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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种了冬瓜，谷祥瑞就被人称为“冬瓜先生”。这是调侃，也是鼓励。见了谷祥瑞，叫一声“冬瓜先生”，能看到双方的脸上都洋溢着笑。那些笑容不是装出来的。
谷祥瑞期待地里的冬瓜卖个好价钱，改变家里的困境。
谷祥瑞种了十亩责任田。这些土地是一九八四年分的，当时他还是一队的队长，他和几个“老学究”商议，把土地分成三个等次，又亲手把土地分给一户户村民。肥沃的、贫瘠的、盐碱地，都分了。一只大碗里，放了四十多个阄，一户选一个代表，抓哪是哪。集体没留一分土地，除了北汪的水面，地分了，牲口分了，拖拉机分了，树木分了，芦苇也分了。一队改称村民小组一组，谷庄子大队称谷庄子村，社员叫村民；队长的称谓多年不变，称组长不习惯，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这样叫干队长的人。
分了有分了的好处，个人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不提高不行，人家亩产达到了七八百斤，不努力的话，掉个一两百斤是正常的。别小看这一两百斤，种一季的地，也就赚这个数，丢了的话，就不够本了。种好是种，种孬是种，那就按好的去种，地里的确多打了粮食。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差，种子质量高了，化肥生产得够用了，就不愁产量，这可以从庄人的粮仓里看得出来——粮仓装满了小麦，还悬了折子，玉米挂在树上，辣椒挂在墙上，山芋干堆在院子里，一派丰收的景象。
粮食价格一直偏低，农民想过上富裕的生活还是很难。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土地承包前，吃饭问题就解决了。承包后，粮食丰产，小麦煎饼和大米饭都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吃菜还不行，青菜、黄瓜、白菜、萝卜还行，盐豆、咸菜依然要上桌，肉不常见，猪肉吃得不足，牛羊肉更少见；胖子不多见，瘦子是主流，但基本上不生病。
分地两三年后，庄里的拖拉机渐渐多了，原来只有一两台，是分地时打价卖给村民的，抓到阄的村民们每家凑一点钱，就买下来了。
没有拖拉机的村户就想办法买一台，合用的嫌麻烦，也各自买了，用起来方便。
太穷的人家买不起，就吸二流——等别人家干完了，就用一桶柴油，换来别人的帮助。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情况改变了，每家每户都忙得一塌糊涂，哪有闲心照顾别人？这个时候，没有拖拉机的村户就出个价，耕一亩地，象征性地给点钱。
再往后，有拖拉机的人就明码标价，朝市场经济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地里种得最多的依然是粮食作物，这带来一个问题，解决了吃粮，解决不了花钱，更多的村户就选择种棉花。种棉花相对来说麻烦一些，工序烦琐，要经过选种、营养钵育苗，此后的栽植、培埂、喷药、施肥、拔草、打叉、掐头，成熟后的摘花、晾晒、分拣，装包后要拉到供销社卖，又包含排队、验级、晾晒、结算等环节。
棉花价格高，一亩棉相当于三亩粮，赚的钱改善了生活，还有了结余，大部分的村户在银行里有了存款。开源的不多，节流的不少，都把“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当座右铭。
人们穷怕了，怕歉年，有了粮食，老人不让卖，说等歉年的时候吃；每家每户都圈了粮折，定期晾晒，有了熏虫药就简单了，买来几包，埋在粮囤里，一般不生虫。
这样一来，有的老户的存粮超过了三年，舍不得卖掉；除了防歉收，花钱的地方也不多，这是存粮的另一个原因。
谷庄子从土地之外开源的户不多，谷祥瑞算一个。他打过绳，贩卖过油草，赶四集
卖过小东西，挣钱不多，汗滴了不少，也是一个不图结果只图过程的人。
他种过树，三年桃、四年杏，多少掌握了一些种树的基本常识，但技术不过硬，也未专门跟人学过，除枝打杈不及时，该挂的果子没挂，一生气就连根刨了，白搭二亩好地。
他种过甘蔗，这东西产量高，味道清凉甜润，水分大，糖分高，大人孩子都喜欢。但甘蔗劳人，要伺候一整年，半年种，半年卖。
甘蔗要长夏秋两季，初春时就要种下去，将甘蔗切成一个个小段，每一段有一支小芽，每隔二十公分栽下一截。
中秋时完全成熟，将割下的甘蔗放入土窖，叶子朝外，入冬后开始卖。要有一辆自行车，准备好两只箩筐，或装在两只口袋里，搭在车子后架上。一切就绪后，哪里逢集往哪去。每个集市只能处理一半，另一半要溜乡串户销售，有人能买一整根，有人只买一两截，卖的时候需灵活处理，砍刀是不可缺少的。一般是两三毛钱一斤，最贵也不过五毛，每次带个八九十斤，收获二三十块钱不成问题。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卖完的，卖不完的甘蔗，春节后就要扔掉，不扔也会随天气转暖烂掉。
