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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快要不行了。在貌似顺利的手术后，他却陷入了休克。当时我刚在麻省总医院实习，加入了一个外科团队，负责治疗术后的患者。我面前的这位患者情况不妙：血压急剧下降，肾脏停止工作，意识时有时无。有几位医护人员检查了他的身体状况，又核查了身体数据，但没有人能弄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对患者生命体征的骤然下降感到困惑，于是走到床边与他聊天，评估情况。
我握住他的手以示温柔的问候，并马上有了新的感知：这名患者的手大且肥厚。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期间，我接触过几十名患者，他们的手又大又肥厚，和这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所有这些患者都有肢端肥大症，这意味着他们的垂体有肿瘤，从而分泌出过量的生长激素，导致手掌变大。这种肿瘤还会导致面部特征的改变，我意识到这名患者也是如此。其他垂体激素的分泌也受到影响，而这些受影响的激素是身体对压力做出适当反应所必需的，其中就包括刚做完手术的压力。
“我有90%的把握，这名患者患有肢端肥大症，”当我走出病房时，我向其他医护人员说，“我们需要马上让他服用强的松（prednisone）。”
强的松治疗几乎立即改善了患者的状况， 1 随后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确实患有垂体瘤。垂体瘤被切除后，他最终完全康复了。我只做了两周的住院医师，但仅仅与患者握手就诊断出了一个疑难病例，这事立刻就成了麻省总医院的传奇事件。当然，这只是运气好，因为我解决这个病例的能力完全是偶然的，只是恰巧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接触了几十名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患者。尽管如此，我的同事们还是对我的医疗能力感到惊奇，就好像我刚刚变了一个魔术一样。
做回医生的感觉真好。一切都在按照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谈话时制订的计划进行。放弃基础研究，重新回到医生的生活，这些都让我感到很平静。
我的个人生活也很平静。阿尔娜和我搬进了波士顿郊外内蒂克的一栋漂亮房子里。 2 我们有3个孩子，到目前为止，我们家是这个街区孩子数量最少的家庭。街对面的麦吉维利家有7个孩子，他们的邻居有9个，而离他们两户以外的那家人有11个。尽管我们的孩子不多，但邻居们还是很快就接纳了我们，麦吉维利家甚至在我们搬进去的第二天，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蛋糕。生活是如此美好！
家庭生活的宁静与我在工作中经常经历的戏剧性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结束了在外科科室的轮岗后，我来到了急诊科。尽管我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了两年，但作为一名住院医师，我仍然很年轻。我27岁，但看上去像是22岁，所以经常被误认为是医学生。当急诊室的患者对我不满意时，他们经常会大喊：“我要见主治医师！”
“在你眼前的就是！”我总会骄傲地回应，并竭力表现出自信。更多的时候，我会在处理混乱的紧急情况时遭遇这种挑战，而这种情况在急诊室里比比皆是：没有比医院的急诊室更适合天天体验戏剧性的地方了。
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夜晚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家里，一边看电视节目，一边准备去急诊室。波士顿地区最有名的新闻主播正对着镜头说话，恳请观众捐款。我关掉电视，开车去上班，刚进入急诊室，一辆救护车就急速驶来，车上载着一名心脏骤停的患者。我一看，这不就是刚刚那位著名的新闻主播吗？不到一小时前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他。我和其他医护人员急忙把新闻主播搬到手术台上。
平常负责插管的麻醉科住院医师当时没在，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动手。第一次尝试并不顺利，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看看麻醉科住院医师是否已经回来了。他毫无踪迹，所以我又试了一次，万幸，这一次我成功地给新闻主播建立了一个安全的气道。新闻主播心房颤动，一名护士已经准备好了除颤器。
“除颤！”我大喊一声，把电极板放在患者的胸部。他的身体猛地一震，但心脏并没有重新跳动。
过了一会儿，我又给他做了一次电击，还是没有反应。每一次急诊室的抢救都让人肾上腺素飙升，但这一次感觉特别强烈，因为我对这位新闻主播非常熟悉，每天晚上都在电视上看他的节目，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在抢救某位家庭成员。
终于，在第3次电击时，新闻主播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当听到心电图机上持续响起心跳声时，我如释重负，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后来这位新闻主播在医院里完全康复了，但我忙于照顾其他患者，并没有机会在他清醒的时候见到他。几周后，我在电视上再次看到这位新闻主播，他正在播报晚间新闻，而且看起来容光焕发。我为能够拯救他的生命而自豪，这正是我年少时所梦想的成为一名医生后所做的事情。
