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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时候，我的朋友跟我提到他的房东准备把两所房子打通，改造成一栋有15个单元的学生公寓。于是我俩鼓捣出一份简单的说明手册，就去向这个房东毛遂自荐来负责管理公寓了。
读大学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好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只是随便找点事情做罢了。当一个好的创意涌现出来之后，我就会全情投入。
1959年，我进入密歇根大学，主修政治学。我加入了犹太学生兄弟会“Alpha Epsilon Pi”，并在一年之后搬到了这个兄弟会的会所，那里有点儿像电影《动物屋》（ Animal House ）中的场景。在那里，一切都没有约束。群体的智慧，有时候意味着只需要遵从最低的共同准则。几乎在一夜之间，我的各科成绩大幅下滑，而保持犹太教的洁食规定也变得几乎不可能。更糟糕的是，这里根本没有隐私可言，一点儿个人空间都没有。对像我这样不合群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因此6个星期之后我就搬了出来，住到了学校宿舍。在这里，我更容易跟其他各类人交上朋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兄弟会里的那些人。
我当时是个不安分的学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相比之下，我的两个姐妹都很优秀，她俩都是美国大学优秀生荣誉学会成员，各门成绩都是A。我觉得我的父母一定很担心，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不够优秀。甚至有一段时间，父亲提出，如果我哪门成绩得到A，他就给我5美元。但父亲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对学习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也特别注意不让父母失望，而且也很在意两个优秀姐妹给我设定的比较基准。然而，有一年我在会计科目上还是得了一个D。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些会计原则，相反，我很清楚。只是在这些基本原则基础上，又衍生出许多愚蠢的规定，这才是最让我抓狂的地方。记得有一次考试，我在本该写“销售”的一栏里写下了“收入”，教授在上面画了大大的一个叉。我问：“这为什么错了？收入和销售本来就是一回事。”但教授对于这些词的含义根本不关心，只强调这涉及符合规范问题。“如果你不写‘销售’的话，那就是错的。”好吧，对我来说，机械的死记硬背才是错的。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打美式足球和篮球，不断跟朋友约会，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按照父亲的说法，这些可都是花里胡哨的活动。在对自由的界定方面，父亲和我存在很大的不同。
我所理解的自由，包括拥有一辆红色的库什曼摩托车。这辆车在学校里的停放是个问题，只有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才被允许在学校停车，因此大多数本科生都会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我有一辆小型摩托车，它满足了我热爱运动的天性，点燃了我对摩托车的兴趣。后来，我的摩托车跑得越来越快，价格也越来越高了。毕业20年之后，我跟一群朋友一起，开始骑着摩托车云游四海，这些朋友大多数也都是我业务上的伙伴，我们这群人自称“泽尔天使”。如今，我们每年还会进行两次旅行，一次只是男人们一起，另外一次则有妻子的陪伴。我们在全球各地骑行，四处找寻那些曲折难行的路径，肆意欣赏那些恢宏大气的风光。对我而言，摩托车实际上代表了自由。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会戴着头盔骑行。我想不出，除了在路上，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更好地清醒头脑。骑行的时候，除了眼前的道路和将要去的目的地，我什么都不想。
但无论如何，大学二年级结束之后，我已经19岁了，除了每年夏天参加的犹太人夏令营，我还希望能够玩点儿别的。我很了解我的父母，要想让他们点头同意，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跟教育和学习沾边的活动。如果能够涉及“学习”，那么即使我纵身一跃从帝国大厦跳下来，我想父母也不会有意见。因此我报名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夏季班，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一起去了。这个课程为期6个星期，而我告诉父母需要8个星期，我要用这额外的两个星期搭便车环游全美。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叛逆还是顺从，但我不想父母担心，因此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这次旅行。我只知道，这两个星期的冒险简直太爽了，根本不容错过。
我的朋友跟我一起离开了洛杉矶，随后在17天的时间里，我们大约穿越了12500公里的路程，搭便车的次数超过了200次。
