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海国立音专对延安鲁艺音乐的影响

鲁艺音乐系的专业教学与上海国立音专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筹划建系到开班授课由吕骥、向隅、唐荣枚三名有上海国立音专学习经历的骨干教员组织。他们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理论基础，带来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他们编写教材、整理音乐专业期刊文献印制成册在教学中应用，丰富了音乐学系教学内容，为传授专业理论知识打下良好基础。鲁艺音乐文化在生成、演变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上海国立音专影响，上海国立音专为鲁艺音乐系专业教学提供了人员基础和技术支持，也为鲁艺音乐系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上海国立音专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由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于1927年创办。它是一所历史底蕴深厚、文化传统特色鲜明的专业学校，为我国音乐事业培养了大批理论家、教育家和表演艺术家。学校在“八一三事变”后被迫迁至重庆，较少部分师生留在上海。一批师生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学习，有吕骥、向隅、唐荣枚、冼星海、杜矢甲、任虹、张贞黻、李元庆、寄明、何士德等十余人。他们成为了鲁艺音乐系专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为音乐系的教学、艺术实践及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鲁艺音乐系创办初期，由于学校急需专业音乐教育人才，因此非常欢迎音乐专业毕业的学生和音乐家们投身到革命文艺工作中来。音乐系的第一、第二期教学工作只有系主任吕骥与教员向隅、唐荣枚三人。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接受音乐系师生的邀请来鲁艺任教，并在第三期教学中接任吕骥成为第二任音乐系主任，1938年底男低音歌唱家杜矢甲来鲁艺任教。上海国立音专相继来鲁艺任教的还有任虹、张贞黻、李元庆、寄明、何士德等，可以说这些骨干力量带来了专业音乐教学模式和教育方法，在当时没有固定教材的情况下，他们随身带的教材、期刊文献学习资料都用在音乐系教学上。如教员向隅在上海国立音专读书时随黄自先生学习作曲技术理论，1935年在武昌艺专教授一年作曲理论课，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他在第一届学员歌曲创作教学中，利用自己在国立音专学习时掌握的专业知识，编写了《作曲法》油印讲义，还收集许多抗战歌曲和民歌作为谱例，解决了作曲课没有教材的难题。音乐家吕骥曾说“向隅同志是第一位来延安的专业音乐家”， 《作曲法》是我国第一本由专业音乐家编写的“作曲法”教程，对中国作曲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本《作曲法》油印讲义长期应用在音乐系教学中，也在陕甘宁边区的音乐工作者中得到进一步使用，成为当时从事作曲技术理论工作者的学习引导，如1939年八路军宣传干事李伟，自称是鲁艺的“校外学员”，曾向鲁艺吕骥、向隅、贺绿汀等教员请教作曲理论知识，自学从鲁艺借来的《作曲法》讲义后写出了七部分关于作曲理论的笔记，应用在部队文艺宣传和歌曲创作中。在此背景下，鲁艺学员们自然地直接地学习了上海国立音专的教学内容，音乐系的教学收到了良好效果，使鲁艺师生音乐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向隅（1912—1968）

湖南长沙人。1932—1937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钢琴与理论作曲，1938年到延安鲁艺任鲁艺音乐系教员，编写的《作曲法》教材，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得到普遍采用。1945年后任东北鲁艺音乐系主任，松江鲁艺文工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院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等职。主要艺术作品：歌剧《农村曲》（主要作曲者）、《白毛女》（作曲与配器者之一），歌曲《红缨枪》《毛泽东颂歌》《百团大战》《边区青年进行曲》《打回东北去》等，出版《向隅歌曲选》。

音乐系教学内容还借鉴上海国立音专主编的期刊《乐艺》上发表的文献，并编辑成册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乐艺》1930年创刊，是抗战以前所有音乐期刊中专业性强、学术质量较高的季刊，它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并具有丰富的理论深度，是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和专业人士发表音乐创作、理论研究、学术思想见解的田园。主编为音乐家青主（廖尚果），他经常在《乐艺》上发表有关作曲技术理论与乐理内容的文章，其中一篇《怎样发现出好的曲调》就被音乐系师生油印装订成册作为作曲参考资料使用，这样做丰富了鲁艺师生的教学资源，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野。

《乐风》是抗战时期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在重庆主办的音乐期刊，也是理论和创作兼备的刊物，在国统区影响较大。《乐风》编辑江定仙是向隅、唐荣枚夫妇在上海国立音专时的同窗好友，并同在作曲家黄自教授门下学习作曲理论课程。1937年，国立音专同学贺绿汀、江定仙、向隅等还一起为《武则天》《太平天国》《原野》等话剧担任伴奏，结下同学情谊。《乐风》在筹稿时，作为编辑之一的江定仙主动帮助在鲁艺工作的同学提供专栏，介绍向隅撰写宣传鲁艺音乐系的文章。1940年，《乐风》编辑栏目刊登了鲁艺教员向隅、唐荣枚夫妇以笔名“荣森”撰写的五千余字的文章《鲁艺音乐系近况》（篇末署名日期是1939年12月25日），从鲁艺音乐系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等，全面详实地介绍了延安鲁艺的概况，鲁艺师生们在诸多领域取得的优良成果和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乐风》创刊号上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乐风》停刊整顿，江定仙也因此事不再做编辑工作，转至新成立的重庆国立音乐院任教。

上海国立音专来鲁艺工作的教员们共同商议成立了“国立音专延安同学会”。1941年11月27日，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校庆纪念日，借此契机开展了专业音乐教育活动，他们推举张贞黻、向隅分别任正、副会长（冼星海已经去苏联），成员有吕骥、唐荣枚、杜矢甲、李焕之、郑律成、李元庆、任虹、寄明、姜瑞芝、周静（还有1943年从华中“鲁艺”来的贺绿汀、何士德）。11月29日，他们在鲁艺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出男女声独唱、钢琴独奏和钢琴三重奏以及大提琴、小提琴、吉他演奏等文艺节目，鲁艺师生和延安群众有数百人观看。同时还在音乐系资料室展览了“国立音专”的教材，“音专”学友的作品六七十种，以及张贞黻来延安后开办的乐器制作室制作出的第一把小提琴。

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教员大多数曾在国立音专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在1942年毛泽东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音乐家共有十四位，而其中就有十人曾于国立音专学习。由此可见，国立音专和延安鲁艺音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些音乐家对鲁艺音乐的教学实践具有重要影响，为鲁艺音乐乃至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革命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离不开这些音乐家的努力。 9rJlbBMRvswANJaS1BOcBYTJgDSLO8ns/A52FL3ZTwVvQ96gzJh0ksYAHeXzrh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