我正在实现儿时的梦想，享受着医生的临床工作，喜欢与患者互动，但同时我也开始隐约感到一丝不满足。 我意识到我怀念做研究，我怀念尝试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对我的刺激，我怀念那种无拘无束进行实验、让数据牵引我的感觉，而这些正是研究的本质。 在这方面，临床医学与基础研究截然相反：在临床医学中，你通常必须遵循标准操作程序，目的不是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而是遵循既定的方案来帮助患者，这样既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医院免受医疗事故的起诉。然而，对于临床医学来说必要的谨慎，却让我感到束缚，特别是与突破边界的基础研究的冒险行为相比。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你会反复听到相同的公认的智慧故事，而作为一名研究者，你有机会书写自己的故事 。
我正涌起一股让我自己都觉得惊讶的研究冲动。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很苦闷，只想回到临床医学领域。现在我回到了医院，却满脑子都是基础研究。当我发现自己在做关于随心所欲做实验的白日梦时，我顿悟了。我进入麻省总医院住院医师培训的后半阶段，有几个可选的轮岗，我开始想：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挤出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些研究呢？
我与埃德加·哈伯（Edgar Haber）进行了一次私下会谈，讨论我做基础研究的可能性。哈伯是麻省总医院心脏科的主任，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研究者，曾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里斯蒂安·安芬森（Christian Anfinsen）一起工作。他有一个相当大的研究实验室。哈伯告诉我，他很乐意给我一个实验台，以便我可以做一些实验。他和我都明白，这种安排是违反规定的，毕竟我的工资来自医院而不是研究基金，所以我应该进行临床轮岗和照顾患者。然而，我真的想做一些研究，而哈伯也非常希望他的实验室能多一双手，尤其是像我这样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与杰西和艾拉一起发表过论文的人。
尽管研究是被禁止的，但我还是开始偷偷溜进哈伯的实验室。很快，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
哈伯希望我研究一种叫作醛固酮的类固醇激素，但我想研究与心脏病学更密切相关的东西。我的父亲死于心脏病，我认为进行可能在未来拯救心脏病患者生命的心脏病学研究是在为他“复仇”。起步时，我尝试了一些测量胰高血糖素与心脏组织结合的实验，但很快就因缺乏以胰高血糖素系统为靶的工具而感到沮丧。接下来，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可能对心脏产生最显著影响的激素——肾上腺素。
当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比如你正在徒步，突然一只熊出现在你面前，肾上腺素就会从你的肾上腺释放到血液中。这种激素介导了“非战即逃”的反应，并对心脏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心脏开始更努力、更快速地泵送血液到骨骼肌，促使你战斗或逃跑。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对肾上腺素如何工作的唯一了解是，它提高了心脏细胞内的环磷酸腺苷水平。据推测，心脏组织中一定存在肾上腺素的受体，但人们对这种假定的受体一无所知。
除了与心脏病学有关，肾上腺素对我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恰巧刚开发了针对肾上腺素系统的化学工具。具体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创造了一类药物，来阻断肾上腺素在介导环磷酸腺苷增多的假定β受体上起作用。这些所谓的β受体阻滞剂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心脏病患者，以防止肾上腺素过度刺激他们的心脏。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β受体阻滞剂不仅是增强心脏健康的药物，还是可以用来研究肾上腺素能受体的重要工具。
我做了一个标记版的去甲肾上腺素，这是肾上腺素的近亲，然后开始研究它与心脏组织的结合。 3 为了确保我研究的去甲肾上腺素结合位点与β受体阻滞剂的临床作用有关，我评估了去甲肾上腺素的结合是否能被β受体阻滞剂阻断。起初，进展相当缓慢，但最终我找到了正确的条件来测量去甲肾上腺素与心脏组织的牢固结合。我开始相信我即将有重大发现，也许会成为第一个在分子水平上确定肾上腺素能受体的β亚型，或者说β-肾上腺素能受体的人。
一天晚上，当我在实验室偷偷摸摸工作到很晚时，灾难发生了。我被内务部主任丹·费德曼（Dam Federman）发现了。因为下雨，他选了一条平常不走的路线穿过大楼，碰巧遇上了我拿着一排试管穿过走廊。
“莱夫科维茨！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问道，“听说你在做研究……你知道那是不允许的！明天上午9点来办公室见我！”
我想争辩，但无话可说，这时说什么都是徒劳，因为费德曼亲眼看见我穿着实验服，拿着试管走出实验室，这就是“人赃并获”。我回家后告诉了阿尔娜，我可能会被麻省总医院的住院医师队伍开除。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我辗转反侧，一遍又一遍地责备自己：我怎么能这么愚蠢？我葬送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为了什么呢？就只是为了做几个实验？