后来，谷祥瑞别出心裁地改种冬瓜。种冬瓜省事，难点不在种，也不在管理，用时少，只需一个夏季。冬瓜的难点在卖，与卖甘蔗有异同，相同的是都要去外地卖，只是距离有远有近——卖甘蔗的地方最远也就二三十里，卖冬瓜则要到矿区或县城；甘蔗卖的时间段较长，冬瓜只一个暑假就基本解决了。二者收入差不多，费的工夫相仿，只是一个分散、一个集中。卖冬瓜用板车，一次要运上千斤，少说也得八九百斤，其中的艰辛没有一番经历的人绝不可知。
谷庄子里，谷祥瑞不如那些勤俭持家的人勤快，每天午饭晚饭前，他都照例喝一些小酒。但他再不像从前，动不动就喊几个好友酣喝一场。该节俭的钱一分不乱花，更多的时候是他自己小酌，二两花生米，或七八粒带壳的生花生，只有来人时，非招待不可，才去集上买点腥味，严格地说，不是肉腥，猪下水居多。自己小酌时，他尽量慢喝，一粒花生米似乎要嚼个一年半载才肯喝下一口。两小盅酒一下肚，他脸上就起了红晕，眼睛比不喝酒时小，像是思考着什么大事。他也有惆怅的时候，从喝酒时脸色的变化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言谈看出来。心情不好时，说话就少，心情畅快时，说出来的许多话都很有哲理性，比如，陪不尽的闺女办不尽的年，有人就有钱，等等。
谷祥瑞天生不是个小气的人，需要花钱的地方绝不充孬，别人有了难处，常慷慨解囊。像谷祥忠，每当家里缺钱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谷祥瑞。谷祥瑞再穷，日子过得也比谷祥忠强，家里头二三十的没断过。谷祥忠从不借多，每次十块八块的应应急。谷祥瑞不驳他的面子，有时候还多给他两三块。
谷祥忠有钱就还，即便不还，也不耽误谷祥忠再借。有时候，不需要谷祥忠亲自来借，他的二儿子过来也一样，要多少给多少。这正应了谷祥瑞常说的那句话：“生得近，不如处得近。”
谷祥瑞不像那几个穿花鞋走俏步的年轻人精明，他只知道出憨力、使憨劲，挣点辛苦钱，一家老小不缺吃、不缺喝，自己能喝两顿散酒，就觉得已经是天上的日子了。
他介于勤俭与精明之间。论勤，他有点懒，干活不紧不慢；论懒，又算不上，除睡个午觉，有时候天黑了也在地里干活。他不仅干自己地里的活，每到插秧时，他亲自值夜班，抽水，放水，确保家家户户的秧苗地里有半尺高的水。有人批评他，家活懒，外活勤。其实不全是这样的，对待集体的事情，他那颗金子般的心还在。什么是集体，他理解得很透彻，即便地都分出去了，大伙的事情也是集体的事情，集体的事情就得有人过问，要是都不理这一套，都各扫门前雪，就没有凝聚力了，如果那样，迟早会变成一盘散沙的。论俭，谷祥瑞有点浪费。不过，他的一点点浪费是值得的。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买来猪头肉或猪下水，给孩子们补一补，好让他们长个头儿。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他的下酒菜别人是不敢碰的，他也不允许孩子们碰，只是当孩子们馋极了，才分出一小部分让孩子们享受。只几年工夫，他改变了不少，孩子们与他的关系也走得近了。看着孩子们在身边又吃又喝，他高兴地多喝两盅。酒微醺时，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给孩子们讲故事，而是教孩子们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怎样自食其力，怎样拼搏进取。
他还鼓励孩子们上了大学后就不要再回来，再回来就失败了，能走多远走多远，好男儿志在四方。
每当孩子们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时，他就高兴，就买块肉，包饺子给孩子们吃。
这些所谓的“奢侈”，对于一般的村户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几个著名的勤俭持家的人是绝不会三天两头包肉饺子给孩子吃的，更不会浪费一滴酒的，在那些家庭里，只有重要的亲戚上门才会去商店打半瓶酒，喝剩的酒也从不舍得犒劳自己，要攒起来，等下一个亲戚上门时再喝。
谷祥瑞憨厚，憨厚到与精明划清界限的地步。他看不起那些靠横财发家的人，他说那些人走了歪门邪道，即便非偷非抢，至少是个骗子。
种地，谷祥瑞不精，做不到精耕细作，收成一般，常处于中游位置。每到收种的季节，他基本上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不像有的农户火急火燎的，成熟的庄稼往往比别人晚收一两天。但也有例外，遇到不好的天气，他会把孩子们都叫上，全家老幼齐上阵，尽量做到颗粒归仓。他说过，粮食属金，是最贵重的东西，浪费粮食就是最大的犯罪。
他曾有过再次外出务工的打算，但未成行，这个家再不像以前那样离得开。
地分出去了，他还是队长，灌溉、修渠，为五保户集粮集钱，安排河工等诸多事情，还离不开他。
