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文化艺术结晶。音乐艺术便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交通枢纽，经历了历史的变迁，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在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经诞生了众多中国固有乐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伴随着丝路沿线文化、经济的往来，大量的外来乐器与音乐形式进入中国，自汉代至隋唐从接受、对峙到融合，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其中，琵琶和阮咸乐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一直流传至今，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之林依然绽放着光芒。

我们在介绍西域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中，不但可以发现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物产文化，还可以得到有关早期中原与西域的交流的有效信息。首先，《史记》载：“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 这说明在张骞到达大宛之前，大宛国就对汉王朝有所了解，知道其富有。其次，张骞至大夏国时曾见到“蜀布”，有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这就进一步说明，在其出使之前，西域地区就已经开始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只是规模及影响较小。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国固有的音乐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传入的印度与波斯为主体的文化系统，极大程度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自汉代开始，经由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国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三股文化势力，即由印度传来在天山北麓的龟兹（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部分地区）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发展，以及由波斯传来在塔里木盆地南侧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发展。这三股文化势力逐渐向中原地区流动，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被编入宫廷乐队部伎乐，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四弦曲项琵琶与五弦直项琵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伴随着音乐文化的流变传入中原的。而中国固有的阮咸琵琶，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亦存在双向流变的可能。

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琵琶乐器通常指的是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中国固有的阮咸琵琶。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称谓在唐代才真正明确。事实上，在唐代之前的历史文献中，这三类琵琶的名称是被混称为“琵琶”的。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要在简牍盈积之中将相关琵琶、阮咸（及其衍生乐器月琴）的文献摘录出来，十分繁琐。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是笔者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发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乐器形制、起源等具体内容存在差异，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每种记载的时间前后。在断代史方面，也可以发现乐器在某一时期的使用和发展情况。据此，本书的编写思路和具体内容如下：

一、如古代类书或史书编目一样，先将可收集的古代文献中涉及研究对象的部分进行摘录。根据文献书写的年代按不同朝代进行编纂，分为汉唐、宋元和明清三个大的时间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汉唐时期是琵琶、阮咸形成、传入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琵琶的名称使用较为混淆，所指代的包含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阮咸琵琶。因此，将整个汉唐文献资料归纳在一个章节中进行注疏，并根据文献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判断，文献记载的是哪种琵琶。而宋元时期是外来琵琶逐渐中国化、独奏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清则是现传琵琶主要曲目和流派艺术诞生的主要时期。

二、在归纳与判断的同时，对文献配以简单的白话文翻译。对文献中涉及的人、事等进行简要介绍，以方便阅读者进行思考与使用。例如，本书第一章的第一个词条，是正史中出现最早的琵琶记载，见于《三国志》裴注引《三辅决录注》，“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筝、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数岁，复出为北地太守，年七十余卒。” 笔者对这个记载中涉及的游楚这个人物的身份与地位，以及该段落中出现的筝、箫与樗蒲、投壶等乐器与游戏进行了解读。

三、对部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错误进行勘误。例如，宋代陈旸《乐书》中所记录的琵琶与阮咸条目中，存在图文不配的现象，将秦汉琵琶原有的四弦绘制成了三弦，直项琵琶绘制成了四弦；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蒯朗”发现的阮咸命名成了“铜琵琶”和“瓦琵琶”，而且绘制成了外来琵琶的形状。同类例证还有《三才图会》中将阮咸的音箱绘制成了四方形等。

四、在对古代文献进行摘录、翻译与勘误的基础上，笔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对每个时期的文献进行整体述评，以此来窥探琵琶和阮咸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整体发展样态。例如，通过对宋元时期历史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宋太宗对阮咸乐器的重视，以及阮咸与月琴的身份称谓变化。宋元之后，虽然还有少量的文献记载了阮咸，但是大部分的文献已经倾向于将其称为月琴，在形制与运用场合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五、深入对文献进行解读与分析，探索其背后被隐去的真相。本书每章均设置了一些专题讨论，如琵琶类乐器的起源、《敦煌琵琶谱》、阮咸定弦考等，均是在对各代文献注疏后的总结与分析。例如，在汉唐部分的文献注疏之后，针对其中所记载的相关阮咸起源问题进行了论证，结合历史文献考证、文化属性判断以及音乐流变等多方面分析，判定其为中国固有的乐器，起源与弦鼗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三才图会》的分析段落中，对蒯朗发掘的乐器何以“时人莫识之”进行了理论分析，论证了“在南北朝时期还被雕刻于壁画之上的乐器为什么在唐朝就没人认识了”这个问题。