早上，我带着充血的眼睛和翻腾的胃走进了费德曼的办公室。费德曼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坐在他旁边的是医学系主任亚历克斯·利夫（Alex Leaf）。这太糟糕了，我心想，这正是他们将某人赶出团队的方式。费德曼率先发言，直奔主题。
“莱夫科维茨，在过去的6个月里，你本应该进行你的本专业轮岗：肾内科、皮肤科、内分泌科，等等。相反，你放弃了每一次轮岗，把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玩试管。我想你很清楚，从临床上抽出时间做研究是违反规定的。”他停顿了一下，瞪了我一眼，“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回答，我说我觉得自己需要回到基础研究中去，还说如果我跳过轮岗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知道自己志在研究心脏病学。我恳求他们不要责怪哈伯给我提供实验台，因为哈伯无疑认为我只是在两班之间挤时间做了一些实验，而不是一直在实验室里。当我说完时，利夫嘴角向上，露出笑容：“跟我说说你的研究吧，这听起来很有趣。”
我一时语塞，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询问。不过这也有道理，因为利夫本身就是一名有成就的肾脏生理学研究者。当他对我的工作表示好奇时，我突然感觉好多了。在短暂的停顿后，我开始阐述我的研究，当我分享一些我认为特别令人兴奋的最新发现时，我的声音变得热情。费德曼似乎完全不为所动，但利夫看起来很感兴趣，他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最后，费德曼打断了我们的讨论：“利夫博士，我们应该对这个家伙做什么？”
“嗯，现在开始选择临床岗位已经太晚了，”利夫看着我说，“你不妨在开始你的心脏病学研究之前继续完成你目前的研究。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跳过轮岗去做研究了。我们不希望其他住院医师有任何别的想法。”
离开办公室时，我着实松了一口气。我一直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因此结束，但幸运的是，我留下来了，并且能继续做研究。你可能认为这次惊险的经历会吓到我，使我改变自己的行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并开始心脏病学研究后，我变得更加“叛逆”。
麻省总医院严格禁止所有的住院医师和内部工作人员兼职。尽管有此禁令，我在波士顿期间还是做了3份不同的兼职。当时我作为住院医师，工资微薄，而阿尔娜刚刚生下了我们的女儿玛拉。我们有4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再加上新房子的大笔抵押贷款，所以我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压力。我一直在寻找任何可能的兼职工作，尽管这样做有违规定。
我的第一份兼职是做保险体检。保险公司会给我客户的名字，然后我就开车去客户家做上门体检，这样他们就可以买保险了。这份工作的问题在于，我太擅长做诊断了。我会在很多客户身上发现心脏杂音，甚至诊断出客户患有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癌症。然而，这样的诊断结果却是保险代理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他们想向客户推销保险，而不是找到客户不符合保险条件的健康问题。在一次体检之后，我接到了一位代理人的电话。“你把这名客户标记为有心脏二级杂音，”代理人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得到保险的。”
“我很抱歉，”我回答，“但他的心脏的确有杂音。”“听着，我从其他一些代理人那里听说，你老是找麻烦。”代理人继续说，“如果你不愿意改写这名客户的体检报告，恐怕我们就不能再雇用你了。”
显然，我过于严格的“恶名”已经传开了，最终我没有再接到让我做保险体检的电话了。反正每次体检只有15美元的报酬，而且还要自己开车上门，耗时又耗力，所以结束也并不可惜。
我的第二份兼职报酬要高得多。在麻省总医院工作了一整天后，我偶尔会在市区对面的剑桥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室再上12小时的夜班，每次能得到250美元的报酬，这笔钱很可观。有一次，我在上夜班时，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鲍勃·吉布森（Bob Gibson）作为患者来了。他是经常和我一起跑步的伙伴，也是麻省总医院的住院医师，所以我很惊讶在这里看到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我问道，“你为什么不去总医院？”
“嗯……我知道你今晚在这里兼职，”吉布森看起来很不舒服，脸色苍白，却还是笑着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适合照顾我了。”
吉布森咳嗽得厉害，还发高烧，我迅速诊断出他得了肺炎。我给他开了适当的抗生素，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可以过夜的房间，这样我可以随时关注到他的情况。看到我的朋友情况如此糟糕，我很难过，但也感到很荣幸，他特意来这里找我照顾他，而不是去我们一起工作的麻省总医院。 得到同行的认同，成为医生的医生，这确实是一名医生能得到的最高赞誉。
我在麻省总医院期间的第3份兼职是最赚钱的，得到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最有趣的。当时我在麻省总医院轮岗，有人走进急诊室，填写了一张表格，说他不想和护士交谈，而是需要私下见医生。这样的要求通常表明患者患有性病或其他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我在检查室见到这名患者，问他怎么了。
