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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起，我就渴望上医学院，尽管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实际上我并没有为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我记得在大一的人体解剖学课堂上，我切开尸体时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尸体右肺的上部，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呈白色干酪状。这个肿块的位置和性质表明它可能是结核病病变，这意味着我解剖的尸体死亡时可能患有结核病。我全副武装，戴着口罩和手套，但还是对处理这个明显的结核病病变心存恐惧，可以想象这个肿块可能藏着活性病菌啊！我举手叫来了老师，他是一位资深的解剖学教授。他走了过来，嘴里叼着一根烟。
“让我看看。”他说着，赤手插进尸体的肺腔，拉出一大块“干酪”在手指间捻动，“好吧，我想你是对的，这可能是肺结核。你去准备切片，我们去病理实验室验证一下。”说完，他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走开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读医学院的第一年几乎是家常便饭。尽管如此，医学院还是满足了我的一切梦想。我喜欢那些医学传说，喜欢那些奇妙知识，也喜欢帮助患者。我还喜欢我的同学们， 1 博学的哈罗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是我遇到过的思维最敏锐的家伙之一。与我一头扎进医学院的经历不同，瓦穆斯走了一条更迂回的路，他还去攻读了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后来因为发现致癌基因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出类拔萃的瓦穆斯相比，班上的罗宾·库克（Robin Cook）则“声名狼藉”，简直是校园里的小丑。他在课前将成人影片插入病理学教授的课件插槽中，以致教授在讲课时，屏幕上出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这个恶作剧让教授气愤地冲出教室，向院长投诉，院长严厉地要求找出肇事者。不过，我们这群家伙都比较讲义气，尽管都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供出库克，但就是这个家伙，后来出版了很多畅销书，成为医学悬疑小说的开创者。
除了喜欢我的同学们，我也喜欢我修读的课程。我特别迷恋生物化学，那是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的课。大家都认为，查戈夫将会因其对理解DNA结构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那年秋天，当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诺贝尔奖由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而没有查戈夫的份儿时，我们全校师生都有一种被冷落的愤怒，就像诺贝尔委员会对不起整个哥伦比亚大学一样。
爱屋及乌，我对巴德学院的小单间公寓也中意无比。从屋里唯一的窗户看出去，是哈德孙河和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壮观景色。河对面就是新泽西州，到了晚上，我可以看到帕利塞兹公园华灯初上，摩天轮转动，过山车飞驰。我和阿尔娜约会时曾坐过摩天轮和过山车，美好的回忆让窗外的景象成为我的快乐源泉，给我安慰。即便正在熬夜准备考试，我依旧乐在其中。
在医学院的头两年，我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在大二的一次病理实验中，我觉得自己患上了白血病。我做了一份自己的血涂片，当观察到镜头下那么多的白细胞时，我惊慌失措。白血病的结论如此显而易见，我立即联想到，最近真的感觉超级虚弱和疲惫。
我脑海中立刻满是对阿尔娜的思念。我们才结婚几个月，她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我死于白血病，那她和未出生的孩子怎么办？我还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吗？多年来，我一直担心自己会像父亲一样患上心脏病，但现在突然发现，在患心脏病之前，没准儿我已经死于白血病了。
我吓坏了，赶紧叫导师来帮我诊断。他气定神闲，不安慰我，反而冲着我大笑，说我准备的血涂片有误。当他耐心地演示如何正确准备血涂片时，我仍处于震惊中，但很快就意识到，我的血细胞计数完全正常。
我向来多疑，医学研究又强化了这种倾向。每当我们研究一种奇怪疾病时，我都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感应。我过分关注自己健康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是我医学院经历中唯一负面的部分。在医学院的前两年，我徘徊于一场又一场的虚惊之中。
当然，有些危机则并非虚惊一场。一天，当我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的急诊室轮岗时，门突然开了，救护人员推着一名浑身是血的伤员冲了进来。
“是马尔科姆·X（Malcolm X）！”有人喊道。
