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弦乐团经纬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 History and Overview

文字_胡铭尧

2023年至2024年，香港管弦乐团迎来了第五十个职业乐季。

对于全球管弦乐团而言，五十年算不上历史悠久，

但在香港乃至亚洲，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政府开始注意文化康乐方面的发展。在此之前，1962年香港大会堂落成，成为香港第一座有着出色音响效果的音乐厅。当时为香港大会堂揭幕的是伦敦爱乐乐团，指挥萨金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呼吁政府为香港成立管弦乐团。1973年，市政局改组，并以部分差饷（即地税）收入作为营运经费。于是，市政局除了担负维持社会市容、公共卫生等工作外，开始推动文娱艺术的发展，而最早称得上专业的团体中，就有1974年的香港管弦乐团。

其实香港管弦乐团早于197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1968年12月8日，香港管弦乐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成立廿一周年音乐会”，并邀请英国作曲家马尔孔·阿诺（Malcolm Arnold）创作了《香港周年纪念序曲》（Hong Kong Anniversary Overture，Op.99）。1968年庆祝的是1947年成立的中英乐团（Sino-British Orchestra），它是中英学会（Sino-British Club）旗下的团体，而白德医生（Dr. Solomon Bard）是其早期的指挥。白德医生出生于西伯利亚，在哈尔滨读书，后来到香港学医，并成为香港大学的医务处主任，他对小提琴的热爱使他成为中英乐团发展的重要推手。

在香港大会堂未建成时，中英乐团的演出地点包括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School）、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圣士提反女子中学（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等学校的礼堂。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乐团还在位于香港北角的皇都戏院（State Theatre）演出过。1957年，中英乐团正式注册为“香港管弦乐团”。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乐团在香港大会堂演出，虽然活动日益频繁，却还是业余的性质。直到1973年，“管弦乐团职业化”的概念在第一届香港艺术节期间被提出，仅一年后职业化便成为现实。香港管弦协会会长冯秉芬爵士在1974年1月11日香港管弦乐团的成立音乐会中说道：“1972年间，乐团受本地人士欢迎的程度，可从每次同样的节目都需要演奏三场来证明。虽然其间有人曾提出将乐团部分职业化，可是真正的刺激来自第一届香港艺术节。这本来只是一个意念，但第一届香港艺术节却使之变成了一个实在的计划。”于是，香港管弦乐团成为香港的第一支职业乐团，香港管弦协会亦根据香港的公司法成立有限公司。白德医生继续担任协会委员，1968年成为香港管弦乐团总监的林克昌指挥了第一场职业音乐会。

成立音乐会的场刊中提到，1974年至1975年的乐季包括三种类型的音乐会。第一个类型是“定期交响乐演奏会”，演出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比如德沃夏克、勃拉姆斯、柏辽兹、鲍罗丁和马勒的交响曲，以及二十世纪中国作曲家的佳作。同时，它还包括“一个近期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名作——虽然我们知道他在不久后逝世，但1974年1月，他还是一位当代作曲家。第二个类型是“室乐音乐会”，这种室乐指的是较为小型的管弦乐作品，例如维瓦尔第、科莱里的协奏曲，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柴科夫斯基、格里格的组曲，甚至还有巴托克的嬉游曲。最后一个类型是“逍遥音乐会”，主要演出的曲目是轻古典、轻歌剧、电影主题曲及流行曲等，尝试开拓“不喜欢古典音乐”的观众群体。

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扮演了中外交流合作的重要角色。香港管弦乐团在其发展的早期便邀请了不少外国名家访港，第一个乐季就有奥地利钢琴家布赫宾德（Rudolf Buchbinder）、英国钢琴家奥格登（John Ogdon）和匈牙利钢琴家兼作家桑德尔（György Sándor）。而在职业化初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乐团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儿子马克西姆（Maxim Shostakovich）的紧密合作。马克西姆曾出任乐团的首席客席指挥，为多场音乐会执棒，亲自指挥父亲的杰作。这种节目与艺术家的布局，为乐团日后的艺术水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方面，香港管弦乐团探求更高的艺术层次，不论是演奏重要的曲目还是提升技术，皆力臻完美；另一方面，乐团则以普及音乐为己任，让更多的民众接触到管弦乐。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就已经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进行现场直播。香港电台第四台以古典音乐为主要内容，香港管弦乐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的音乐会几乎都有直播。香港大会堂虽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早已预留了做直播的基本配置：它具备与控制台分开并且隔音的广播室，可以让节目主持在音乐会前后做即时播报。这种将古典音乐会进行广播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国传统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台也是以古典音乐为主，而每年的BBC逍遥音乐节除了以低票价让公众可以亲临现场“一赏”管弦乐以外，其中的所有音乐会都有直播。

