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古琴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计三百零五篇。先秦时称《诗》《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故称《诗经》，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编撰，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中两种是“乐官采诗说”和“孔子删诗说”。“乐官采诗说”主张《诗经》由官员和乐师定期到民间采风，整理而成。《诗经》的时间跨度前后达几百年，涉及地域极广，有十五国风，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各异的情况下，若非官方组织采集整理，要编撰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孔子删诗说”则主要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两种观点在学界向有异议，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诗经》乃历代乐官采集，孔子对其进行了整理，这在《论语》里也有记载。不过孔子只是对“雅”“颂”进行了局部删减和调序，补充了一些乐诗，使“诗三百皆可以歌之”。

第三种说法是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尹吉甫，西周名臣，是尹氏、吉氏的太始祖。他文武双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曾辅佐三代周天子，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周宣王曾命大臣作诗赞颂尹吉甫“文武吉甫，天下为宪”，可见其功绩。蔡邕《琴操》里收录的琴曲《履霜操》，就是尹吉甫的长子伯奇所作，其中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伯奇的后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伯封继承尹吉甫的爵位和财产，便向尹吉甫诬陷伯奇对自己有非分之想，常有轻薄之举。尹吉甫不信，因为伯奇是大孝子，后妻让他自己去看。第二天，尹吉甫没有上朝，偷偷藏在家里，只见伯奇给后母请早安后，突然间拉拉扯扯。尹吉甫勃然大怒，跳将出来，不由分说就将伯奇赶出家门。伯奇无从申辩，一个人走在深冬里，饥肠辘辘，衣衫单薄，又冷又饿，想起无罪而被放逐十分伤心，便拿出琴弹唱起来，即《履霜操》。琴声恰被路过的周宣王听到，方知伯奇的冤屈。原来，后母知道伯奇仁孝，就提前放了几只毒蜂在自己的衣领后和袖口上，伯奇一见，唯恐后母被蜇，于是上前捉蜂子，远看貌似拉扯。尹吉甫得知原委后，杀死了后妻，把伯奇接回了家。这就是琴曲《履霜操》的来历。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一生最喜《履霜操》，人称“范履霜”。

也有传说伯奇死于荒野，化作伯奇鸟，就是伯劳鸟——中国民间十二神物之一，居东北，专吃噩梦。如做噩梦，早起面东北念咒，伯奇鸟就会把噩梦吃掉。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诗经》就失传了。至西汉汉惠帝时，毛亨出来讲《诗经》，并传给侄子毛苌，使《诗经》得以传承至今。据考证，成语“毛遂自荐”中的毛遂为毛姓的始祖，因此毛亨、毛苌是毛遂的后人。“大毛公”毛亨，战国末年鲁国人，著名学者，荀子的学生。毛亨最大的成就就是为《诗经》作注，编纂了《毛诗诂训传》，史称“毛诗”。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亨为保护《诗经》等典籍，携家眷从鲁地一路北上，最后在水草丰美的偏远之地武垣县（今河北省河间市）定居下来，隐姓埋名，装成本地人，后入籍河间。直到前191年，汉惠帝废除了秦始皇的“挟书律”，毛亨才敢公开收徒，讲解《诗经》。当年讲解《诗经》的还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但唯独毛诗传继儒门正宗，解经时常与先秦典籍相合，且训诂平实、准确、简明，便于传习，得以流传，其他三家都失传了。

《诗经》中与琴相关的诗共八首，我们介绍其中四首。第一首是《关雎》。这首小诗也是《诗经》的第一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篇，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全诗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一位男子在河边遇到一位美丽的姑娘，萌发爱慕之情，以雎鸠的关关和鸣之声引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二部分写此君从此夜不能寐，彻夜辗转，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之情；第三部分写此君想以琴瑟结交姑娘，幻想着洞房之夜钟鼓齐鸣的欢乐场面。

这首诗被历代儒者当作夫妇之德的典范，为什么呢？首先，这首诗描写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负责任的爱情，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男女双方是君子和淑女，君子有地位和德行，窈窕淑女端庄贤惠，身材又好，不失为一桩美满理想的婚姻。再次，君子只是相思，无攀墙折柳之类的行径，感情真挚又有所克制，彬彬有礼，不失君子之风，如孔子所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笔者以为，这首诗从侧面也表达了对古琴的赞美——为心爱的人弹琴鼓瑟是君子最好的表达情愫的方式，也只有淑女才能配得上君子“琴瑟友之”。同时，它也昭示着琴乃修身养性之器也，一位真正的琴人一定是一位翩翩君子。

