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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怡论文《同源异流还是异源合流——苏南地区十番鼓与十番锣鼓异同的比较以及历史源流的探微》
与上述的六篇论文有所不同，是对十番锣鼓与十番鼓乐种定义的类比、概念界定的梳理、历史传承关系、音乐表现异同的探讨。以往，从史学角度的研究，鲜有涉及，在通用的词典、教材以及学者的研究中，对于苏南十番鼓和十番锣鼓两者间概念和源流的界定不够明晰，并有所差异。文中以明代部分杂记与清代部分杂记为主要参照文献，从历史源流、乐器运用、曲牌出处、堂名身份和演奏功能等多个角度综合梳理，认为十番鼓与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兴盛于苏南地区，而十番锣鼓“应当是源自北方，万历年间创于京师，之后同弦索乐一起南下江南”。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课题。据相关史料，“十番”的存在从北到南、由京城直至福建，区域十分广泛，是否能够厘清此问题，仍需要大量的佐证。此外，十番鼓与十番锣鼓各自运用场合涉及到对演奏的乐手身份的认识，早期“家乐班”与“清音小部”的“堂名”大抵用于官宦家内宴请，也在宫廷教坊、清曲雅集奏乐中出现。以室内细乐风格的演奏为主。十番锣鼓的奏乐则在大型风俗节日中，配以室外“动地翻天，雷轰鼎沸”渲染洪大的音响。这或许是“十番鼓的堂名较之十番锣鼓的堂名更为专门化、专职化”的原因之一。也是文中所推论：“十番锣鼓传播到江南后，江南的乐人吸取了十番锣鼓的乐队组合形式、音乐曲牌甚至是乐人间的合流，促使了十番鼓在十番锣鼓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也促使了十番鼓与十番锣鼓的交融，使得发展至今。”
同时，曲牌的存在是分析研究十番鼓和十番锣鼓的重要路径。杨荫浏先生最早从曲牌研究视角探讨十番鼓与十番锣鼓历史的源流问题。文中也就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在现有的南北曲牌资料中，文中梳理了苏南十番鼓运用有北曲曲牌十一首、南曲曲牌二十三首；十番锣鼓中北曲曲牌十二首、南曲曲牌二首；在这些曲牌中，十番鼓与十番锣鼓重叠的曲牌有【雁儿落】【寄生草】【朝天子】【剔银灯】【浣溪沙】【紫花儿】【柳摇锦】【一封书】【环山水】共计九首，大部分为北曲；十番鼓与《弦索十三套》中所用曲牌重叠的有【桂枝香】【解三酲】【金字经】【普庵咒】，则多数为南曲。并与杨先生有着不同的观点——“十番鼓与昆曲音乐有许多重叠的曲牌”。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传统音乐中的重要问题，“同源异流”与“异源合流”，这不仅使流动着的和变迁中的传统相互依存，也是民间音乐在传承中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接纳新因素的普遍共性特征。
七篇论文写作先后完成后，沈兴、李明月写了《十番锣鼓研究的学理之路》
一文，从可持续关注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想法：例如：1.区域群体——乐种间的个性与共性。2.传承角色——江南“堂名”在十番锣鼓历史传承中的作用与影响。3.生存环境——多种民间礼俗场合中十番锣鼓与生命应对的仪式功能。其中涉及的有关民俗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问题并非几篇论文可以涵盖。在2012年5月20日的“江南礼俗中的十番锣鼓研究专题汇报会”上，同行、前辈以及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十番锣鼓研究的起步在今天看来还远远不够，亟待未来更多的学者更进一步地观察、考察、研究。
从十番锣鼓现实存在的情境来看，与民俗文化习惯紧密相连的乐班、乐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强烈依附性的礼俗已经受制于非常小的范围。十番锣鼓的兴衰变迁已悄然在日常生活处于边缘常态，失去了强大的社会生活支撑，乐种的存活显然艰难。在“非遗”出现的近些年来，从多个乐班的调查来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传本”，地方民间器乐集成谱本、工尺谱本、简谱谱本，都有着伴随“口传”的习惯进行实际的操作，这就使乐班虽然几乎都拥有各自的传承谱本，但在实际唱奏时的主要曲调则必然依照曲牌的传承记忆，面对他们演奏的锣鼓牌子、锣鼓段落、丝竹曲调乃至新编曲调的加入，都是有历史传承记忆的，而赋予这些乐班、曲牌复兴、生存的重要环节，还是要看老乐手传承的本领和对曲牌掌握的多少，并在实践表演中继续着“口传心授”并多次切磋、反复形成相对稳定的地方乐种音乐语汇。十番锣鼓在江南音乐历史发展格局中，呈现出自身的生存模式，体现出独立的艺术特色，却很难逃脱一个个乐班、一个个堂名缺失的残酷现实。在今天，这些有着悠久历史、有着鲜活的艺术形态的传统文化，在传承给年轻一代的时候，只能够传授较少的、大同小异的共用曲牌，在逐渐消解的乡村“十番”中，被削弱的、昔日强大的传统已无法回避地来到眼前，这几乎是传统文化的宿命，抑或是当代社会的通病。坚守的意义非凡，在直面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性的同时，这或许是一个悖论，或许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残存多少？真实有多少？脱离了礼俗的乐种如何生存？实地考察之后是作用于传承传统、反思传统还是再造传统？民间与学院研究之间存在的差异如何寻找更有效的解释和研究路径？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树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