面对穿着百慕大短裤和密歇根运动衫的两个男孩，伸出援手的热心人数量之多，简直令我们惊讶。这些陌生人的心地特别善良，他们把我俩带到家里，请我们吃晚饭，出钱让我们住宾馆，甚至会教我们玩滑水。这趟旅行给我的人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是一趟放飞自我的旅途，也是我们真正接触了解美国人和美国梦的旅行。这也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启示，至今影响着我待人接物的方式。
到达纽约之后，我跟朋友挥手道别，然后踏上了返回芝加哥的旅途。我遇到的第一个让我搭便车的人，是一个沿着宾夕法尼亚州收费公路一路向西的伙计。当时气温高达35摄氏度，我们驾车经过一片树林，在穿过一个隧道的时候，由于汽车水箱过热，热水和蒸汽喷得到处都是。我琢磨着：“糟糕，这趟便车我是搭不成了。”司机一言不发，只是把车停在路边。这个伙计属于不怎么能言善道的那种人，而那些愿意让你搭便车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你可能和他们坐在车上好几个小时，而他们却一语不发。这个伙计下了车，来到车后，打开了后备箱，拿出一个汽油罐，然后直接往路边树林里走去。他要干什么？我于是跟在他身后想看看。离开主路之后，我们大约走了130米，直接来到了树林里。突然，我们看到了一条美丽的小河。这个伙计弯下腰，把汽油罐装满水，然后返回到车旁，把水加到水箱里，现在一切都搞定了。于是我们重新上车，又开始走了起来。我当时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转向他问道：“你是怎么知道那里有水的？”接下来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他只是看了我一眼，说：“嗯，我其实并不知道那里有河，但我们当时是在山区，因此附近应该有水源才对。我想自己会一直走下去，直到发现水源为止。”
好吧，作为从小在高地公园长大的犹太男孩，我绝对不可能想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解决办法。如果我自己开车，水箱过热了，那我就会下车招手求助，让他们帮忙叫一辆拖车过来。而那个伙计的思维逻辑和解决方案，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从来没有犹豫不决，这种态度简直是太宝贵了。
这趟经历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它让我学到了一课，那就是通过观察人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表现，可以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今，我也许可以把任何人喊到我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某个问题，但这样其实并没有多少价值。相反，我会每年拿出1000个小时，坐飞机到全球各地出差，主动与当地的人见面交流。我想看看他们在自己的主场是怎么做的，是如何与周围人相处的，又是如何以身作则的。
***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他跟我提到他的房东刚刚把隔壁房子买了下来，准备把这两所房子打通，然后改造成一栋有15个单元的学生公寓。
我于是建议：“我们向房东毛遂自荐来负责管理吧。还有谁比我们更适合呢？我们都是学生，知道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可以替房东管理这栋公寓，负责维护保养，然后我们每人获得一套免费的单元。”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如何管理公寓，也不知道怎么出租公寓。我俩对此毫无头绪。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干不好这件事。如果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太会做某件事情，那相关的障碍和困难就会大幅减少。作为学生的我们此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或者人们觉得这些事通常应该由那些专业的管理机构来做，这些都不重要。不惧冒险，追求极限，敢于说出“为什么不呢”，这都是我基因的一部分，而且从那时到现在，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于是我俩鼓捣出一份简单的说明手册，就去找房东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同意了我们的想法。最终，我们把房子单元内部的结构推倒重来，进行了重新设计装修。房东之前订购了一些极其陈旧的过时家具，也就是你会在你祖母家看到的那些东西。这对大学生可根本没什么吸引力。我们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设计成什么样子，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学生们最不喜欢的，就是跟家庭一模一样的环境。我们希望设计出完全相反的效果！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简约风格才符合“酷”的定义，于是我们把房东订购的东西全部退了回去，重新买了一些简约、现代风格的家具。我俩严格按照逻辑和直觉行事，而最终这也取得了成效。那份管理合同是我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
