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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支山歌》是我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雷锋题材歌曲之一。
如果说我们用文艺作品崇尚与颂扬雷锋精神，完全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2年雷锋牺牲，次年毛主席题词。1964年在嘉兴一中，意气风发的我们，自编自演了小歌剧《候车室里》，唱的就是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2002年10月，嘉兴一中百年校庆文艺晚会上，同为校友的主持人董卿与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吴昌元有这样一段对话：
董卿： 当时同学们宣传学雷锋，自己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叫《候车室里》，不论编剧、作曲、演员都是同学，其中就有今天的海南省副省长吴昌元！（邀吴）
吴昌元： ……这使我们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那是政治运动风云际会的年代。我们师生共同努力，坚持追求美好、呼唤良心。我们班里有一位今日的音乐人——侯小声，他创作了这部小歌剧。我当时演的是绍兴老大爷，戴的就是这顶破毡帽。（出示毡帽）
关于我在中学年代的音乐梦，有过这样的美好回忆：
音乐之魂开始融化我的少年之心，我有点儿出神入化、走火入魔，甚至放学出校门三三两两在回家路上，我与沈嘉蔚等同学可以旁若无人地用“a——”的长音大声唱出大三和弦，令路人瞠目驻足。回到家里则可以关在小房间拼命练我的《孔空声乐练习曲》，惹得奶奶连说“烦死了”。当年唱大三和弦三音的那位沈嘉蔚，如今早已定居澳大利亚，成了知名画家。
如果说在下乡劳动的姚王村油灯下写出的《割稻歌》是一种粗陋尝试的话，那么，为民兵野营活动所谱的《民兵之歌》几乎点燃了我的创作之魂。因为我在自己的旋律和在行进的步伐以及划一的歌声中，真的发现了一种共鸣与满足。
但与此同时还出现过一种制约。我们一会儿想排话剧《三月三》，一会儿又要演大戏《远方青年》，就连插曲我都已经写了几首了。但区区学生何来此番精力哦！内心不无纠结。直到某次全校集会，领导明明在说“自己范围内垃圾不要乱倒”，我却听成“自己晚会内大戏不要乱搞”，终于开始自我收敛。
如果说雨中听电影《刘三姐》是三年高中生活的始，那么，演小歌剧《候车室里》是我歌迷式的高中生活的末。
《刘三姐》——那是从父亲口中听说的迷人故事与动人音乐。终于有一天在嘉兴放映了这部电影，我连看两遍。待到兴味正浓欲看第三遍时，已是最后一场，赶到人民电影院时票已售罄。在无人退票之际，“刘三姐”的歌声从影厅内飘出，我便站在影院门口吮吸乳汁般地听完了这部电影。在我“吮吸”的同时，天降“雨露”早已无情浸湿了我的全身……
当我们决定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在校文艺晚会上演一个反映雷锋精神的节目时，张选淳同学的小歌剧本子《候车室里》出现在我视野中。我对台词、唱段作了一番修改，少年痴狂地在一个晚上完成了十几首全部唱段的初稿。本子刻印好了，演出也顺利进行了，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有趣的是，时隔三十年，当我在北京木樨地拜访阔别三十年的同窗，当年我的“下属”（班级文娱股长）吴昌元，他居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在这出小戏中饰演角色及演绎唱腔。昌元一个劲地夸我“事业有成，事业有成”，我连连说“惭愧惭愧”。他当年在这个反映铁路小站助人新风的剧中演戏，一路竟成长为国务院铁道部办公厅主任（去海南省赴任之前），缘分！
见乐谱卷《那支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