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生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曾经这样描述典型的拥有超高成就的名校大学生：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运动，精通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参加为世界某个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样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如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所言，这些年轻人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这部小说中，乔纳森·弗兰岑将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描述为“（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似乎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我教过的学生，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吐露心声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我们都知道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动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结果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发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大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学校园的心理咨询服务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相关服务机构几乎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心理咨询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增加了2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个行动小组，其教务长也发出警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障碍、抑郁症、焦虑、进食障碍、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行为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写信告诉我，“我们的年青一代中似乎正流行抑郁症”。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缓解，反而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自己做出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充足的准备。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说：“要是哪天我们突然崩溃了，那一定是发生在大学里。”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历过一件类似的事：“前几天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另外有一位正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声：“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要完全配合并服从这个系统。我看到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道明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又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孤独是这些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耶鲁的学生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的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了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交到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哈佛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和室友的关系仅限于打个照面：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脉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在大学谈恋爱同样是实用至上：男女发展“炮友关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而“务实的”“校园婚姻”（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所言）则提供了稳定性，使伴侣可以把主要精力投入职业发展。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很难维持一段有意义的恋爱关系。”

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强迫症式的过分追求：他们觉得自己必须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这导致他们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的痛苦的。但是，这种强迫症并非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众人眼中屈服于压力的弱者。从中学到大学，这些名校生是一群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在迈入大学之后，风险更大，竞争更加激烈。人人都以为，只有自己在苦海中挣扎，所以选择闭口不谈自身的痛苦，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在伪装，并且感到别人比自己更聪明。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中间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游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生在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被疯传，至少有十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承认。感谢你的勇气，你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布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这所号称美国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为了维护幸福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这让他们备感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的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如体育社团等），AP课程（美国大学先修课程），SAT（学习能力评估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服务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学生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标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在被阿默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学院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或者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有目标地工作》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曾经跟我说，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曾经的一个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耶鲁的学生，去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前院长曾经说：“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狂踩一辆不通往任何地方的踏车，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降临，如大梦初醒一般，不知道自己之前努力付出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这样总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讨厌自己参加的活动，讨厌自己上的课，厌恶高中时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是令人厌恶的。我将这样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斯坦福大学的女拉比帕特里夏·卡林-诺伊曼曾坦言：“我们的一些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拿掉蒙蔽我们的“眼罩”，看清他们的困境。”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我在耶鲁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学生有多不快乐。只有当我不在耶鲁大学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后，不少学生才愿意向我敞开心扉。前文谈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给人的感觉是很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那么咄咄逼人。另外有一位学生，同样优秀，相当合群，后来向我承认在大学期间极其煎熬。可以想象，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教练，更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侃侃而谈——精英学子已经成为成人世界的出色辩手。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已经锻炼得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能言善辩（更不用说，往往“身经百药”）。而正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形象，他们塑造了自身就是如此幸福并有所成就的假象。

倘若这些煎熬都出自学习本身，那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新生的优秀：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学生比例，录取门槛之高，加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发布的排名数据，等等。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来衡量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

你若了解这些天之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被极其苛刻地筛选的，那么也就明白，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群年轻人如果换成是在体育竞技场上，就会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接受严格训练和饮食管理。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有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她曾经要求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她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的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他们在接受教育以后，对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一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一次在与一位任教于某州立大学分校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我说，耶鲁大学的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且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生中智慧增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阿默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曾经分享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来找他，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有时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了。倘若他那时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尖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挑战的，但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关于这一问题，我的一位教计算机的耶鲁前同事提出了更大的疑问：“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计算机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苹果手机）软件。”这位计算机系的同事回顾起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末读大学时的场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物充满激情的奇才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现在的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牺牲了智识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全身心地倾注于某种热爱。戴维·布鲁克斯和其他一些观察者发现，如今已经再也没有那种如深夜自由讨论那般自发形成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而来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四学生在写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暑假期间往往要比在平时‘聪明’得多：更高效，更有创造力，能做更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更能吸引我的）的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女孩向我透露了她在耶鲁大学就读的男友的境况：

