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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下白大褂，扔进了洗衣篮。穿上便服时，我沉浸在苦乐参半的情绪中。这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实习的最后一天，我将离开医学院，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我大步走出哈克尼斯教会医院的大门，来到华盛顿堡大道，阿尔娜和我们的3个孩子正在一辆满载行李的道奇达特汽车里等我。我上了车，和我的家人共同前往马里兰州。
当时我25岁，除了纽约市方圆近20千米的范围，我从未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你是否曾经将你所知道的一切抛诸脑后？你是否曾经踏上一段旅程，却对自己的未来完全不确定？这就是我那天离开时的感受。
到了晚上，我们到达罗克维尔，我开始感觉好些了。我们搬进了一栋有草坪后院和多个房间的联排别墅。与纽约狭窄的住所相比，这个空间异常宽敞。我们还变得富有：作为规培生，我的年薪是4 000美元；而作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我的年薪将达到1.2万美元，同时我的日程安排将更加轻松。尽管我仍然在为离开了日常的医疗工作而难过，但我其实也已经开始享受新生活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和妻儿待在一起，而不是一个人远赴1.5万千米外的异国他乡。
那个年代，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服务的公共卫生服务军官被称为“黄色贝雷帽” 1 ，这个绰号是对绿色贝雷帽的一种戏谑，颜色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因害怕而不敢战斗。不过，我认为在当时避免服役并不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出于良心。这场战争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在我“服役”的两年时间里，在华盛顿市中心举行的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经常发生。阿尔娜和我带着我们的孩子也参加了几次这样的示威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在创造历史。
全美各地的年轻医生都想方设法地避免被派往战场，因此当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收到了数千份申请，但只有不到200个名额。激烈的竞争意味着那些被选中的人都是精英，我很荣幸能成为这个精英团体的一员。同时入职的其他“黄色贝雷帽”有我的朋友兼医学院的同学哈罗德·瓦穆斯，在我进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第一周就能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我们成为“黄色贝雷帽”的出发点大多相似，当时也不曾设想自己未来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就在这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中，共有9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另外几十名则进入了美国国家科学院，获得了其他重要的研究荣誉，这些成就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研究院的现役军官，我们被授予中尉军衔，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只要我们穿着制服，就可以免费飞往全国各地。然而，制服很贵，所以我们组的5个人凑钱买了一套共享。如果我们中的某一个人要旅行，这个人就可以穿这套制服免费坐飞机。这个计划唯一的缺点是，我们组里的人身高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制服的裤子在有些人身上很长，但在我身上却短得离谱。每当我穿着制服坐飞机时，看上去就像我要把裤子提起来过河一样。
“黄色贝雷帽”都是做研究的医生，但我们也执行临床任务。我们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临床中心工作，这里一半是研究所，一半是医院。作为轮岗的一部分，每隔5个晚上，我们就会睡在医院里，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医疗紧急情况。我在临床内分泌科工作，接触到的大多数患者来自全国各地，患有各种各样的内分泌疾病。我的导师杰西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罗莎琳·雅洛（Rosalyn Yalow）和她的研究伙伴所罗门·伯森（Solomon Berson）的实验室里做实习生时，研发了第一个用于测量生长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因此，在这儿的许多患者都患有肢端肥大症，这是一种由生长激素水平过高引起的疾病，杰西正在对这类患者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住院服务的一部分。 2 这些患者的某些特征非常明显，如宽大的下颌骨和手。除了给患者看病，我们还处理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接收和储存组织样本，以便第二天进行分析。在我入职初期的一个晚上，我在值班时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电话。