尽管香港管弦乐团早期的音乐会票价只有数元，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仍是一笔不一定会掏腰包的消费。相反，收音机相对普及，是民众作为日常娱乐、接收新闻信息的一种媒介。因此，让古典音乐走出音乐厅的围墙，在乐团成立的初期就已经是重要的任务。

乐团继承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乐季“订阅”。“订阅”（subscription）一词，其实与杂志报章的订阅如出一辙。读者当然可以单本购买喜爱的读物，但如果阅读已成习惯，订阅刊物就更便利，不但可以定时阅读寄送府上的刊物，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人的生活品位。

早年欧洲乐团的“订阅”制度亦是如此。订户收到的是整个乐季的“通行证”，可以出席乐季的所有音乐会。在十九世纪欧洲乐团的场刊中，时常会见到整个乐团的“订户名单”，以感谢听众对乐团的支持。中英乐团在成立初期已经有“订阅”制度，在1949年中英学会的会员通讯中，乐团邀请会员一如既往地支持一个乐季共四场的音乐会，订户每场可以带一位亲友陪同出席，并且可安坐于为订户或支持者而设的“占位符”中。而订户需付的，是港币四十元。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订阅”制度演变成“预订”。乐季从每年9月持续至次年7月，预订票可以根据场次自由选择。订户收到的，就是每一场音乐会的门票。我与香港管弦乐团的渊源始于1993年，那一年，我第一次成为乐季门票的订户，并持续至1995年。随着时移世易，“订户”不再只是经济宽裕的爱乐者，或是品位高雅的士绅。即使是普通大众，甚至是像我这样的学生，都可以预订香港管弦乐团的门票。

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见证香港管弦乐团的发展。在大卫·艾德敦（David Atherton）的执棒下，我听过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与马勒的《大地之歌》；在时任音乐总监艾杜·迪华特（Edo de Waart）的指挥下，我听过理查·施特劳斯的《埃莱克特拉》（Elektra，当时香港特别把它译成《深宫情仇》，以求贴近观众）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之后，梵志登（Jaap van Zweden）则凭借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将乐团推向艺术与成就的高峰：四部乐剧分四年演出，这不仅成为香港的创举，也为乐团赢得了2019年英国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年度管弦乐团”的美誉，这是亚洲乐团首次获此殊荣。

与此同时，香港管弦乐团也拓展了许多新的音乐领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只能在戏院的大银幕上欣赏电影。直到录像带的出现，观众才得以在家中随时观赏电影。在租借录像带的黄金年代，每个屋邨的大小商场总有一家“租带铺”。随着电影重复观赏的普及，大众对电影音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哪里能提供比家中电视机更震撼的音效？答案就是在音乐厅亲自感受大乐队丰富澎湃的音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管弦乐团积极筹办电影音乐会，最初只演奏电影音乐的选段，后来在1985年的一场特别音乐会中，乐团以“特别激光效果”作为噱头吸引听众。到如今，乐团在大银幕下实时演奏管弦乐成为每年音乐会的一个焦点。

而与香港流行歌手的合作，更令“港乐”家喻户晓。1982年，香港管弦乐团在伊利沙伯体育馆（Queen Elizabeth Stadium）和香港男歌手关正杰以及“香港流行音乐教父”顾嘉辉一同登台。此后，不少天王巨星都与香港管弦乐团合作，诞生了如张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一类以管弦乐音乐会作为首演的作品。这种与香港流行音乐的互动，也令管弦乐走进了更广泛的听众群体。

香港管弦乐团不仅成了亚洲首屈一指的乐团，更是香港文化的重要见证。在乐团步入职业化的半个世纪之后，香港拥有了很多喜爱古典音乐的听众和支持音乐发展的善长仁翁，也拥有了一支令人引以为傲的管弦乐团。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比欣慰的成就。

（作者为香港管弦乐团市场推广总监，亦是一位古典音乐作家、乐评人和讲座主持人） 7j454iEADdCLZh2Awcemfi/Fnppvw5MWi7LKwGrH4k+DMiX7pK6l/HW4W3tX8u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