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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药效发作了，我开始神志不清。戴夫站在我身旁，手里挥着一根巨大的针。
我躺在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手术台上，正在接受一项可视化手术，以观察向心脏供血的动脉情况。戴夫是我的同事，我知道他会把我照顾得很好。事实上，作为杜克大学医学院的一员，我了解并信任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不过，在那一刻，对他们专业知识的信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安慰。
几个月来，在跑步或进行其他运动后，我一直感到胸口有压迫感。作为一名心脏病学家，我本应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心绞痛。然而，我采用了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否定说辞来说服自己不是这样。我一直抱着希望——这只是一个50岁的人，碰上了肌肉紧张或其他一些小毛病。
随着症状的持续，我最终选择了与一位同事坦诚交流，他说服我不能再忽视这些显著的问题了，让我立刻去做心脏检查。于是，就有了这会儿我躺在手术台上的这一幕，此时戴夫正将针头插入我大腿的动脉，注射一种造影剂，以揭示动脉供血的情况。 1 我的心脏已经在屏幕上成像了，尽管我感到越来越困，但仍能清楚地看到它的轮廓。
随即，我看到我的冠状动脉段亮了起来，显示出严重堵塞，清晰得令人恐惧。镇静剂开始起作用了，我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在失去意识之前，我尽全力吐出了最后两个字：“该死。”
我父亲在50岁时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那时我才12岁。没人会喜欢那种步父母后尘的感觉，但如今，父亲和我之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我正走在致使我父亲早逝的同一条路上。
父亲的心脏问题导致我的整个童年阴霾笼罩。1955年，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在医院住了三周。当他终于回到家时，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剧烈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建议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它与我们今天对心脏病患者的建议完全相反，定期运动现在已被证明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复发。但当年，心脏病患者被告知要避免任何可能提高心率的活动，我父亲也被要求这样做。
每当我们去度假时，我总是抢着提行李箱，这样父亲就可以轻松一点；每当家里有什么重物需要搬动时，母亲都会让我去做，因为父亲有心脏病。父亲在心脏病发作后就不再和我一起运动了，我们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我很难过，有很多事情我再也无法和我崇拜的这个男人一起做了。
父亲的心脏病也加剧了母亲的焦虑。母亲开始变得神经质，担心一切。每天晚上7点，父亲从纽约市的服装区下班回家，假如他在7点5分之前还没到家，母亲就会明显感到焦虑。她想象着各种可怕的场景：父亲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铁上，或是被火车撞了。
为了缓解焦虑，母亲服用了一种叫眠尔通（Miltown，又名安宁）的药。那是一种绿色液体，是现在抗焦虑药物的前身。母亲把眠尔通称为自己的“绿色神水”，她会对着瓶子直接喝，好像在喝威士忌一样。
“你不该按剂量服药吗？”我小时候曾问过她。而她只是盯着我，说：“我想喝多少就多少。”
无论这种药的抗焦虑效果如何，眠尔通从未削弱母亲对我的监护。我经常和母亲闹矛盾，通常事出有因。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经常逃学，告诉母亲我肚子疼，然后就整天躺在床上看书。在那些漫长而慵懒的日子里，我会从《纽约时报》书评版面上剪下优惠券，订购更多的书。我记得我订购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六卷本《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The Second World War ），还有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arg）的六卷本《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我很喜欢这些书，从头到尾仔细地读。我还通过文学协会和“每月一书”俱乐部订购书籍。当我母亲收到以她的名义订购的成套书籍和付款通知的邮件时，她立即怀疑到我，并开始像联邦调查局特工拷问极端分子一样，对我“大加挞伐”。我一开始还装作毫不知情，但最终还是在母亲咄咄逼人的盘问下承认了。