“你是今天值班的军官吗？”医院的接线员问。我回答她说：“是的。”接着，她用紧急的语气说：“黄色代码！”
“我……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回答。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医院都有自己的颜色代码，具体含义因医院而异。蓝色代码通常是指医疗紧急情况，而红色代码通常意味着火灾。不过，我对黄色代码并不熟悉。
“你没有读过员工手册吗？”她问。
“呃……我想还没有，我是新来的。你能告诉我黄色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应该在电话里说。”她说着，听起来很气愤，“但是……好吧。黄色代码意味着楼里有动物逃脱了，电话是从9楼打来的。”
大楼里有动物吗？犀牛在9楼走廊上奔跑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挂了电话，飞快地跑上9楼，那里几乎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只有东边的一个房间透出光亮。我以忍者般的蹲姿蹑手蹑脚地走向那个房间，为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好准备。
我走到敞开的门前往里望去，看到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正趴在地上。“是你打电话说楼里有动物逃脱了吗？”我问道。
他吓了一跳，迅速转过身来：“是的，我一直在和老鼠打交道，其中两只逃了出来。”
我松了一口气：幸好我们处理的是老鼠，而不是更大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同技术人员一起实施了捕鼠行动。虽然最终没有找到老鼠，但我在第二天提交了一份报告，说明我对黄色代码做出了响应，并成功地保证了大楼的安全。
除了偶尔担任值班的军官，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不过我在实验室的早期研究完全是一场灾难。有一次，在我把玻璃管推进橡胶塞时，玻璃管断了，碎玻璃片深深地扎进了我的食指。这次事故发生在晚上，医院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回家了，所以没有其他医生可以帮我缝合伤口。我冲到临床中心的急诊室，鲜血正顺着我的手滴落。我找到一名护士，她协助我缝合自己的手指。由于我当时疼痛难忍，又单手操作，而且没有实践经验，因此缝合得很糟糕。这个失败手术的后遗症困扰了我很久：伤口似乎愈合了，但每隔几个月又隐隐作痛。直到有一天，伤口支撑不住裂开了，开始跑出微小的玻璃碎片，X线片显示还有许多玻璃碎片嵌入其中。最后，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又给我做了一次手术，把玻璃碎片都清除了，这才让我的手指完全愈合。
在我的导师杰西的帮助下，我挺过了早期的艰难时光。杰西像是一个不间断的正能量发电机，让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能振作起来。在我进入实验室的第一天，实验室伙伴加里·罗伯逊（Gary Robertson）打开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他和杰西提交的一份即将发表的论文的审稿意见。信中指出了论文中的许多缺陷，负面评价一个接一个，罗伯逊绝望地把头埋在桌子上。这时，杰西跳进办公室，从罗伯逊的桌子上抢走了那封信。
“罗伯逊怎么了？”杰西问。
“他刚收到他论文的审稿意见，很糟糕。”我说。杰西开始快速阅读这封信，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后他放下信，开始拍打罗伯逊的手并说道：“祝你好运！这真是个好消息！”
“你是糊涂了吗？”罗伯逊问，“审稿人讨厌这篇论文。”
“讨厌它？”杰西笑着说，“这些都非常有意义！我们只要再做几个实验，这篇论文就能发表，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罗伯逊和我都认为杰西疯了。然而，事实证明，在罗伯逊又做了几周的实验，解决了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后，修订的论文就被接受发表了，正如杰西说的那样。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如何解读审稿意见，以及如何据此修改并促使论文发表。
杰西认为一切都好极了。每当我给他看一个数据，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会很兴奋。我通常不得不在走廊上疾行，只为与他讨论我的发现，因为他一直在动。
“我们边走边说吧！”杰西在匆忙赶往下一个会议时，会兴奋地说着我即将取得重大突破，言语慷慨激昂，以至于我离开他时感觉自己像风筝一样飘飘然了。然后，当我把同样的数据展示给另一位导师艾拉·帕斯坦（Ira Pastan）时，他就会摇摇头。
“杰西对此很兴奋吗？这些数据看起来像是仅供收藏的艺术品。你做阴性对照了吗？你做阳性对照了吗？你做过任何对照实验吗？”艾拉是很严肃的人，他更注重科学的严谨性，而不是如何激励学员。向艾拉展示数据往往使人羞愧，但他在设计和理解实验方面给了我细致的指导。
