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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鲁艺成为学习、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贯彻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一个重要阵地，培养了大批党的文艺干部和音乐家，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艺术教育史上的典范。一批传世经典作品，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凝聚了中国力量，成就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壮丽篇章，是一次民族音乐化道路探索的成功实践。
一、中国革命音乐的摇篮
在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长河中，中央苏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开启了革命根据地艺术文化的先河，左翼音乐运动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道路的征程，反映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革命要求。延安鲁艺的办学宗旨，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扬了中央苏区与左翼音乐运动的革命文化艺术。吕骥作为新音乐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鲁艺早期的音乐系主任，在他《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中指出“新音乐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要担负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
。这一思想随着鲁艺艺术教育的发展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涨而得到传播和应用。左翼音乐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已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音乐工作方向，为鲁艺音乐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在音乐实践中运用的结果。抗战时期，鲁艺音乐系集中了一大批在左翼音乐运动中有斗争经验的文艺青年和音乐家，他们以鲁艺为阵地，在艺术创作中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政策，沿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方向，作出了艰苦的奋斗。鲁艺师生的音乐创作代表着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成就，为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和传诵，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敌斗志，成为广大群众手中的强大精神武器。
鲁艺师生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文艺战士，自觉担当起党的文艺政策宣传队、音乐文化的播种机，用文艺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仇敌忾，团结一致。他们深入到群众和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服务人民、歌颂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为革命事业而讴歌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一面旗帜。他们用音乐做武器，表现的那种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品格，为民族存亡而作殊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显得格外生动和震撼人心。他们用行动和作品有力地鼓舞了人们杀敌的勇气，就像锐利的武器一样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延安鲁艺师生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概和中国精神的经典艺术作品，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从政治上到艺术上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每个音符、旋律都跳动着驱逐日寇、救亡图存、理想信念的神采气韵，保持了“革命文艺”的鲜明底色，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血肉相连。鲁艺实现了“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革命文艺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的目标，创造了中国文艺史上的辉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堡垒与核心，对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有了延安鲁艺这个“革命文艺的大本营”，数以万计的文艺人才得以锻造升华，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使她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红色文化的圣殿。
二、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典范
鲁艺的发展史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史上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它的成立，不仅与时代、民族有着水乳交融的血缘关系，还因其强烈的民族责任心、高远的志向和正确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及办学定位，成为高起点的开端。我们党的任务与宗旨决定了“鲁艺”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决定了“鲁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战争服务。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鲁艺”的师生必须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民族民间音乐挖掘的整理与研究、音乐理论建设和传统音乐改革等音乐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培养出了刘炽、郑律成、马可、李焕之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鲁艺的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有其特殊性。但其对东北鲁艺、华中联大文艺部以及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延安作为革命根据地音乐中心还对促进这些地区音乐活动的开展、音乐工作的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研究鲁艺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模式，对发展当今的音乐专业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鲁艺所凝聚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信仰将穿越时间之河，永远定格在中国文艺史上。鲁艺紧扣时代脉搏的探索创新精神是鲁艺发展壮大的动力，这部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革命文艺教育的探索创新史。
三、中国音乐民族化道路探索的成功实践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历史进程中，对中国音乐民族化探索大致有三个群体：一个是以萧友梅、黄自为代表的接受西方作曲技术理论体系的专业音乐家群体；一个是以聂耳、贺绿汀、任光为代表的运用中西融合的作曲技法，为抗日救亡高唱战歌的音乐家群体；一个是以冼星海、吕骥、安波为代表的在陕北革命根据地以民间音乐为载体，运用中西融合的作曲技法为农民、战士服务的音乐家群体，这三个群体都对中国化音乐创作进行了探索。鲁艺音乐工作者以民间音乐为载体收集、整理、研究民间音乐，以此创作出大量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中国化歌曲，为中国化音乐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首先，改造、利用民间音乐，创作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音乐作品。在创作中对民间音乐的改造，始终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选取的民间音乐要具有表现朝气、健康、向上的潜力，通过填词、改编和创作手段使其焕发革命光彩。传统民歌忧郁伤感，鲁艺音乐工作者为改变这种状态，填上火热的歌词来改造，如：用关中民歌《绣荷包》曲调填词而成的歌曲《绣金匾》就成了一首深受群众喜爱的激情火热抒情民歌。《东方红》（李有源、公木等原词）是鲁艺工作者在陕北情歌《骑白马调》上改编填词而成，它一改苍白柔弱之态，形成明快豪迈庄严肃穆歌颂领袖毛泽东的歌曲。
其次，以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运用民间音乐独具色彩的因素进行再创作，以达到情感表达和音乐感染符合抗日群众的心理和审美的目的，也体现时代特征。如《河边对口曲》（《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1939）音阶中清角音的强调，也是陕北风格的体现。还有用陕北特有的do、re、fa、sol、la、降si的六声音阶，如《纪念碑》（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安波词、马可曲，1942）全曲具有浓郁的陕北风格。在调式上，继承传统的五声调式，有全曲统一调式的，如《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1943）等；有运用民间常用的“清角为宫”旋律进行，出现徵商调式的游离，如《延水谣》等；以及旋律出现徵宫调式交替，如《红缨枪》（金浪词、向隅曲，1939）等。在曲体上，既继承中国传统的起承转合曲体，如《二月里来》《南泥湾》等；又突破这四句体结构，运用自由曲体，如《黄河怨》（《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1939）等。在运用民间音调再创作上，较多体现吸收民歌音调，如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为表现陕甘宁边区精神面貌，运用陕北各地民歌再创作，具有时代气息和民族风味。
再次，利用、改造传统表演形式探索中国音乐民族化道路。打花鼓是汉族传统的表演形式，它以变化多样的表演动作和整齐清脆富有弹性的鼓声见长，其演唱内容多是民间故事。鲁艺的音乐工作者用传统打花鼓的形式来宣传军民团结，以填词形式创作《拥军花鼓》（安波在陕北民歌《打黄羊调》上填词），它比原曲更显热情欢快。还有群众熟悉的传统秧歌经过改造出现了适应新时代生活的新秧歌，即在传统秧歌中糅入戏曲、歌舞剧、话剧等艺术成分，推出了一种新的民间文艺戏剧形式——秧歌剧，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安波作曲）、《夫妻识字》（马可编剧，马可作曲）、《一朵红花》（周戈编剧）、《惯匪周子山》（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编剧，马可、张鲁、时乐濛、刘炽作曲）等。它的成功说明这一形式是深受人民欢迎的。在继承传统戏曲基础上，又借鉴西洋歌剧等表演形式，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歌剧，如《农村曲》（李伯钊编剧、向隅作曲，1938）、《军民进行曲》（王震之编剧，天蓝、安波、韩塞、王震之作词，冼星海曲，1939）、《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和刘炽作曲）等。这些新歌剧在反映现实生活和音乐中国化方面都作了新的探索。鲁艺音乐工作者对传统民间音乐收集整理研究改造，使其成为创作新音乐的重要素材，并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他们的艰辛付出和丰硕成果，是对中国音乐民族化道路探索的成功实践。
鲁艺音乐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崇高的革命理想、强烈的爱国情怀、紧扣时代的探索创新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创作理念，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