下面，我们介绍第二首与古琴相关的诗作《国风·鄘风·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这首诗描写了卫文公带领百姓在楚丘重建都城的场景。其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说的是，榛树和栗树的果实可用于祭祀，而桐木和梓木是斫制琴瑟的主要材料。

那时的信息传播很慢，学习一种技能也很不易，能在民歌中明确作琴的原料，可见琴在当时的民间是常见之物，斫琴也是比较普及的。能在宗庙附近种植用于制作琴瑟的树木，也可以说明琴是先民祭祀时重要的礼器之一，是华夏民族生活的一部分。

《诗经》中与古琴相关的第三首诗是《国风·郑风·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鸡鸣，即丑时，又名荒鸡，是十二时辰中第二个时辰，相当于凌晨一点到三点。昧旦，又名昧爽，指的是天要亮没有亮时（东方已发白，太阳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在时序上，“鸡鸣”在“昧旦”之前。或有人质疑，常言道鸡叫三遍，第三遍鸡鸣之时是否在昧旦后？实际上，第三遍鸡叫一般在“五更黑”之前，即破晓之前，此时接近昧旦，但还没到。所谓“鸡鸣而起，昧旦而朝”，可见鸡鸣应在昧旦前。为什么反复讲这两个时间概念呢？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整首诗的解读，须先搞清楚。

前两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说的是一位女子说“鸡叫了”（夜里三点），而男子回答“天快亮了”（快六点了）。通常的解读是：女子催促男子赶快起床去狩猎。但根据前文对“鸡鸣”与“昧旦”的时序说明，这个说法逻辑上有问题。如果是女子催着男子起床狩猎，应该是“女曰昧旦，士曰鸡鸣”——男子不想起，所以推说天还黑。但这种一个催、一个赖的情景，似乎缺少诗意，又是否会发生在一对真心相爱的男女身上？若真如此，第二段的浪漫又从何而来呢？

笔者曾读过一篇解析这首诗的文章，对其中的观点深以为是，不谋而合，在此与大家分享。

从“弋凫与雁”一句来看，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郑国此时已是深秋或初冬。想象一下，在这种季节，天还没有亮，男子就已起床，要去狩猎了。这时女子醒了，心疼地说：“鸡才叫，你再睡一会儿吧。”男子说：“不能睡了，快天亮了，时间不早了。”女子撒娇道：“你看夜色还深，星星还闪，时间还早，你再睡一会儿。”男子说：“不能再睡了，得赶紧出发打鸟，不然天一亮，野鸭和大雁就飞了，不好射中了。”如此才符合“鸡鸣”与“昧旦”的时序逻辑，其后的琴瑟和鸣，亦顺理成章了。

至于诗中涉及的其他问题，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如，诗中“士”与“女”是何关系？两人是何地位？是穷苦猎户、普通人家，还是贵族？传情意的杂佩是男送女，还是女送男？“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中的“御”是何意？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中的“御”字，笔者以为应是“侍奉”之意。“琴瑟在御”意思是因有琴瑟相伴侍奉，方有岁月静好。类似的用法还有《尚书·五子之歌》中“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一句，意为“带五兄弟一起侍奉母亲”。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御”是对帝王的敬称，如御用、御旨等。按这种说法，“琴瑟在御”就可译为，“琴瑟属于帝王乐器，所以高贵，有如此琴瑟相伴，才有岁月静好”。

琴瑟相伴，爱人相佐，岁月静好，多么幸福的琴人生活！

《诗经》中的“雅”分“小雅”和“大雅”，是周成王之后至周平王东迁前的西周诗作，前秦典籍中称“周诗”。作者以西周皇室和文人士大夫为主，普通民众只一小部分。《鹿鸣》是小雅的第一首，儒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全诗如下：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毛传》及朱熹认为这首诗是一首赞美诗，借天子宴群臣的场景，表现周代君臣之间彼此尊重、其乐融融的和谐关系——君主礼节有嘉，臣子感动于心，赞美之意表露无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首讽刺诗。蔡邕《琴操》认为，《鹿鸣操》是周大臣鉴于王道衰微、奸臣当道、忠臣被疏的时局而作，意在对当政者进行讽刺和劝谏。另一争议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中“嘉宾”的身份，一说是周朝大臣，一说是他国使者，还有人认为是三老五更，不一而足，见仁见智。

《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一直是古代诗教的启蒙作品，其中，《皇皇者华》《四牡》勉励学子尽忠报国，《鹿鸣》则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学而优则仕，让学子们一入学就树立起忠君爱国的价值观，体验君臣互勉之乐，懂得为官之道，为入仕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