杰西和艾拉给我的项目是确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受体，这种激素是应激反应的一个关键调节因子。 3 在这个项目中，我要做的就是用放射性元素标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然后分离被标记的激素与未被标记的激素。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在实践中是一场巨大的斗争，因为我和一个旧的馏分收集器“杠”上了。我在这个收集器里装满试管以收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各种馏分，过一晚上就能得到液柱。通常情况下，只要我在一旁观察，馏分收集器就能正常工作，但我一走开，它就会出现故障，导致我珍贵的样品洒落一地。我越来越偏执地认为这个馏分收集器就是来整我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待到很晚，一直盯着馏分收集器。我坐在冰冷的房间里守着，尽管穿着大衣，仍然瑟瑟发抖。3小时后，我假装离开，走到我的车前，又转身回到实验室，希望能抓住破坏我实验的馏分收集器的漏洞。说不上幸运还是不幸，它运行得很好。我很满意，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回家了，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实验室时，我发现地板上又到处都是我的样品。最终，我说服杰西买了一个新的馏分收集器，但那时我已经在这件事上浪费了好几个月，一点儿进展都没有。
感恩节期间，阿尔娜和我带着孩子们，开车回纽约探亲。一路上我沉默不语，为我在实验室里的不断失败感到沮丧。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初中时的爬绳，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持续失败过。但即使是爬绳，我最终也在父亲的帮助下掌握了。我们到达纽约时，正赶上和父母一起吃感恩节晚餐。饭后我和父亲坐下来，向他倾诉我的沮丧。他认真地听着，然后提供了一些很明智的建议。
“听着，鲍比，你一直想成为一名执业医师，对吗？这项研究只是一种远离战争的方式，你干吗关心成不成功呢？只要你低下头，做好你的工作，18个月后你就会离开这里，去做一名医师， 追求你一直梦想的事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与父亲聊天后，我感觉很轻松。他总有办法让事态变得更好，而在当下这种情况，我非常需要他的开导。几天后，当阿尔娜和我开车回马里兰州时，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对未来充满信心。
两周后，当我正在每周一次的半天门诊中给患者看病时，一名护士叫我接电话。我拿起听筒，惊讶地听到我家的家庭医生费布什的声音：“鲍勃，你父亲心脏病又犯了。我在你父母的家里，我们正在等待救护车。你母亲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我不想让你担心。你父亲看起来很稳定，你今天晚些时候应该就能和他说话。”
我回到了我的诊室，但1小时后，母亲打来电话，歇斯底里地喊：父亲在救护车上去世了。救护车到达时出现了延误，我父亲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他甚至没能赶到医院。我放下听筒，走出了诊室。
我需要回家，召集家人，并尽快开车去纽约。在犹太人的信仰中，葬礼必须在死亡后的24小时内举行。然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回家找阿尔娜，因为那天我没有开车，是和别人拼车过来的，所以没有车可以用。我回到办公室，碰到了瓦穆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办公桌旁跳了起来，主动表示立刻送我回家。在路上，瓦穆斯和我就父母、家庭和未来进行了讨论。他通常很严肃，不爱说话，但在那次乘车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安慰我，使我能够专注于如何召集我的家人，然后前往纽约。
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我回到马里兰州工作，但发现自己陷入了抑郁状态。我的研究彻底失败了，我很想念纽约的家。现在，我的父亲作为我生命中的核心支柱，又突然离开了。我为他哀悼，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自己哀悼，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父亲的早逝也预示着我的早逝。
我急切地想寻找一些什么东西，以此提高我拆除身体中定时炸弹的概率。在父亲去世前，我读过一本关于改善心脏健康的新方法的畅销书。在他去世后，当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自己的心脏状况时，我再次拿起那本书，决定听从书中的建议。这本书是肯尼斯·库珀（Kenneth Cooper）的《有氧运动》（ Aerobics ）。在书中，库珀博士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支持一个激进的想法：像散步或慢跑这样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心脏功能，保护心脏。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既离谱又违反直觉，因为多年来，医生一直告诉父亲，他需要减少体育活动以保护心脏。尽管如此，库珀博士提供的数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我被打动了，决定改变生活方式，开始锻炼。
由于对运动鞋所知甚少，所以我买了几双休闲鞋用于慢跑。实际上，我曾在纽约尝试过几次慢跑，但那时候纽约的街头巷口并不适合这项运动。相比之下，罗克维尔绿树成荫的街道就很适合晨跑。在父亲去世后，我决定要养成每天跑步的习惯。起初，我甚至不能连续慢跑1千米，随着每天的持续锻炼，很快，慢跑几千米都不成问题了。