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短篇故事上。上大学3年之后，他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对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我那些在公立大学读书的朋友根本不会去思考，比如独自用餐的羞耻以及自己是否拓展了足够多的人脉，但他会去思索，并产生焦虑。他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于任何有所耳闻的图书，都会快速阅读首尾两部分，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图书内容。他的这些行为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充满激情的奇才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都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真正的教育。但是，往往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会显得格格不入。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培育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大学令人窒息的氛围，选择了转校。还有一位学生表示：“当其他人忙于贱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很难独善其身，坚守自己的灵魂。”

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不是我有意针对该所高校，而是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都在耶鲁。如果读者认为我在批判耶鲁，那就误解我了。事实上，我认为，相较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预科学校，以及相较于反对智识探索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耶鲁大学在顶尖大学（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之中，培养学生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就可能是最突出的。如果耶鲁大学在这个群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

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时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或一支机器人大军，其边缘夹杂少数拥有智识追求的愤青。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他们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势必造成的心理和精神压力相抗争。

美国思想家阿兰·布鲁姆曾经说过：“所有的教育体系都想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和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你将得到的奖励包括：你的父母将因你得意扬扬，你的老师将感到骄傲，而你的对手则会咬牙切齿。当然，被顶尖大学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最能彻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团体一分子的标志。然而，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的时候，殊不知这才是游戏的序幕。在进入大学之后，游戏将愈演愈烈。这场游戏中的筹码是GPA（平均学分绩点）、优等生联谊会、富布赖特奖学金、医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这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不仅仅代表了你的身份，更代表了你的价值观。它们定义了你是谁以及你有多少价值。

这场游戏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凭主义”。每个人为课业成绩无节制地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能否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加入的门槛、引入竞争。）多塞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一书中提到，学习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学生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曾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取得一个证书，不然这一切的学习有何意义？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名同时修四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荣，自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文凭主义的心态限制了人们对教育的理解，使人们只通过短期的收益率或者有目的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教育的价值。因此在众多的顶尖高校中，经济学成了众人皆爱的专业。1995年，在排名前十（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文理学院中，经济学专业是其中3所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到了2013年，经济学专业已经成了8~14所顶尖高校人气最旺的专业，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以及可能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由于报告中的变化，有时很难明确下来）。在教育关注点不同的文理学院，排名前十的文理学院中的4所（威廉姆斯学院、明德学院、波莫纳学院以及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经济学专业独占鳌头，很有可能在阿默斯特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卡尔顿学院和卫斯理学院情况也是如此。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在各自排名前二十的学校里，即总共40所学校里，经济学专业在其中的26所是最热门的专业，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类似和一致啊。

与此同时，金融和咨询不约而同地成了最受人追捧的职业选择。2007年，在所有已经落实全职工作的哈佛大学大四学生中，从事金融和咨询行业者占了一半。随即而来的金融风暴虽然短暂地影响了第二年的招聘和工作机会，但是到了2010年，有将近一半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仍然选择了这两个行业，超过一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以及超过1/3的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2011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中，仅从事金融行业的毕业生占比就高达36%。

相比较而言，耶鲁大学2010年的毕业生中，只有25%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行业。25%听起来是一个相对较低的百分数，但是2011年，耶鲁大学的一位大三学生——玛丽娜·基根就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在耶鲁大学这么一个多元的校园里，为何还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选择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毕业之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她继续说，考虑到学生进入大学时对二者都不熟悉，这一结果更让人匪夷所思。“我对大一学生进行了一次科学、可靠的调研……询问他们毕业之后的计划和憧憬，没有一个学生谈到咨询或者投行。”

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已经非常习惯于经受磨炼，因为只有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才让人觉得自己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就以进入最顶尖的名校为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在进入大学之后，目标就不是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如基根所说，申请大学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一名剧作家？如果想在国务院、硅谷或者《纽约时报》工作，那又该如何去争取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工作怎么找？因为没有统一的表格，没有统一的挑战去克服，所以当毕业在即，不难想象有那么多的学生四处奔波，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他们已经习惯这样追逐了。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的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然而，一旦做出选择，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几年之后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为《潜力的悖论》。他说，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前，职业的选择是无限的，所以他们尽可能推迟必须成为某一类人的时刻。“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尝试过上千条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的职业道路上步步为营，确保自己在几年之后还能做回干细胞，保持依然不会分化、依然拥有无限可能的状态。”