还是同一个房东，他又建了一栋学生公寓，然后委托我们进行管理，随后他又给了我们第三栋公寓进行管理。我们把我的朋友鲍勃·卢瑞（Bob Lurie）拉进来帮忙，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位员工。鲍勃广为人知的习惯是，在前胸口袋里放一打IBM穿孔卡片，并用这些卡片列清单。鲍勃是一个冷静、务实的幕后规划者，对各种细节了如指掌。由于我对运营细节缺乏兴趣，鲍勃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时也与我的活力和热情相辅相成。我俩都高度自信，勤勉刻苦，善于独立思考，不喜欢传统的条条框框，并且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俩在思想上也都比较成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且都有善于自嘲的幽默感。合作之后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俩组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
除了管理公寓，我脑子里还不断冒出其他的经营念头。其中副业之一，就是向兄弟会的兄弟出售舞会时所用的小礼物。最受欢迎的礼物，是一条3米长的玩具蛇，脖子上系着兄弟会的丝带。因此，每到舞会的时候，我的公寓里到处都是装有玩具蛇的盒子，还有各种丝带。我会席地而坐，把这些盒子一个个捆起来。当时我脑子里并没有多想，只是希望效率可以更高一些。从父母那里，我知道经济上获得成功就等于人身获得自由，即使我当时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尽管有很多这样的小买卖，但大学时我的“工作”却只有一份。大三和大四的暑假，我是海伦·柯蒂斯（Helene Curtis）公司的流动推销员，负责向药店和超市推销公司产品。最初我对化妆品行业一无所知，但了解一点推销的知识，并且我的学习速度很快。由于是暑期工，安排给我的总是最难开展的工作。如果从来没有过电话销售或者未经预约就上门推销的经历，那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我可以保证，这真的挺让人羞耻的。大多数人的回复都是拒绝，有些人的态度还特别强硬。面对各种拒绝，你内心需要有一定的容忍度。你需要学着不断提问，竭尽所能把对话继续下去。如果能够开个好头，继续对话，那你就有成功的机会。
我开车开了好几千公里，车上没有空调，天气奇热无比。每天下午，4：30闹钟响起的时候，我就需要做出决定——是不是还要再多打一个电话？我是这么做的。我下定决心，要取得最好的销售业绩，远远超过公司那些不起眼的账户曾经所创的纪录。我也希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报那些主动为我提供机会的人。
尽管当时并未察觉，但从这份工作中，我真正的收获并不是金钱，而是学会了如何坦然面对挫折和拒绝。随后我意识到，身为企业家，保持对挫折无动于衷，是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
毕业10天之后，我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跟珍妮特（Janet）是在她和我的一个兄弟会的兄弟约会时认识的。第二年，我俩开始约会。大约两年之后，我们结婚了，并搬到了一座由我管理的公寓中。
当时，对于自己必将成为企业家，我已经坚信不疑。不过，这对我来说，依然不是第一选择。别忘了，当时父母一直灌输给我的理念就是，我需要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而这才是我原本的职业轨迹，因此，我来到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好吧，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那里。我感觉自己读书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并且毫无疑问，法学院的学习生涯枯燥乏味。我天生就不适合学习那些晦涩难懂的细节内容，那无穷无尽的法条、次级法条、次次级法条让我无所适从。
当然，在随后的日子里，尤其是当经手的交易变得越发复杂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受过的法学教育是多么宝贵；这些课程曾经教我如何评估形势、如何思考对策，以及如何划定最后的界限。工作中的每一天我都在使用这些知识，甚至今天也是如此。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不断挑战传统思维，努力创作属于自己的剧本。如果不清楚游戏规则，不能在相关规则范围内做到卓越领先，就很难实现上述目标。这就如同一个玩美式足球的家伙，却不知道并列争球的界限在哪里一样。只要明白其他所有人都站在哪里，你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游戏中。因此，我最终成为法学院忠实而热心的拥趸，但有一个警告，法学院的学习极为枯燥。当时，幸亏自己忙于从事一笔笔房地产交易活动，才让我最终挺过了那段枯燥乏味的时光。
1965年，我在安阿伯（Ann Arbor）买下了自己的第一栋楼，当时是我在法学院的第二年。那是一座拥有三个单元的建筑，坐落在锡比尔街912号。这笔交易花了我19500美元，其中有1500美元的定金，这是我从公寓管理业务中攒下来的。我把建筑内部进行了重新喷漆，撤换了全部家具，然后把房租翻了一番。几个月之后，我把隔壁不远的另一栋楼也买了下来，然后又把这两栋楼之间的房子也收入囊中。通过多项创业活动，我攒下了一些钱，利用自己的储蓄和银行贷款，自力更生完成了这些早期的房地产交易。