除了改善我的健康状况，慢跑也是我冥想和缓解自己对失去父亲的悲痛情绪的重要方式。晚上，在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我会感到悲伤，经常独自坐着听伤感的音乐。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今天，每当我听到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的歌曲，我都仿佛会回到那段时光，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在我眼眶里打转。
我缓解悲伤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实验室里努力工作。工作中我依然会遇到技术上的麻烦，但在我开展研究一年后，奇迹突然发生了：我的实验有进展了。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是， 要向别人寻求帮助，而不是只靠自己挣扎 。我一直在进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试图根据标记赋予的微小尺寸差异，分离有标记和未标记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然而，我的两位导师都不是化学家，我之前也从未做过任何研究，所以我只是在原地打转。意识到自己的无谓挣扎后，我找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几位化学家，向他们请教。在这些专业人士的建议下，我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色谱柱，并以不同的方式运行，最终在分离有标记和未标记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旦我终于有了一些纯标记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其他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证明了标记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具有生物活性，然后迅速开发了第一批用于研究激素与其受体结合的检测方法。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我意识到这往往是研究工作的一种常见情形：你经历了几周或几个月的失败，然后突然克服了一个技术障碍，比如在这个项目中，我找到了正确的色谱法来分离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突然间，一切都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开展。 这是令人振奋的几个月，因为我知道我正在探索以前没有人涉足的研究新领域，这让我感到沉醉 。
在这次意外的收获之后，杰西告诉我，现在是时候写一些论文来描述我们的发现了。我以前从未写过论文，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杰拉尔德·利维（Gerald Levey）在我来之前的两年里一直在杰西实验室工作，现在他在心脏研究所经营自己的实验室。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和杰西一起写论文时，他笑了。
“祝你和杰西一起写作好运。”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杰西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利维继续说，“但这并不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当我们拿回我和他一起写的第一篇论文的审稿意见时，其中一个评价是‘这无疑是我读过的写得最差的科学论文’。我们最终修改了二十多遍。”
杰西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写作。我们面对面地坐在餐桌旁，他开始口述一些开头的句子，而我则用铅笔写下这些话。利维已经警告过我，杰西对自己的写作能力过于自信，因此我不打算只是逐字逐句地记下这些不连贯的句子。在无数个小时里，我们逐字逐段地讨论，最后有了一个粗略的草稿。我把它打印出来，与我们的合著者分享，以获得他们的意见。
杰西想在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PNAS ）上发表这第一篇报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放射性标记及其与受体结合的论文。我对科学出版以及杂志的选择一无所知，此外，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但我很快就了解到，在那个年代，在 PNAS 上发表论文的唯一途径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名成员来推荐。杰西把论文给我们研究院的科学主任埃德·拉尔（Ed Rall），拉尔看了论文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然后他又把论文给詹姆斯·香农（James Shannon），后者是我们研究院的前院长，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香农认同拉尔的说法，认为这是很不错的文章，并将其推荐给PNAS。因此，这篇论文没有经过正式的审查程序就发表了。