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它们的HR每年都会空降到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来应聘，但最后只录取少部分人，整个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样的工作不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历增色，同时在辞职之后，你还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在大学的学习和探索：严谨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整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咨询公司经常喜欢招聘一些人文学科背景的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这样的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写信告诉我：

耶鲁和其他同等级学校的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元的年薪，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被浪费了。很多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这种心态，认为单靠哈佛、耶鲁以及其他同等级学校的文凭，就应该获得报酬，而咨询工作完美地满足了这种心态。我从身边加入咨询行业的同学和朋友那里了解到，他们加入咨询公司的理由不外乎“我能做”。在得到这样的机会以后，极少数人还有勇气做出其他选择。

投资银行的工作也是如此。我的另外一位学生说：“华尔街对大学生的心态了如指掌。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群极其聪明但又十分缺乏方向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拥有最强的大脑、无可挑剔的敬业精神，但是严重缺乏对自己的洞察力。”大学毕业之后倘若选择了法学院，虽然需要再等几年才能够兑现经济上的高回报，但是它对学生的吸引力类似于咨询公司或者投行。如果华尔街、咨询公司、法学院都被归为营利机构的话，那么“为美国而教”（TFA）就是非营利性机构中认知度最高的代表。然而，TFA的情况别无二致：紧锣密鼓的招聘会，高门槛的筛选机制，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短时间的投入，个人简历炫目的光环。参与过TFA之后，学生仍然可以做出选择，比如加入贝恩咨询公司或者摩根士丹利。从道德上来看，TFA和华尔街风马牛不相及，若认为名校生受贪婪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如果说他们更热爱金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到自己内在追求的生活意义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还有哪些是值得去做的。

讽刺的地方正在于此。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一直被灌输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被教育拥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从事一些极其类似的工作。其他的很多可能性已经在他们眼前消失了，如担任神职、当军人、从政、任教，甚至连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受关注了。我承认，现在的年轻人整体而言似乎比几十年前的年轻人更具社会参与度，更关心世界发展格局和变化，并愿意为改善它去投入精力。我也承认，现在的年轻人更具有创新或创造的激情。但是，就算这些年轻人在离开大学时能够保有对将来的憧憬或奋斗目标，他们往往还是受制于财富、资历和声誉，认定有意义的生活正在于此，至少那些从最顶尖高校出来的学生是这样的。

我在耶鲁大学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里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高度一致；没有嬉皮士，没有朋克，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潮人，没有女汉子形象的女同性恋者或者性别酷儿，也没有身着短袖套头花衬衫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似乎穿着类似的每个人就是在时刻准备着去参加面试。我很想对这些学生说：“你们都很 年轻 ，为什么不去 闯一闯 呢？”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是都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选出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年代，那时大学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写道：“不论耶鲁的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是严重同质化的。”

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因为大家都正在做同样的事。这种现象就如同我之前一位学生描述的“三文鱼赛跑”，或者一位密歇根大学毕业生所说的“生产线的运输带”。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三角欲望”：当你观察到众人都在追逐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会判断它肯定是有价值的。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写道，当三文鱼洄游时，“数量多了就会产生安全感”。

所有动机的关键在于安全感。拨开应得利益、方向感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机会的心理这些表象，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恐惧。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爪。（不仅是恐惧，还包括惊慌和重度焦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精英学生通过了竞争白热化的大学选拔，被名校录取，在自己的人生简历上增添的只是成功。他们对于 不 成功充满恐惧感，迷失了方向，并无法从中挣脱出来。一直以来，他们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锁，害怕失败，这种心理从他们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不成功开始就已经播下了种子。对于他们来讲，没有满足外界的期待，哪怕是短暂的，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