第三笔收购目标是一栋庞大的独户住房。我找来一位建筑师，一家当地的小型总承包商，针对这栋建筑设计出4套独立的单元。然后我到银行申请贷款，用于房子的翻新。当时我23岁，手里拿着政治学的学士学位。对于金融，我可谓一无所知，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太年轻而干不了投资，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我当时对此不甚明了，但是最终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跟银行达成了这笔交易。我们的管理公司接管了这栋建筑，对其进行了翻新，然后把所有的单元出租出去。这笔资产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随后我们在东密歇根大学所处的伊普西兰蒂市（Ypsilanti）获得了一个项目的巨额管理合同。这笔交易改变了我们的发展蓝图——给我们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公司新的发展规模，使得我们在当地房地产市场上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了。同时公司的名声也在四处传播，当年一个朋友就给我来了电话，他毕业后从事法官书记员的工作，他向我咨询一处房产。他父亲在学校外面的盖迪斯街（Geddes Street）为他买了一栋房子，而他刚刚得到一位当地开发商的报价，可以每平方英尺3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块土地。他问我该怎么选。
我回答说：“我确实不了解，但可以帮你问问。”我打电话给当地的房地产同行，让他们帮忙调查一下这处地产的价值。其中一个伙计是唐·奇泽姆（Don Chisholm）。我了解到这块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可以达到3.5美元，于是奇泽姆跟我决定也参与竞价。我给朋友回电话说：“奇泽姆和我可以出价3.5美元。”然后我们达成了交易。但这块地不够大，没法在上面盖楼。当时在安阿伯，除非是两块地一起，否则是不允许开发新建筑的。于是，我跟奇泽姆说：“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旁边的房子也买下来。”我们做到了。然后我说：“我们继续吧。”我们接着在同一个街区买下了另一栋房子，随后又是另外一栋。
当时我就像小摊贩一样挨家挨户走访，坐过许多张沙发，翻阅过许多的家庭合照，耐心向许多房主解释，说我们将会在这里盖一栋学生公寓，他们可以选择继续留下，忍受半夜嘈杂的音乐和草坪上随意丢弃的啤酒罐，或者也可以选择搬到安阿伯的另一边。这种策略发挥了作用。我不断地把很多房子收入囊中，最终买下了一整块地。这些房子的买卖全都是现金交易，每栋房子要1000美元，后续最终结清大约需要20000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识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这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怀。在连续收购过程中，我正准备买入下一栋房子，房主说：“隔壁的那栋房子你刚刚花了18000美元，面对我们家这栋明显要更好的房子，你出价怎么也只有18000美元？”
我解释说：“我只是为了买这块地皮。我买房子是为了把各个地皮集合在一起用于开发。我会把房子拆掉，因此无论房子多么好，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他们争辩道：“但我们的房子价值要高得多，你得出更多钱才行。”
我回答说：“如果我出价更高的话，那下一户房主就会要更多的钱。”
他们回答说：“可以多给我们些钱，我们会保密的。”
我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已经不再是天真无邪的少年了，但是这堂有关人性的社会课，对我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也跟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格格不入。这些人在2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朋友和邻居，却愿意为了区区1000美元出卖对方。不过，最终我还是按照原价支付了这些人，他们可以欺骗自己的邻居，但我不会。我绝不会向邻居撒谎——永远都不会这样做。这次的经历真是让我永生难忘。
1965年，正当我们努力收购盖迪斯街那些房子的时候，奇泽姆被政府招入夏季国民警卫队。等他回来时，我已经给8栋房子支付了定金，每栋1000美元，但我们没有钱来支付尾款了。我们需要160000美元，其中60000美元属于权益类资产。为了筹集资金，我邀请父亲来到安阿伯。经过多年的经营，他已经成为房地产领域的成功投资人，我也不断地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告诉他。