我们的下一篇论文则得到了审查，并最终发表在《科学》上。这篇论文描述了肽激素放射性受体检测的发展，这是第一个利用激素而不是抗体做受体的检测方法，就像放射性免疫测定那样。这种检测方法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测量体液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水平。我们还写了另一篇关于使用有标记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做结合实验的论文，这篇论文被《自然》接受发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研究从完全失败到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一些科学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 4 我还受邀就我的研究做了几次演讲：我的第一次科学讲座是受199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马丁·罗德贝尔（Marty Rodbell）的邀请，在我们研究院进行的一次演讲，他的实验室就在我们实验室的拐角处。
事实证明，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我向罗德贝尔的实验室介绍了我为研究用放射性碘标记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与其假定受体的结合所做的努力。但罗德贝尔和他的团队，包括研究助理卢茨·伯恩鲍姆（Lutz Birnbaumer），对评估胰高血糖素等激素调节环磷酸腺苷水平的能力的功能实验更感兴趣。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的数据，说他们的功能实验远远优于我的结合实验，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所测到的结合是否真的代表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与一个功能性受体的结合。我很沮丧，觉得他们也许是对的，我是在浪费时间。
一周后，我在我们的辐射核心设备获得放射性碘的申请单上看到了卢茨的名字。这种放射性碘的主要用途是进行激素结合实验，所以当我在走廊上看到卢茨时，马上抓住了他。“嘿，卢茨，我看到你申请了一些放射性碘。那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你们不相信结合实验。”
卢茨耸了耸肩：“是啊，但在听完你的演讲后，罗德贝尔认为，也许我们也应该看看是否能测量到胰高血糖素与受体的结合。如果成功的话，它可能会补充我们的功能实验。”
几个月后，历史被创造了。卢茨和罗德贝尔确实测量到了125I-胰高血糖素与胰高血糖素假定受体的细胞膜的结合。他们进一步观察到，当加入包括三磷酸腺苷在内的、用于功能测定的标准缓冲液时，这种结合减少了。这促使他们研究其他核苷酸三磷酸酯，比如三磷酸鸟苷，他们发现三磷酸鸟苷在破坏125I-胰高血糖素结合方面的效力是三磷酸腺苷的1万倍。
于是他们推测，一定有一种三磷酸鸟苷敏感因子将激素受体的激活与它对环磷酸腺苷水平的下游调节联系起来。几年后，另一位“黄色贝雷帽”艾尔佛列·G.吉尔曼（Alfred G. Gilman）提纯了这些敏感因子，它们被称为“G蛋白”。罗德贝尔和吉尔曼因这些研究在1994年共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通往发现G蛋白的道路始于我与罗德贝尔实验室分享我的结合实验专长，使他们首先假设G蛋白存在的关键数据都来自结合实验。当时，我一直以为卢茨和罗德贝尔认为我的结合测定法毫无价值，但事实证明，我的发现激发了他们的研究思路，还直接促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任期只剩下几周了，杰西恳求我留下来：“你现在不能离开，鲍勃！你已经抓住了‘老虎的尾巴’了！”杰西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
尽管杰西一再恳求，尽管我对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但我觉得是时候回到临床医学了。在父亲去世前，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应征服役期结束后，我就回到临床医生的行列。在父亲去世后，这个计划感觉就像一个不可改变的约定。
鉴于我有心脏病家族史，我决定专注于心脏病学。1969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几次面试，以确定下一步计划。我参加了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面试，争取心脏病学研究员的资格，但他们未来两年的心脏病学名额都满了，我必须多等一年。我还面试了麻省总医院，该医院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下属的主要教学医院，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排名第一的研究型医院。
在麻省总医院面试期间，心导管室主任查理·桑德斯（Charlie Sanders）对我进行了最终面试。我向他坦言，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心脏病学家，我的计划是摆脱基础研究，专注于临床血流动力学研究，就像他做的那样。桑德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用他的得克萨斯口音慢慢地说：“莱夫科维茨，像我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但像你这样能同时做生物化学和分子研究的心脏病学家却凤毛麟角。你想听听我的建议吗？坚持你的生物化学研究，并学习如何将其应用于心血管系统。”
当时我很讨厌听到这些话，因为我已经决定放弃基础研究了。然而，桑德斯的建议后来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面试结束后，麻省总医院为我提供了一个高级住院医师的岗位和两年的心脏病学奖学金，我接受了这个机会。1970年夏天，阿尔娜和我把孩子们塞进两辆汽车，然后开往波士顿。我以为我将永远离开基础研究，但实际上，我错得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