六、为了方便其他研究者查阅，在第二章中对汉唐时期的琵琶、阮咸乐人进行了总结与制表，这也是笔者对早期文献“琵琶”名称混淆的一个个人分析。在这一章中还针对《敦煌琵琶谱》的现有研究成果做了综述。第四章的最后两节则是对两本出版的琵琶谱进行介绍，并且对其中所辑录的乐曲作题解，为多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提供便利。

总体上来说，纵向上的文献编年能够更为清楚明朗地看清一件乐器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而在同一个朝代中，又可以将正史乐志与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进行相互印证与比对。故而，在汉唐的历史段落，有些相同的类书条目也一并列出，有些时候，一字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历史理解。进入宋代之后，笔记、类书逐渐繁多，其中很多相关阮咸与琵琶的记载多是对隋唐时期《隋书》《通典》，以及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的翻抄，并没有记录宋代的发展情况，以至于五弦直项琵琶的没落、四弦曲项琵琶在这一时代的形制发展状态并不明朗。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只能依附于图像学和其他文学场景的描述，再进行推断。受限于篇幅与笔者能力等问题，自宋代开始，一些记载较为雷同的文献就未列其中，其中包括《通志》《文献通考》《玉海》等书目。而明清时期一些记载地方音乐和乐种的集子与地方志，也未收入。这部分包括明万历年间坊间木刻刊本《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南乐指谱》《泉南指谱重编》等主要记载福建南音专用南琶的形制、演奏法与乐谱的文献，还有记载了相关月琴形制与乐谱的《魏氏乐谱》。

以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开端建立的横向流变轴，又可以使得我们对中国和外来音乐的发展关系有清晰的认识。依照赵维平教授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断代划分，从中国固有的音乐时期，到外来文化传入，进而被接纳和融合的时期，以及之后的民族文化交流时期，无不渗透着乐器形制、应用场合、演奏技法与作品曲目的发展与变化。通过对文献的摘录、编辑、阅读与分析，可以了解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再辅以朝代的历史大背景，从而逐层解开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与原因。外来琵琶传入中国后，又与中国固有的阮咸琵琶一起传至朝鲜、日本等地：五弦琵琶和阮咸在日本没落，四弦琵琶逐渐演变出雅乐琵琶、筑前琵琶、萨摩琵琶等形式；在朝鲜，琵琶则逐渐演变为唐琵琶、乡琵琶，来自中国的阮咸演变为其演奏自己音乐——乡乐的乐器。无疑，丝绸之路的影响使琵琶乐器经由中国进入了上述两个国家。不仅如此，使者的相互往来与都护府的建立，以及中原在西域的屯兵、生产、贸易经商等活动，还使得东方文化同时也在向西方传播。可见，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东西方关系是相互的，并不是单向的流动。直至今天，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其在新时代的重要作用，沿线的各种优秀音乐文化依然在相互交流沟通，多元化的世界音乐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尽管学界对于丝绸之路沿线的音乐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是就其在中国及其音乐辐射圈内，琵琶、阮咸和月琴的发展还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历史问题。除去外来琵琶在宋元时期的中国化过程、明清时期阮咸与月琴并存、形制差异和调弦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之外，还涉及陕北琵琶说书使用的曲项琵琶、纳西古乐中使用的龟兹琵琶、西南少数民族和台湾南部使用的月琴以及日本清乐当中的月琴、越南月琴等。这些乐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彼此之间关系都是未来需要不断研究的重要课题。编纂之事，工程本就辛苦，且不易圆满。从便利学界到漫谈个人观点，唯有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应对。想来，如果一概畏惧，便始终没有开始之日，所以就现有资料先行成册。遗漏、失误之处也只能学古人再续之、补之，敬望海涵！

张晓东
202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