父亲开车来到了安阿伯，我带他看了每栋房子，然后带他去见奇泽姆。奇泽姆告诉父亲，希望他能够买下公司1/3的股份。父亲不同意。他想要对开，而这就是他入股的条件。奇泽姆说他会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在开车回父亲所住宾馆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辆车一直跟在后面。我们停好车之后，后面那辆车追了上来，奇泽姆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走到父亲面前，主动伸手跟父亲握手。他说：“泽尔先生，就按照您说的五五分吧。”能够把父亲邀请来参与这笔投资，而且父亲也愿意这样做，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跟其他孩子一样，我也希望获得父亲的认可，知道他已经把我看作一名合格的商人，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父亲的脾气比较粗鲁生硬，就是老派的禁欲主义者，即使认为我干得不错，也绝对不要指望从他的嘴里亲自说出来，因此从这次他参与投资的细节当中，我可以觉察出父亲对我的认可和鼓励。
在那个街区，我希望买入的最后一栋房子是一栋占据两块地皮的房子。镇上的每一个开发商都希望买下它，因为单单在这栋房子所属的地皮上就能够施工了，但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买下它。有人认为这种操作不现实，但我拒绝这样看。这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罢了——一个邀请我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机会。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
这栋房子的住户是55岁的D太太，还有她60岁的丈夫，她丈夫是胡佛滚球轴承公司（Hoover Ball and Bearing Company）的仓库管理员。但是这栋房子的产权属于D太太在芝加哥有钱的叔叔。他之所以让侄女住在这里，是因为她曾经照顾过他生病的母亲，如今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就葬在街道对面的公墓里。
我拜访了D太太，试图说服她。我解释说，把这栋房子卖掉才最符合她的利益，因为我会在这个街区建一座大型学生公寓。我向她描述了未来的情景，比如喧闹的聚会。另外，因为手头这所房产的价值不菲，她完全可以在小镇的另外一边买一栋更好的房子。她解释说，因为这栋房子归她叔叔所有，因此我需要跟他说这件事。她叔叔是一家大型公共能源企业的总裁，住在芝加哥超级高档社区温内特卡（Winnetka）。其他所有试图买下这栋房子的开发商，也都会面临这样的推脱和障碍。
于是，我给她叔叔打电话，并约在他位于温内特卡的家里见面。我告诉他：“您看，我已经买下了周边所有的房产。未来我会在这里盖一座公寓式建筑，里面住的全都是学生。您的侄女已经55岁了，她丈夫60岁了。这栋房子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而且正在不断崩坏。我们在小镇另一边按照同样的价格，给她另外找一栋更大、更好的房子，做一次免税的房屋置换吧。”
他点头同意了。“如果你能够安排好这一切，让我不用再多拿钱，也不用缴税的话，那我就同意。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让我侄女开心。”
我觉得这笔交易几乎已经完成了，于是回到了安阿伯，选定了5栋价格一样的房子，也就是我将为那块地所支付的价格区间——32000~34000美元。这5栋房子都很漂亮，每栋房子都要比D太太原先住的房子漂亮很多。有一天我开车带着她来看这些房子，她访遍了每一栋房子，却没有说一句话，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天结束的时候，我开车带她回家。当临近她房子的拐角时，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正摇摇晃晃地站在路灯旁边。我指着那个人询问D太太，她说：“他是我哥哥。他跟我们住在一起，每晚上都会去酒吧待一会儿。我们今天看了好几栋房子，但我一栋都不喜欢，原因就是我哥哥不会开车。哥哥住的地方，距离市中心最多不能超过8个街区，因为他每天晚上都会到城里的酒吧去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步行回家。”
这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未知因素。
“没问题。”我告诉D太太，这是我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承诺，不过未来还会有很多次。
我于是又把此前已经翻看过很多次的房屋清单拿了出来，给D太太找到了第六栋房子供她选择参考，这栋房子距离市区只有8个街区。我认为这栋房子完美符合她的要求。这栋房子占据了两块地皮，大小跟D太太之前的房子一模一样。这栋房子的暖气和供电系统是全新的，价格只有19000美元。我带D太太来看这栋房子，她很喜欢，因此我们就准备开始房屋交割的相关流程。但是第二天，D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泽尔先生，我丈夫跟我聊过了，我们决定不再让哥哥继续跟我们住在一起了。”
我回答说：“没问题，这栋房子的二层有一个房间。我们可以把它收拾出来，让你哥哥单独住在那里。”
她说：“这样不行，我哥哥根本爬不上楼梯。我的意思是，如果出去喝了一晚上酒，醉醺醺的，根本不可能爬楼梯。”
我说：“没问题。”
于是，我去咨询承包商的意见，我们发现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高达4米。我们为D太太的哥哥设计了一个完美的一居室，他只要走下5级台阶就到家了。另外，车库上面还有一间公寓空出来，D太太可以租出去多赚点钱。
“好的。”她回答说。
我们完成了最终的设计，并且安排承包商在周一早上7：00开始施工。周日晚上11：00的时候，D太太来电话了：“泽尔先生，我父亲刚刚跟我聊过，不太愿意让哥哥住在地下室。这样做不对，我们会感到愧疚的。”
我回答说：“没问题。明天我会过来看看，会有解决方案的。”
