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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在科学界被发现时并不出彩。
故事开始于一位近乎失聪的瑞士医生弗里德里克·米舍。19世纪中期，他在意识到自己再也听不见患者的声音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米舍对研究无比狂热，据称他曾拿家里的瓷器当试验设备，还在结婚当天将新娘丢在圣坛边干等（她最后还是嫁给了他）。米舍沉迷于脓液的化学反应，他会从附近的医院收集用过的绷带，把上面的白色物质刮进烧杯里，这些烧杯堆满了实验室的各个角落。
同时代的记录表明，他并不担心培养基的来源，只是抱怨说，尽管他做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无法获得更多、更新鲜的脓液。
在研究这些刺鼻的样本时，米舍意外地发现：除了科学家笔下提到的分子，脓液中的细胞还包含一种富含磷原子的线状物质。米舍此前对这样的东西一无所知。他不确定它在细胞里起什么作用。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发现了新的东西，而事实也将证明他是对的。
1871年，米舍在一份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关于这种奇怪物质的论文。这篇论文冗长而枯燥，长达20页，
但是它不但没有赢得赞扬，反而很快招来了嘲笑。一些科学家认为，这种神秘分子只是米舍在试验中偶然引入的污染物。还有一些科学家怀疑这其中藏有阴谋，质疑他的科研诚信。即使那些认为试验安全可靠的人，也不相信他发现了具有遗传性的分子。当时，米舍本人认为这种分子的化学性质过于简单，不可能包含构成和运行地球上各种生物多样性的指令。
米舍发现的线状分离物质很快被命名为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但很少有人认为它与遗传有关。
因此，在接下来的80年里，DNA几乎被遗忘了。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蛋白质上。蛋白质是一种具有多样性而且高效的分子，担负着维持细胞生命的重任。当时的研究人员认为，蛋白质这种能力惊人的分子，同时也应该是一种包含血统遗传特性的物质才合乎逻辑。科学家认为，蛋白质至关重要，其他的东西都是废物。
直到1944年，事情才有了转机，这多亏了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医生。埃弗里是一位即将退休的加拿大细菌学家，他下巴尖、前额宽，看上去就像是头盖骨特意伸出来好容纳大脑似的。
他衣着俭朴，在纽约市洛克菲里研究所中一个由厨房改造的、未经装修的实验室里工作。
和米舍一样，埃弗里也做过内科医生，但后来放弃了临床医学——治疗那些因肺部疾病而窒息的患者让他感到很无力。他转向研究台，试图进一步了解一种叫肺炎球菌的细菌，这种细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之一。
埃弗里的一位前辈已经发现肺炎球菌具有学习新技巧的非凡能力。在科学家手中，无害的细菌菌株只要和传染病菌的残骸混合，就能变得具有传染性。这就像吉米·亨德里克斯在已故音乐家的墓前转上几圈就能学会弹吉他一样。埃弗里意识到，这也类似于父母把一些特征遗传给孩子。
埃弗里希望弄清细菌是如何从环境中获得新特征的——它们如何从无害变为具有传染性。为了找到答案，他培养了两瓶细菌，一瓶是传染性肺炎球菌，另一瓶是非传染性肺炎球菌。起初，他重复前辈的工作，杀死传染性细菌，并证明其糊状残骸里的某些东西可以使非传染性细菌变得有传染性。然后，他开始使用排除法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分子。
为了测试蛋白质的重要性，埃弗里在试验过程中添加了一种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可以破坏传染性细菌中的蛋白质。令他惊讶的是，这对试验结果几乎没有影响。无害的细菌依然会变得具有传染性。与主流的科学观念相反，蛋白质分子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对遗传至关重要。
接着，埃弗里试着破坏了传染性细菌残骸里的DNA。仿佛装配线上少了一个部件似的，试验无法继续了。无害的细菌不再变得危险。是DNA而非蛋白质使细菌从环境中获得了新技能。这一试验首次说明，DNA才是人们长期寻找的、承载遗传特征的分子。在DNA被发现近一个世纪后，科学家终于认识到它就是使孩子与父母相似的分子。
我们现在知道，人们体内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含有一个完整的DNA——除了红细胞（成熟后无核）、精子和卵细胞（各有一半遗传信息）。但在几乎每一个细胞里，DNA都被分成了46个被称为染色体的片段，每一个片段都包含数百万个核苷酸。
如果你把人类DNA的整个序列看作一本英文书，那么染色体就是章节，核苷酸就是字母。但和英文中的26个字母不同，人类DNA只含有4种核苷酸：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为方便起见，分别把它们缩写为A、T、G和C。人类DNA只包含4种核苷酸，难怪米舍觉得DNA不可能是遗传分子。成分如此少的物质怎么能生成足够的编码信息，使地球上的人类、植物和动物呈现出多样性呢？
米舍不知道的是，人类每一个细胞中的DNA序列都有将近30亿个核苷酸那么长——科学家要再过一个世纪才会发现这一点。DNA在细胞中并非紧密盘绕，而是首尾相连，如果伸展开，其长度是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的数倍。人类的基因彼此不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DNA具有许多不同的核苷酸，而是因为这些核苷酸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密码，每个人的DNA序列都不同。
大多数情况下，DNA突变不会产生有害影响。在DNA密码的同一个位置，你可能拥有一个A核苷酸，而你的邻居可能拥有一个T核苷酸，你们都不会因为这种差异而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的DNA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我们可以承受数量惊人的突变而不受任何伤害。
但有时，对DNA中特别重要的部分而言，即使单个核苷酸发生突变也可能是致命的。对于那些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些危险突变遗传给下一代的家庭来说，DNA将通过庞大的亲属网络不断叠加，造成的危害可能会延续几个世纪。DNA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但也可能成为毁灭之源。
有害DNA突变能够任意破坏身体，但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脑。其他器官里的DNA突变可能会导致我们疼痛、外形损伤，甚至死亡，但不会颠覆我们作为个体的人格。而大脑中的DNA突变会剥夺我们的同理心、记忆、语言以及个性的其他关键部分。这些突变会创造出一个与我们亲友所认识的截然不同的人。
现在，我们对遗传学的了解已经非常广泛了，有时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就能判断出哪些人会患上大脑疾病。我们可以用过去不可能实现的方式预测未来。某些情况下，科学家甚至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及早干预，让人们摆脱DNA的基因诅咒。曾经无法治疗的患者现在可以被治愈了。
所以，让我们跟随自出生起就定义我们的分子，跟随正在学习保护我们的大脑，使其不受DNA影响的科学家，开始我们的认知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