这一切就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给予犯错空间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错误任何机会。这是精英教育会阻碍个人学习的一大原因。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前任院长哈里·R.刘易斯曾经写道：“由于学生都不愿意去上一门自己没有把握取得优秀成绩的课程，因此大家无法拓展并超越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大学教育的本意是为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去尝试、探索和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如今这种教育已经不复存在。谁都不愿松手，谁都不想落后。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跟我说，她很想有机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现在所学，但又对没有时间感到很无奈，我建议她可以考虑放弃争取全A成绩的念头，这样她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她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似乎在责怪我试图向她灌输某种不得体的想法。

大学毕业之后要面临人生选择，这赋予了大四那年某种特殊的意义。学生们在求学时期步步为营、做事谨慎，那么面对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他们更会求稳，因此，很大一部分学生开始做出相似的选择，羊群的面貌由此显现。记得我的一位学生说过，看到众人做出 相似 决定的时候，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绝非易事。许多学生向我诉说在大四那年备受来自 同辈 的压力，说服自己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价值要经历一番挣扎，而且这些追求会让自己往往觉得自己很另类。他们告诉我，在同龄人的压力之下，他们会觉得放弃那些稳当的机会是不可思议的，而虚无缥缈的“另类”追求将是不可持久的，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毕业而远去。尽管有一部分学生或是出于理想或是出于绝望，在做出决定之后不再回头，但是更多的学生则会长期深陷于选择的迷茫和压力之中。我见过不少学生出了问题，就如今天聪慧的年轻人一样，不愿意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但同时也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的挚爱。其中一位不仅深陷于焦虑和恐惧之中，还沉迷于对成功的追求。他们并不是真正渴望卓越，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同辈的压力：他们总是在对比和观察之前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伟大的事业。如果自己不能继续取得名誉或者利益，那么自己将会是一个失败者。

我的另外一位学生在几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当他返回母校做招聘的时候，我们总会小聚。在每次的交谈中，他总是表示自己想离开咨询行业，去做一些更具创新性、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自己习惯已久的优渥的生活方式，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言外之意，他已经迷上了金钱。

与之形成对比的另外一位学生——一个具有写作天赋并且看淡名利的人——在毕业之后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她曾经写信给我：

每一天，我都有一种冲动，想找到一个可以往上爬的梯子，然后把我接下来的15年奉献给它，但是每一天我都会克服这种冲动，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它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如果能够让我不费力气地成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那么我将不会满足。但是，罪恶感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就如同一张网笼罩了我，捆绑了我。我必须找到新的办法来摆脱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一旦它袭来，我感到窒息，无法思考，更不用提写作了。我知道很多耶鲁毕业生都深受远大抱负所带来的痛苦，我直到现在才如此深刻地有所感受。

需要指出，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首尔还是孟买的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大约有10%的学生来自海外。我收到了来自加拿大、英国，还有来自东亚、南亚等地（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学生的来信。“这本书是对现代教育的完美控诉，我要向你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学院的学生跟我通信时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越了常春藤盟校的范围。”另一位学生写道：“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在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在那里目睹过。”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到最后就会导致成功者群体中很常见的中年危机。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下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值得。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等，却往往让人感觉他们只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的茫然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某种职业是出于他人的期望，或者缘于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所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从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从没有生活在当下，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夺目亮丽的精英高校，无数学生和家长争先恐后，愿意为它付出一切。当我们认为这些名校能够带来无限机会时，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对名校的一厢情愿，也伤害了我们自己？比如，它们限制了我们对生活的遐想。我们不再去考虑成为一名老师、一位牧师，或者一位工匠，因为从事这些职业简直就是浪费名校的教育。我的父母会怎么想？我的朋友又会如何看待我？当毕业后20年同学聚会时，当初的同班同学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或者高高在上的纽约社会名流，我又该如何面对他们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不是有失我的身份吗？一旦陷入这种思考的深渊，整个世界都会在你面前消失，你也将错过自己真正的使命。

就算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一丝的领悟，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告诉耶鲁学生“去寻找你的挚爱吧”，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怎么去寻找。当然，如果并不清楚自己所热爱的，那么还不如在华尔街叱咤风云。但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虽然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真谛，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没有目标感，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往往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对新生活的想象，也缺乏内在的勇气和自由来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 GkKyEZ95wh+O4CKbNFbf72jK/EY3pbgq1pWh8YudmfjhsjkUs1WM6ihZaYEyt5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