“嗯，医生，其实我不是因为生病才来的。”他说，“我是里维尔高中的橄榄球教练，我们所有的比赛都要求必须配备一名医生，所以我正在找人。我们每场比赛支付150美元，医生只需要坐在替补席上，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伤病。你认为这里是否有人会对这个职位感兴趣？”
“你眼前这个人就行。”我说道。
在接下来的3年里，我在每年秋天十几个星期六的下午担任里维尔高中橄榄球队的队医。我的儿子大卫和拉里通常会和我一起去，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他们喜欢看比赛，喜欢和球员们一起玩。我大部分时间只是在长椅上坐着，偶尔会有球员受伤，这时我就会同经验丰富的体能训练师一起跑到球场上。事实上，我缺乏骨科方面的经验。我们看着倒下的球员，几乎每次都会有类似的对话。
“你怎么看，格斯？”我会问。“我认为他的肩膀脱臼了。”训练师回答。因为球员手臂无力地垂下，正在痛苦中挣扎。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问道。“把它放回关节里。”格斯自信地回答。
“你想先来吗？”我问道。然后，格斯会拉住球员的手臂，伴随响亮的“嘎巴”声，球员的手臂就又能动了。
偶尔我会遇到更严重的医疗问题。有一次，看台上有人心脏病发作；还有一次，一个球迷癫痫发作。由于我接受过急诊训练，因此我处理像这样的紧急情况比处理普通的运动损伤更得心应手。不过，大多数时候，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所以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此外，教练西尔维奥·塞拉（Silvio Cella）很有个性，我喜欢看他的各种活动。 4 他带领的这支球队是联盟中最差的，他们的许多比赛都以相当大的差距输掉。在大多数比赛的中场休息时，他们会落后两到三个触地得分，而塞拉教练会在更衣室里发表同样的讲话。
“你们真可悲。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一场橄榄球比赛。你们是学校的耻辱，也是里维尔镇的耻辱。刚才看到的一切让我感到恶心。”球员们会垂下他们的头，塞拉教练则踱着步继续说，“外面的人都在嘲笑你们，任何理智的教练现在都会放弃你们。但你们知道吗？我不会！我仍然相信你们。我看到你们在训练中的努力，我知道你们可以打得更好。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团结起来，像兄弟一样团结一致，真正地作为一个团队去战斗，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每次在对球员们进行严厉批判之后，塞拉教练总会设法重建他们的信心，直到他们在下半场完全打起精神。他让球员们跳来跳去，撞击胸口，重新迸发热情。然后，球员们会斗志昂扬地再跑回赛场，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显然，塞拉教练与他的球员们心灵相通，球队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激励。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位教练激励球队的心理技巧。许多年后，当我管理自己的实验室，需要让我的学员从研究的困难时期振作起来时，我就会使用其中的一些技巧。
尽管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兼职上，我的心脏病学培训也很紧张，但我仍然尽可能地溜进实验室做心脏病学研究。我当时绝对爱上了研究，我感觉自己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神奇世界，而我是第一个探险家。我的心脏科同事们很欣赏我对研究的热情，有时甚至为我打掩护，让我能有更多时间待在实验室里。有好几次，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忽然有人呼叫代码，这意味着有患者心搏骤停，我不得不放下试管，立刻跑到科室抢救垂死的患者。 拯救心脏病患者的生命是我的工作，而研究则是我的热情所在。
我的导师哈伯对我的研究进展感到兴奋，开始努力把我留在身边。当我的心脏病学研究结束时，他安排哈佛大学为我提供讲师的职位，还为我安排了实验空间。在他的实验室附近有一个旧的储藏室，已经被清理干净，并重新配置了两个短的研究台。在这个变成实验室的储藏室里，刚好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和另外一名瘦小的同事背靠背地工作。储藏室虽然不大，但这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几天后，当我完成心脏科的查房后，我接到一个令我感到惊讶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安迪·华莱士（Andy Wallace），他是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心脏病学系主任。他说他正在启动一个名为“分子心脏病学”的项目，希望我到杜克大学做演讲，并面试一个职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分子心脏病学”这个词，也从未见过华莱士，但他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每年都能在美国心脏协会的会议上看到我的研究数据。他很欣赏我，认为我的研究令人兴奋，非常适合他的新项目，该项目将专注于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心脏。我并不想离开麻省总医院，但能被邀请做研究分享总归是件好事。我没有多想，告诉他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我会到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