还有，家里的孩子越长越大，管教不可松懈，他怎么能远走呢？他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那批农民工，是谷庄子最早出去打工的人。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就到了县城，在那儿拉板车，挣的钱补贴家用，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在那儿，他流了很多汗水，吃了苦，受了白眼。
那几年，庄上几个从广州贩电子表来内地卖的人的确发了财，但他的心仍在谷庄子，他不屑去挣那份快钱，他觉得那是歪门邪道。他依然坚守着出力挣钱的初心，一滴汗水，一分收获，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有吃有喝就不错，无须削尖脑袋去投机钻营。
被庄人誉为小精人的谷祥开曾劝过谷祥瑞，让他去深圳挣大钱，可被他谢绝了。他宁愿待在家里过小日子。
谷祥开是个能人，他不仅贩卖电子表，还卖过雨伞。这些东西差价很大，让他很快成了谷庄子的首富。
谷祥瑞劝过谷祥开，不要挣昧良心的钱。谷祥开从不计较谷祥瑞的“无礼”，毕竟这位兄长也是一番好心。
道不同，不相为谋，然而谷祥开还是敬重谷祥瑞的，每次从外地回来，第一时间就去探望谷祥瑞。兄弟二人谈的不仅是谷祥开在外界的所见所闻，他们的心还牵挂着一组村民的用电问题。
在那一年的夏天，谷庄子的村民终于用上了电。谷祥瑞坐镇，谷祥开挨家挨户集资，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他们情绪高涨，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从买电线杆、电线，到竖杆子、砍树、扯线子，这项浩大的工程仅用三天就顺利完成了。
那晚，对于谷庄子人来说是最难忘怀的，大伙都在期待着谷祥瑞拉下总闸的那个神圣的时刻。
“咣当”，当照明的灯泡发出耀眼的光线时，整个生产队即刻变成了金色梦幻般的世界。
通电后，每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一台“长城”牌电风扇。的确，电风扇起的作用很大，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它们给善良的谷庄子人带来了凉爽。当然，每台电扇都不是常开的，有的户怕费电，基本不开，有的户只在吃午饭时开，且尽量开小档，省点是点。这样，大部分人农闲时还是要到林子里、河堰边，去吸凉风，躲避最炎热的时段；到了傍晚，仍有一部分人顶着凉席或草苫子，揣着半截小被子，到南大桥上避暑，一住一夜，第二天清晨才撤离。
谷庄子的夜，人们都是这么静悄悄地度过的。当然，也有热闹的时刻。这个时刻一般出现在傍晚时分，听完收音机里的评书《杨家将》，吃过晚饭，到了桥头，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在听唱了。唱的不是歌，一般是拉魂腔、地方小调，唱毕，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谷庄子的人就是这么苦中有乐地生活着的。
小能人谷祥开再次出远门时，希望谷祥瑞能够跟他一起去云南，继而取道边境，挣大钱回来。
谷祥瑞对谷祥开的这番“好意”并不领情，他还制止谷祥开去做投机倒把的生意。
在谷祥瑞的心里，他一直认为谷祥开的钱来路不明，虽然不是抢来的，至少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得的。
谷祥瑞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条，在漫漫的人生之路上，有钱，大家一起花，有饭，大家一起吃，绝不容忍有人吃撑了，有人还饿着；就算饿着，也绝不可以从别人的口袋里骗钱，那无疑是强盗干的事情。
在谷祥瑞的开导中，谷祥开终于想通了，他决心不再走“歪门邪道”，而是靠能力赚钱。他卖过柴油，收过大蒜，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了钱以后，这个小能人的穿戴吸引了谷庄子的一个姑娘的目光。
谷祥开舍得为这个姑娘花钱，给她送项链、耳环，都是黄金做的。
没承想，两人仅谈了两个月的恋爱，那个女子就被家里人安置到苍山县当老师去了。
谷祥开舍不得女子，打听一番后，就只身去了苍山县。见到女子时，他蒙了。原来，那一日正是女子嫁人的日子。反正来了，拼一把，或许有希望。可最终，他失败了，败得一塌糊涂，一条腿被人打折了。
残疾不可怕，两年后他又重新站了起来。他在西安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两口子开了一个百货店，生育一女一子。
谷祥瑞依然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买卖。