这位领袖被枪击时，正在街对面的奥杜邦舞厅演讲。医护人员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显然，马尔科姆·X的情况很糟糕。我立刻行动，准备好生理盐水和其他急诊时必备的物品，然后看着急诊室的医生全神贯注，开始了专业治疗。
我伸长脖子想看清发生了什么，同时回想起另一个美国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动荡时刻。一年多前我大一，正在上生理学课，一名同学冲进来，惊叫：“肯尼迪总统刚被枪杀了！”班上的同学们立刻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跑向最近的电视机看新闻报道。而现在，我正目睹另一位被蓄意暗杀的美国重要政治人物，只是这次我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一幕充满了戏剧性，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我感觉自己像在看一部电影，只是这次我置身其中。
过了一会儿，骚乱平息，急诊室的医生们垂头丧气地出现了。马尔科姆·X在到达时已经奄奄一息，他们也无能为力。急诊室从混乱转为出奇地安静。在医学界，无助感很常见，但当急救停下的那一刻，我们仍然感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挫败感。
大三那一年，我在西奈山医学院（2012年后更名为西奈山伊坎医学院）临床轮岗时，学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医疗见解。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肺科医生，名叫莫蒂默·巴德（Mortimer Bader）。在教学医院的查房过程中，规培生照例需要收集特定病例的情况，包括患者的病史、化验结果和体检数据，然后向主治医生陈述事实，共同研讨、鉴定、诊断并思考治疗方案。那次，我们与巴德医生一起查房时，处理了一个早期病例，一名规培生介绍了一位肺部有问题的患者的情况，在他的描述里，这可能是一个危及生命的肺纤维化病例。
“好，干得好。”巴德转向我，说道，“现在，莱夫科维茨，我要你用同样的病例，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我愣住了。还能有什么不同的故事？那名规培生的诊断，看起来已然陈述了所有事实。我支支吾吾，开不了口，于是巴德问小组里的其他人：谁能讲一个不同的故事？没有人敢尝试。最后，巴德叹了口气，开始组织自己的故事版本。巴德的叙述比那名规培生的叙述更动人心弦，更具有说服力。他描述了一个慢性哮喘的病例，这是一种比肺纤维化轻一些的疾病。对这个病例的描述，他没有改变任何客观事实，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把重点放在哪里，以及如何安排这些事实。巴德陈述完，我对这个病例忽然感到困惑，并意识到需要更多的检查，才能真正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巴德抓住时机，为我们阐述了叙述在医学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 许多人认为数据会讲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数据仅仅是数据，而故事是你强加到数据上的东西 。
我对此见解肃然起敬。我意识到， 医生需要发散思维，培养从患者的数据中找到多种可能性的能力，接着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检验，以期得出最佳诊断。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里，当我成为一名严肃的研究者时，巴德关于叙述重要性的见解变得更加有价值。学术研究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原材料，研究者必须从这些原材料中构造出合理的故事，来解释事物如何运作。当然，我在医学院期间，对学术研究完全没有兴趣。当时我一心想要成为执业医生，而学术研究似乎成了实现我梦想的“搅局者”。
在医学院期间，我的确曾短暂接触过学术研究，但这段经历并没有给我留下积极的印象。在完成前两年的正式课程后，我因成绩最高，获得由制药公司罗氏赞助的班级最佳成绩奖，奖品是一块豪华手表和一次免费的新泽西州旅行。确切地说，我赢得的是去罗氏位于新泽西州纳特利的美国总部参观药物开发的一日游。在这次参观中，我近距离观察了罗氏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止咳药。止咳药具有巨大的市场，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测试罗氏所有项目中生产的每一种药物的止咳能力与止咳效果，以筛选出最有效的一种。
这个科研团队的主要实验手段，是用一种与鲁布·戈德堡机械
类似的装置搔弄猫咪的喉咙，以诱发咳嗽，然后给猫逐一注射几十种不同的药物，寻找可能抑制猫咳嗽的品种。我竭力在接待我的研究人员面前掩饰我的厌恶，但我的确被这项研究吓到了。我为这些猫咪和那些不得不整天给猫喉咙挠痒痒的可怜家伙感到难过。这次经历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绝不从事学术研究。