比盘问更严厉的，是母亲对我上钢琴课采取的强硬态度。我讨厌弹钢琴，于是把练琴的时间安排在母亲要出去办事的时候。我们住在布朗克斯区一个小公寓里，房子靠近电梯。我在母亲离开前开始弹奏，然后仔细听电梯铃声。一旦听到铃声，意味着母亲已经上了电梯，那我就会从钢琴旁站起来，去大厅里找朋友们一起玩。
我的这个“诡计”成功地实施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被当场戳破。母亲出了门，电梯铃声响起，我从钢琴旁站了起来。为了确定母亲已经走了，我走到门边，从猫眼往外看，却发现她的眼睛正盯着我！她按下了电梯按钮，却又留在门口监视我。之后，她尖叫着回到屋里，在剩下的练琴时间里一直站在我身后。
除了为母亲弹琴，我还定期为叔叔阿姨和堂表兄弟姐妹这些不太挑剔的听众演奏。当然，我弹得很糟糕，因为缺少充分的练习。母亲会公开表达对我的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种大家庭聚在一起的感觉。我是独生子，所以很高兴有机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像许多从东欧移民到纽约市的犹太家庭一样，我的大家庭会定期举行家族的大型聚会。我家参加的这个被称为AKD，代表克雷姆斯多夫家族后裔（Associated Kremsdorf Descendants），其中的克雷姆斯多夫是我祖母的娘家姓。每次AKD聚会都以商务会议开始，之后是聚餐，然后是孩子们为大家表演的社交时间。这些聚会组织得特别好：我的律师叔叔查理会起草章程，商务会议也严格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
Robert’s Rules of Order
）
进行。全家被分成几个委员会，就各自的活动做进度报告。我们甚至有民选官员，我父亲在我童年时期担任了4年的主席，这让我非常自豪。
父亲是我的英雄，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有一次，我在学校上体育课很吃力，因为课上有一系列健身挑战，比如在一定时间内爬到一根绳子的顶端。我必须通过这些挑战，否则就会挂科。我在绳子上用力攀爬，直到筋疲力尽，但依然离顶端很远。由于害怕不及格，所以我向父亲求助。父亲买了一根长绳，把它绑在树上，在我练习攀爬时为我加油，还教我如何用腿绕住绳子以爬得更高且更快。到学期结束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强壮的攀爬者，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爬绳考试。 父亲对我成长的关心成果丰硕：他在帮助我培养技能的同时，也帮助我建立了获得成功的信心。
事实证明，父亲帮助我为未来发展了很多技能，特别是我对数学的热情，这是通过我和父亲一起玩游戏产生的。父亲是会计，每周六我都会陪他去他在服装区的办公室，他要在那里平衡每周的账目。父亲会和我比赛，我们都要把一长串的数字加起来，看谁算得又快又准。我被允许使用计算器，而父亲只能动用他的大脑，但他几乎每次都能战胜我。他对数字的处理非常灵活，教我速算的技巧。每周六的游戏为我灌输了对数学的终身热爱，更代表了我与父亲相处的宝贵时光。在父亲差点儿死于心脏病后，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个早晨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我们很幸运能有一位优秀的家庭医生约瑟夫·费布什（Joseph Feibush）。如果说有什么人比我父亲更让我敬佩的话，那就是致力于让我父亲活下去的人。费布什医生会定期上门会诊，他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对他的一套工具非常着迷，特别是他的听诊器，他允许我用它来听自己的心跳。在父亲的心脏病发作后，我特别珍惜费布什医生这样令人安慰的存在，因为他可以帮助父亲保持健康。 我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医生，拥有让人们所爱之人活下去的力量。
我渴望尽快成为一名医生。就像教我全速爬绳的技巧和以惊人的速度计算数字的技能一样，父亲也帮助我在学术道路上以闪电般的速度前进做好了准备。我成了一名应试高手，利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技巧总能快速地得出答案。我在六年级后的标准化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并被允许跳级，因此我在学校教育中的进展比正常情况下快很多。1956年初，我参加了另一场考试，那场考试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