由于买价只有19000美元，而且房子是建在两块地皮上，我们就有了很大的选择余地。我建议，可以在原来房子的旁边盖一个一居室。我们可以这样设计，如果她哥哥从他一居室的前门进来，一直往前走的话，就会走到浴室里。她很喜欢这个设计。而我最终也完成了这笔交易，为拥有整个街区补足了所需的最后一块拼图。
我清楚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在职业生涯中，正是在达成这笔交易的时候，我充分认识到持之以恒的价值所在。我只是预先认为，每一个困难都有对应的解决之道，然后我就会努力找到这个解决办法。这也许是我所认为的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事业总体上大获成功的原因所在。
我跟D太太交往的经历，也充分体现了认真聆听的价值所在，这是所有沟通交流的核心内容。面对别人告诉你的一堆信息，你需要搞清楚对其真正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必须照顾好D太太的兄弟，这才是她坚持的底线。让他住得舒服，才是这笔交易达成的关键所在。
交易完成那周的后面几天时间里，我们举办了一场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自由艺术”聚会。买来的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有好几个旧油漆桶，我们把它们全部拿了出来。我们大概有30个人，疯狂地把油漆泼到墙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风格作品。这是一场非常有趣且完全颠覆传统的聚会，为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经过清算，我们最终拥有大概12栋房子，这些房子彼此之间都离得很近。这是学校周边由个人所持有的最大的一块地皮。第二年，我们把这块地皮卖了出去，价格远超之前为每栋房子所支付的价格总和。买家在林登和牛津之间的盖迪斯大道上，建造了一栋巨大的复合式公寓楼，如今这栋楼依然矗立在那里。
这一系列收购活动以及后续的资产出售，让我第一次对规模经济的价值有了切身体会。随着每多买入一栋房子，整个地段的建筑容量就会更大，就能更有效、更经济地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把各个单独的房产聚合起来，整体地段的价值得到了大幅提升。这种思路意义非凡，而规模经济可以推动价值呈指数级增长，这对我此后整个职业生涯中评估投资机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在房地产行业，还是其他领域。
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回到芝加哥休假，跟父亲坐在一起聊天，希望他能跟我说说有关他的房地产交易的事情。当时父亲已经东山再起，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跟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然后把这些资金通过辛迪加组织投入房地产领域。他告诉我，自己从公寓投资和净租金收入中取得的收益约为4%，当时这也算比较正常。他们投资的所有项目，都位于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以及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他们从不在其他地方投资。尽管他们的投资策略比较稳健安全，却也受到许多限制。在比如安阿伯这样的小城市，建筑施工成本要低得多，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市场还没有竞争压力。但是辛迪加组织根本不愿去了解这些中小城市，甚至直接对其视而不见。因此在这些规模较小的市场上，并没有真正的资本去投资。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设定价格，并且还能操纵市场。
这就是我最初的房地产投资观念。如果能把安阿伯的投资活动复制到其他市场上，那我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会在那些规模更小、成长速度更快的市场建立投资组合，专注于大学城等市场领域。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都再符合逻辑不过了，但当时却没有人敢于吃螃蟹。
1966年，我从法学院毕业。当时的我24岁，银行账户里有25万美元，仅仅当年我就赚了15万美元（折算到2016年，这个收入大约是110万美元）。我已经为家庭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可谓正当其时，因为当年我的孩子马修（Matthew）出生了。两年之后，我的女儿乔安（JoAnn）也来到了我们身边。
我琢磨着，自己是应该继续留在安阿伯，专心经营当地的事业，还是应该进行一些新的尝试。我认为，如果留下来的话，充其量只能算是当地这座小池塘里的大鱼罢了。我需要尝试一下，看一下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如果只待在大学城里的话，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从来没有测试过自己的能力极限，那怎么会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远呢？因此，我跟合伙人把业务卖给了鲍勃·卢瑞，然后就向着芝加哥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