我同样确信，自己绝不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我非常钦佩我所认识的外科医生，但我深知自己根本不具备这一行所需的灵巧手艺。在医学院的第4年，我在纽约州库珀斯敦的一家医院轮岗。在这次轮岗中，我有幸参观了几次棒球名人堂，这挺有趣的，但在医院手术室协助手术的例行服务中，我没发现任何乐趣。在一次手术中，外科医生要求我缝合一个切口，但我却笨拙地将手套缝在了患者的腹部上。我不得不求助一位护士才得以离开手术室，此番操作成功地“赢得”了外科医生的鄙视。后来，我和医生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我不再参与手术，因为这对大家都好。与之相对的，我会在病房里轮班，管理术后患者出现的电解质失衡和心律失常等问题，这是大多数外科医生不喜欢做的工作，但我很喜欢。
比起翻阅患者资料，我更喜欢和患者交谈。我喜欢记录患者的病史，也努力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技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融合数据。医生的态度和信心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常常让我感到着迷。培训的最后几个月，我在戈德华特纪念医院实习，这是一家位于东河河心岛上的慢性病中心。这家医院是许多患者的家，因为他们在这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或长达几年，由一届届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进行护理。
在戈德华特纪念医院实习期间，我开始负责一位患有慢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当时治疗这种疾病的通用方法包括服用金制剂、皮质类固醇或大剂量的阿司匹林，这位患者都尝试过，但均由于出现严重的副作用而停止了。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吗啡等其他镇痛药也无法缓解，因为她的身体对这些药物也会产生不良反应。于是她恳求我提供其他药物来减轻她的痛苦。
“我们确实有一种新的实验性药物刚进入临床试验，它比吗啡更能镇痛。”我低声说，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你想试试吗？”
“哦，是的医生，我愿意尝试任何药物。”她回答。于是我准备了一个注射器，里面装了少量生理盐水，但没有药物。“这种药物需要用针注射，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一点儿刺痛。药物应该在5到10分钟内生效。”我边说边在她皮肤下注射了生理盐水，然后就去照顾其他患者了。
我试图利用安慰剂效应的强大力量帮助这位患者。我阅读过这方面的文献，并与我的几位导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着迷于患者的信念对治疗成败的强烈影响。在我看来，许多东方医学都擅长运用安慰剂效应：如果一个有魅力的医生给患者服用一种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气味难闻的中草药制剂，患者很有可能会接受这种治疗并感觉开始好转。我希望能够利用这种效应，为这名患有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至少争取到某种程度的改善。
一小时后，当我回到病房察看老太太的情况时，她很激动。她抓住我的胳膊，欣喜若狂地说：“医生！你给我的这种新药太神奇了！我一点儿都不疼了！你有多少这种药？我能得到更多吗？”我向她保证，这种药物供应充足，并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每天都给她注射一次生理盐水。她说自己已经完全不疼了，并提到作为医院里第一个使用这种新药的患者，她感到非常自豪。当我这个阶段的实习结束时，我还确保之后实习的医学生都知道这种神奇的疗法，它对治疗患者的疼痛非常有效。
临近毕业，我收到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心脏病复发了。这是父亲第三次心脏病发作。这个消息诱发了我的疑病症，特别是我母亲在前一年也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我意识到父母两边都有不利于我的遗传基因，而且我接受的医学培训使我的担忧更加具体。我开始注意到我的心脏容易早搏，从而导致短暂的心律失常和胸口颤动。我在自己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以不同的姿势坐着并监测我的心跳，希望能找到一个稳定心脏节奏的最佳姿势。然而，数周的自我实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也无法得出任何有用的结论。我还做了心电图等全面的心脏检查，但心脏科医生说，除了偶尔的早搏，我的心脏看起来很正常。心脏科医生这些乐观的话语并没有减轻我的多疑。我确信心脏病迟早会降临到我身上，就像降临到我父母身上一样。
消除我对心脏问题担忧的最好办法，是花更多的时间与我不断壮大的家庭共度美好时光。阿尔娜在我大二时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大卫， 2 然后很快又怀孕了，在我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拉里，后来他改名为诺亚。当时我22岁，身无分文，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和我的妻子及两个儿子住在布朗克斯区一套狭小的一居室公寓里。一个人在这套公寓里生活都略显局促，更不用说四口之家了。不过，这种狭小的空间也不错，我爱我的家庭，所以狭小的住所和不眠之夜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
