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鲁艺歌曲的艺术特征

鲁艺歌曲产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作品主题紧扣时代脉搏，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高度融合，赋予鲁艺歌曲全新的内容和丰富的内涵，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昂扬乐观革命精神和朴实亲切民族韵味的歌曲，直接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精神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鲜明的时代特色

时代性是鲁艺歌曲创作的源泉。鲁艺师生围绕文艺为抗战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时代主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热潮中，谱写出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歌曲。他们把人生理想、艺术创作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和扩大了抗日救亡歌曲在延安军民以及全国人民中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一个时代总有代表一个时代的歌声，鲁艺师生的歌曲创作就是在民族解放洪流中应运而生！表现出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危急时刻的奋力抗击，发出“救亡图存”的怒吼。这些歌曲既是对艰苦岁月的表达，也是革命根据地音乐蓬勃发展的体现，更能在民族危难时刻凝聚起伟大民族精神，从此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汹涌洪流。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激情澎湃的“歌咏城”，引领着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作为“歌咏城”核心创作力量的鲁艺音乐系，“更是从早到晚，歌声不断，歌曲创作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成为抗战歌曲的一大发源地，形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特有的文化景观”。 吕骥谱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体现了鲁艺师生站在时代洪流的潮头，冲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高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表达了鲁艺师生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吹响冲锋陷阵的时代号角，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危难中的伟大力量与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富有时代精神的代表作之一，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郑律成谱曲的《八路军进行曲》以其坚定的音调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展现了八路军战士为民族生存而作殊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勇气。马可谱曲的《老百姓总动员》、郑律成谱曲的《延安颂》表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危急时刻奋力抗击，发出“救亡图存”的怒吼。

鲁艺师生围绕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还创作了体现少年儿童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歌曲，如向隅谱曲的《红樱枪》、冼星海谱曲的《只怕不抵抗》、麦新谱曲的《马儿真正好》等，这些歌曲具有战斗性和号召性的音调，充满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地反映了边区儿童爱祖国、爱人民、为抗战贡献力量的爱国情怀。鲁艺歌曲创作取材于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用歌声鼓舞斗志，反映时代精神，无论是群众歌曲、儿童歌曲还是秧歌剧和歌剧中的单曲都展示了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二、乐观的革命精神

革命性是鲁艺歌曲创作的核心。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也是革命文艺建设和发展的大本营，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阶段，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新中国。延安鲁艺从创办之日起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理论基础，在革命圣地延安的火热斗争生活中，服从抗战的需要，服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展现了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实践着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使其成为革命文艺的摇篮。

鲁艺师生是在延安革命熔炉里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他们冲破重重险阻来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实现抗日救亡的伟大理想，坚决拥护和坚信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由衷爱戴，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痛恨，化为报效祖国的力量源泉，创作出大量具有革命精神的精品力作，教育人民觉醒、鼓舞军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书写人民伟大实践、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抗战文艺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鲁艺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其作风与气派充分体现了昂扬乐观的革命精神。据艾思奇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记载：毛泽东非常重视鲁艺的建设与发展，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和五周年时，都亲自到鲁艺参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毛泽东亲临开学典礼大会，鼓励全体师生要在民族解放的时代大潮中发展革命文艺运动，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4月28日（不久之后）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就“文艺与群众以及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等重要问题” 明确指出抗战文艺的方向，以及革命文艺前进的道路。1939年5月10日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又来到鲁艺并热情地写下题词，其中毛泽东的题词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他号召鲁艺的艺术家们用党的文艺思想武装头脑，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1940年，毛泽东为鲁艺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并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八字校训。正是依靠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鲁艺师生才有了革命精神的滋养，确立了革命文艺的创作方向，编织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史诗画卷。鲁艺师生的通过多种艺术手段进行歌曲创作，确保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提倡的“富于激情的大众化的革命音乐创作”得以更深入呈现。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对民族调式、旋律、节奏进行探索创新，充分体现出革命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乐观向上的革命情怀。在革命根据地如此浓厚的文化背景下，其创作中革命性、战斗性精神得到酣畅淋漓的体现，并以此展示时代的革命精神。

三、浓郁的民族韵味

民族性是鲁艺歌曲创作的理念。“音乐的民族性是指音乐的民族特点，它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在音乐中的体现。音乐的民族性在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里体现得最为直接、鲜明。” 鲁艺师生以民间音乐为载体，将其创作理念深深地扎根于陕北民族民间音乐这块丰厚、肥沃的土壤，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反映现实生活，体现人民群众愿望、审美趣味和风俗习惯，反映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火热革命战斗生活，以此创作出大量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中国化歌曲。

鲁艺师生把民族民间音乐视为歌曲创作理念和立足根本。“对于民间音乐这个‘大矿场’的现代意义上的采集、记录、挖掘和利用，是从延安‘鲁艺’时代开始的。从此，一个广泛、持续的民间歌曲和歌谣采集活动在陕甘宁根据地全面展开，自1938年起至1946年间从未停歇。” 陕北黄土高原地域文化浓郁醇厚的民歌、秧歌、鼓吹、说书等，是鲁艺师生教学实践的天然资源。收集、整理、研究民歌逐渐成为鲁艺歌曲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采录地域从延安周边扩大到陕北，再扩大到整个陕甘宁边区以及晋绥根据地；采录品种由民歌扩大到说书、道情、唢呐等；历年采录民歌数量达到四千余首。” 并成为此后鲁艺歌曲创作的主导倾向，展现了鲁艺歌曲独特的民族韵味和民族特点。

1939年冼星海曾写《为什么研究民歌》和《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两篇文章，阐述研究民歌的重要性。冼星海说：“我认为要建立中国新音乐，研究民歌是不可少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是音乐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环。” 鲁艺师生将各具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以不同的体裁、形式来进行加工、提炼、提高。如《东方红》（李有源原词，“鲁艺”改订）是在陕北情歌《骑白马调》上改编填词而成，它一改苍白柔弱之态，形成明快豪迈乃至庄严肃穆歌颂领袖毛泽东的歌曲。《绣金匾》是在关中民歌《绣荷包》曲调基础上填词而成，这首歌唱领袖的歌曲较之原民歌的抒情委婉更显激情火热。《拉犁歌》（塞克词，《生产大合唱》中第一场“春耕”）是冼星海运用同名广东民歌改编而成。原歌表现的是在痛苦中的呻吟，而新歌却表现热情欢腾的气氛。《翻身道情》（秧歌剧《减租会》）是刘炽改编的陕北道情，改编后的旋律已除去呆板平直的叙述，呈现出高昂、淋漓畅快，真实刻画人民翻身时的激动之情。《军民大生产》是张寒晖在陇东民歌《推炒面》曲调上填词，“原是农村婆姨诉说生活之苦的民谣，张寒晖将它由悲苦改为豪放，由低沉改为高亢，把边区军民大生产的冲天干劲写了出来。鲁艺师生的歌曲具有如此浓郁民族韵味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的主题和精髓都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以民间音乐为基础，以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为内容，结合词曲作家的创作灵感，通过地方性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表现出来。正如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谈到：“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这里，他指出了艺术的民族形式同人民的生活习惯、感情、语言等的关系。鲁艺师生对于民间音乐的学习和利用达到了近代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在深入挖掘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在收集、整理、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研究民间音乐贯穿于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全过程。其作品散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具有相当强的时代感和浓郁的民族气息。 0D6EQ1To0aGGKjochVeZgsu6HAZXaoYhNnjOqF6EOx2niQiqvN/W37RJ996GTC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