那年，他一门心思地打绳卖钱。这绝对是一本一利的生意，但当别人抬高价格时，他依然按低价销售。他说，钱，多少是多？够花就行，坑人的事不干。
他还说，人这一辈子，挣多少钱是有数的，多的都是别人的，少了，老天爷还会想法给你送来。
打绳利润小，成本也不大，投入三五百元即可。绳子一般不积压，闭集的时候打，逢集的时候卖。打绳的工序比较复杂，每隔一个集，就要收购洋麻，自己也种一些，但远远不够，有时还要溜乡收买。打绳不是一个人的活，每次开工都要请一两个人帮忙，只管饭，从不要付工钱，若提钱的事，对方必然是极不情愿，兄弟之间提工钱，比挨骂还难受。
起初，谷祥瑞打的绳子在附近几个庄子就卖光了，后来，做绳子生意的人多了，就压了一些货，不得不拉到山东煤矿卖，有时去枣庄，有时去临沂，也不知道哪儿要货，没有电话，只能挨个问。货到地头死，给多少钱都卖；要货方是国营厂子，价格一般固定，基本上没有人刁难；货色好的，他们还会让谷祥瑞下次接着送，这就建立了基本固定的供货关系。去一趟不容易，每次都是一千五百斤左右，一来二回、曲曲折折的，一趟要走四五百里。
走路，对谷祥瑞来说，不算多大个事，爬山岗，也能对付，难就难在赊欠要账上，个别小厂小矿资金周转不灵，往往要等到下一次才能结账；本钱都砸在绳子上了，再去筹集成本，就难了，只好停下来不做。
离开熟悉的生意，转干其他的买卖，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等待，要观望，要进行市场分析，还要再次筹资。
这一等就是两年。两年间，他的确没找到一份好做的生意，他卖过油草，卖过洋麻，但都不长久，挣钱不多，有时亏钱，也就及时止损了。
于是，他暂时离开了生意场，继续打土地的主意。开春前，他种了一亩棚子辣椒。棚子低矮，宽一米半，高仅一米，盖上塑料布，勉强够辣椒早期生长的。这种棚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温室，只是比正常的辣椒早栽一个月，盖上塑料薄膜，使苗子不至于被冻死。
辣椒生长期不算长，麦子黄的时候就上市了，他要赶在割麦子前卖一茬。农忙结束时，他就把卖辣椒的任务交给谷雪和谷冰兄弟俩。
对于父亲的“摊派”，兄弟俩起初并没有多大的意见，觉着好玩，骑着车子，赶四集，卖多少是多少，很轻松，渴了，买一块冰糕，饿了，买两块锅饼，总感到有滋有味。可连卖了几次，到了开学时，他俩就觉得不好玩了，可谷祥瑞不会让他们闲着，任务也加了码，卖的钱不再上交，全部留作个人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这样，他们就有了目标，也有了积极性，不光卖辣椒，地里的小瓜、西瓜，也争着卖。不卖不行啊！卖少了，凑不齐学杂费呢。
这种“摊派”在谷庄子绝无仅有，有的家长根本想不出这样的主意，就算有的人想学习这种做法，孩子们不干，就难以落实，还有的家长心疼孩子，宁愿让孩子们在家玩闹，也不会让他们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担心出现磕磕碰碰的事情。谷祥瑞不是不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但他坚定地认为，孩子只有从小得到了磨炼，长大才能走向独立；即便孩子在行走的路上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甚至磕得头破血流，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经历是一种财富，磨难是一种力量，经历的磨难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从容处事。
有了卖辣椒的经历，谷雪、谷冰兄弟二人成熟了许多，都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和父母的艰辛，唯有认真学习，考上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才是今后的出路。
他们更懂得，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基础上，他们要让这个家庭从贫穷走向富足，让父亲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教育模式。若干年后，子女们事业有成，独立开辟了一块人生天地。
谷祥瑞并不算一个十分保守的人，经历了时代的种种变迁，他的思想虽然算不上开明，也能逐渐跟上社会发展的节拍。