1966年春天，我在医学院的学习即将结束，这也意味着我们家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征兵。当时，所有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都被要求必须参军，在越南服役一年。这种征兵没有抽签制度，因为军队严重缺乏医生，所以法律规定每名医学院的毕业生都必须服役。我深知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性，但也非常希望避免与我的家人分开，被派往地球另一端一年的时间，支持一场我和大多数同学都认为是错误的战争。我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并试图寻找某种替代途径，让我不仅能光荣地服役，还能与我的家人保持联系。
医学院的毕业生有几种方法可以避免去越南服役。我们可以申请一年或两年的延期，完成实习和最多一年的住院医师培训。但在那之后，除非有其他安排，否则必须服役。另一个有吸引力的可能性是在美国公共卫生署任职，该署被认为是美国军队的一部分，因此也算履行了服役的义务。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可以在联邦监狱系统中担任监狱医生，在疾病控制中心帮助跟踪全球大流行病，或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学术研究。尽管我以前对学术研究缺乏兴趣，但还是决定争取最后一个选择。
我开始希望能成为一名学术型医生，甚至有一天能成为一所顶级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并逐渐意识到，我如果要获得这种职位，至少需要一些学术研究的经验。据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培训过我的大多数知名医生，在他们过去的某个阶段都做过学术研究，有少数人甚至至今仍很活跃。例如，我的老师之一威廉·曼格（William Manger）就是学生们眼中令人着迷的谈论对象。每当他走过时，你都会听到学生们窃窃私语：“我听说他在做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显然赋予了他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声望。
曼格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他是曼格酒店的财产继承人。他总是穿着西装三件套，配上挂在金链子上的怀表，显得很有精神。在我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他邀请我们几个和他一起查房的人到市中心的一家曼格酒店去。我们在豪华的餐厅享用完午餐后，曼格随口问道：“你们想看看我的实验室吗？”我们当然非常乐意。当他进入电梯并按下顶楼的按钮时，我们更好奇了。当电梯门打开时，我们步入了一个壮观的套房，这个套房已被改造成实验室。数以百计的玻璃烧杯在充足的光线下闪闪发光，四面的窗户外是纽约市令人炫目的景色。我由此生出敬畏，并开始畅想，也许学术研究也没有那么糟糕。
我在我的简历中增加了一些研究经历，接着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交了申请。我收到面试通知，将于1966年7月1日前往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参加面试。不巧的是，7月1日恰好也是我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实习的第一天。实习刚开始还不会太严格，于是我拜托同伴替我值班，以便前往贝塞斯达面试。
面试过程基于匹配，申请人必须对他们想与之共事的小组长进行排名，小组长也必须对所有申请人进行排名。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过程，全国各地有数百名优秀且聪明的年轻医生同时申请有限的名额。
我的面试进行得很不顺利。首先，我完全没有研究经验，这是面试研究职位时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面试官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各种研究机会。其次，我缺乏研究热情，实际上我对研究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通过假装兴奋的方式在面试时虚张声势。
当天最艰难的是我的最后一场面试，面试官是一位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的科学家，名叫杰西·罗斯（Jesse Roth）。他问我为什么想来这里，我说出了我认为他想听到的话：“我的目标是成为‘三面手’，我想成为卓越的医生、研究者和管理者。”
“那是痴心妄想！”杰西回答道，“这是个‘不可能三角’
，你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你只能在一个方面做得很好，你会选择哪个？”
我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当我离开杰西的办公室，踉踉跄跄地回到车上时，我确信自己搞砸了，我不可能收到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邀请了。我感到厄运即将降临，我很快就会被从家人身边扯走，送往异国的丛林里执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