我们的谈话，但还是不知道你是否表述完整了。不如我们算平局，我给你评一个‘B’如何？”“我愿意！”我一边说着，一边从椅子上跳起来，为能在这场“战斗”中生还兴奋不已。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年，父亲的心脏病再次发作，我请了几天假回家探望。父亲又在医院住了3个星期，出院后，医生对他的身体活动做了更多的限制。现在回想起来，除了限制身体活动，我当时的饮食习惯也为自己以后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种下了病根。当时的我每天早上吃一大盘鸡蛋作为早餐，通常在一天里的晚些时候还要吃鸡蛋沙拉。每周有几个晚上，我会在泰德牛排店吃饭。在那里，我只需要花1.19美元就能买到一份全牛排晚餐，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便宜的。而低廉的价格大概反映了牛排上缺少真正的肉，泰德的“牛排”绝大部分是软骨组织。这些每天都吃的牛排和鸡蛋，为我后来的心脏病埋下了隐患。但就像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我完全不知道摄入过多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风险。当时人们对高胆固醇和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联系知之甚少，所以我根本没理由反思我的饮食习惯。
而父亲的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又一次加剧了我要成为一名医生的紧迫感。我是一名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年，我就意识到自己离毕业不远了。我升入大学前，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大学先修课程中已经获得了一些学分，此外，我每学期都选修了大量课程。我计算过，如果我再参加一些暑期课程，第三年就可以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提前进入医学院学习。这个目标激励着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更加努力。
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很着急。我和阿尔娜的关系很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三年，也就是最后一年的春天，我决定向她求婚，尽管当时我只有19岁，她也才17岁。可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没钱买订婚戒指。毕业前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财务处的信，通知我说学校在处理学费时出了错，我多付了学费，信中还附上了一张250美元的支票。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多付学费，但我不打算质疑，我决定用这笔意外之财为阿尔娜买一枚订婚戒指。
我想买钻石，但250美元能买到的钻石都是小碎片，肉眼几乎看不到，所以我最后决定给阿尔娜买一枚珍珠戒指。几天后，当我从口袋里掏出珍珠戒指，向阿尔娜求婚时，她笑着接受了，我们就这样正式订婚了。不过，在毕业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学校财务处的电话，告诉我之前收到的学费退费，实际上属于校园里另一位名叫罗伯特·莱夫科维茨的学生。除了纽约，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会在一个校园里出现两个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呢？尽管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思议，但现在我必须把钱还上，否则就不能毕业。
我没有钱，我知道父母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紧张，所以我不能要求他们在我刚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枚戒指后，帮我摆脱困境。然而时间紧迫，我无计可施，只能打电话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父亲说他会把钱还给哥伦比亚大学。我告诉他不要，但他坚持这么做，并让我把这当作毕业礼物，只要我母亲不发现，一切都会好起来。
于是，我和我的高中恋人订婚，并准备追求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阿尔娜打算到纽约大学读书，所以我的医学院申请主要是为了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拥有当时纽约最好的医学院，所以当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我时，这事就定了。1962年秋天，年仅19岁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开始了我的医学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