年轻的时候，他从不敢忘记自己身上肩负着重振家业的责任，但现实是残酷的，归根结底，他吃了没文化的亏，使理想脱离了实际，最终两手空空；孩子们小的时候，他曾给他们讲过谷家的辉煌历史，目的是让子女代替他完成夙愿，他同时也在拼搏，希望给孩子们创造最好的条件；孩子们长大后，各自离开了家，到外面闯荡去了，他依然在努力，用赚来的微不足道的钱还账。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期待改天换地的一生，也是贫穷的一生，是天不遂人愿的一生。一生中，他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不同的人奋斗，遭疾病缠身时，又与病魔做斗争；撒手而去后，他回归大自然而去，那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分不出谁高谁低。他走得洒脱，他不欠什么，谁的也不欠；他没有物质遗产，但也没有外债，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毫不知情，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其实他不需要交代什么，活到什么岁数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可他活得并不长，只是七十八载。在有限的岁月里，他留下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那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至少在那个年代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的情操是饱满的，他的人格是顶天立地的。
可是，七十八岁又不算太短，比起庄上那些早逝的人，他又是幸运的。幸运也好，不幸也好，都是一生，有的人一生匆匆忙忙，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有的人一生稳稳当当，不求有多少成绩，只是干好该干的事情。该干好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干得好的，更多的事情让人感到无能为力。
他的一生绝对算不上辉煌，但不算辉煌的人生中，他陆续建了六处房子。这些房子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建设的改善性住房。
老家的南屋是他建的，他从湖里拉来黄土，和成泥饼，垒砌成墙；南屋不大，两小间，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用房；他们在那里住了六年，由于孩子多，住不下，就搬进庄南头新盖的房子去了。新建的房子门口挖了河后，他又在庄北头的排房地上建了三间土墙瓦顶房。怕谷雨娶不到媳妇，他又提前盖了三间浑青瓦房。
谷祥金从四川带媳妇回来前，谷祥瑞又把父亲谷春耕的老宅子——三间堂屋的草顶换成了瓦顶，当作四弟的婚房。
谷祥瑞六十五岁时，拆除自己的土墙瓦顶房，在原址建设了一座厦檐瓦房，又拉了一圈围墙，总算有了家的样子。
都说，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这两个朴实的字眼却需要每个人努力一辈子啊！人嘛，就是一只小鸡，从小到大，刨一爪，吃一爪，没有哪个阶段不是艰辛的，再懒惰的汉子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只不过，懒汉干得少一些，吃这顿不想下顿的事儿，大多数人却要像鸡一样晨起夜宿。
这不由得让许多人心生感慨：人这一辈子，究竟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呕心沥血？至今也没有谁给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至于数百年后会不会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真不好说。
但既然来了，就要生存，就要活下去。谁都想轻松地活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温馨有温馨，总之要什么有什么，却是那样的一厢情愿！但至少希望自己不被一块磐石压在身上而喘不开气，这倒是真的。
然而，谁的身上没有磐石呢？有的石头大一些，有的石头小一些，不可能没有；那是一块纵使有千斤力量也搬不动的石头，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绳索一般，越希望挣脱，越摆脱不了磐石的压迫。
当然，也有人说，磐石是个好东西，可以让人有压力，有了压力，就有了动力，有了动力，就会前进，就会有收获。人生百态，各展风流，人与人的想法不一样，人与人对事物的态度不一样，就像白酒，不同的酒有不同的酿法，窖藏也有诸多差异，急于卖掉的不是好酒，得到沉淀的酒才是美酒。
思想和精神有过历练的人，头脑就很清醒，茶满七分，酒喝半杯，接潮即好，什么活不耽误，不得罪人，不干傻事，做事公道，为人和善，被人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