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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仁诗先生应教务长的邀请，今天下午到学院来商谈下学期开课的事。四点钟之后他们的公务完了，教务长打电话让我们去办公大楼的会客室见见乐先生，顺便把第一册贴报簿带去。
今天乐仁诗先生穿了一件浅灰色的羊毛衬衫，配一条深蓝色领带，看上去比那天在动物园散步时要神气得多了。寒暄了几句之后，教务长向乐仁诗先生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乐先生问我们读了那些资料有什么问题。
龚观恩忙从她的斜背的大挎包里拿出那厚厚的贴报簿，一面对他说：“你在这本剪报簿上的批语，如果加上那天我们在音乐会休息时和那天在凉厅里聊的一番话，那就是一章完整的关于如何欣赏音乐的绪论了。”
的确如此。我们和他结识以来的一些谈话，像是很有步骤似的：关于数学和音乐的谈话，关于电影音乐那篇文章的评注，涉及了艺术一般规律问题，而后面的几篇评注和在动物园的聊天，论及的是音乐艺术的特征。
“你们读得很细心，”乐先生很高兴，“但怎样欣赏艺术，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哩！”他站起来走走，大概在沙发上坐久了。“在讨论具体的音乐作品之前，假如我们能够把艺术看成是储存着各种信息的符号体系，那就有可能对比较抽象的音乐艺术进行较为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而不会觉得它神秘了。”
“真是这样。”我脱口而出。没有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觉得音乐真是世界上最琢磨不透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能强烈地震撼我们的灵魂。
“读了乐先生的那篇评语，那里讲到艺术品之所以感人的原理，是因为物理场、生理场、心理场发生异质同构的共振，觉得很有意思，”我说，“有了这些审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我就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再追求音乐以外的注释了。”
现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感官反应上，我发现这种反应都是以前经历过的。有些温柔的音乐听来就像春夜里你看着河面上的雾，慢慢地、慢慢地升腾，最后像轻纱夹带着花香把四周都包裹进去似的，使你的心灵陶醉。有些激情的音乐听来又像是在高山顶上的尽情的呼吸，深深的，深深的，心胸都要胀破了……
“我会回忆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获得过相似的这种情绪体验，但十之八九是记不清楚的，”一边说，我一边在责备自己，不该在教授面前班门弄斧，可禁不住还想把话说完，“也许这就叫做感情经验的抽象吧，总之，我不觉得听音乐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了。”
乐仁诗一面听我说，一面点头鼓励着。
“其实真正论及音乐特殊性的是后面的那几篇，”龚观恩说，“接下来的文章首先谈到了传播方面的特点，那就是《书页里的琴声》提到的，音乐欣赏的审美效果具有很强的动态性：一是需要有一个表演诠释的中间环节，二是不同的审美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照这样说来，我们对某一部音乐作品的感受永远不会是一样的，对吗？”她侧着头问。
“对，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小说，即便是你奉若圣经般的，恐怕也不可能经常从头到底地一读再读，但一部音乐作品却可能一听再听的原因了。”乐仁诗说。
“我记得在那篇的评注里你还提到，音乐艺术营造气氛的能力是任何其他艺术不能替代的。它能直接作用于我们。也就是说，它的传播有强迫性，而且它还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渐渐感染听众。这句话我也感受很深。”龚观恩接着谈她的体会，“过去我接触音乐很少，后来寝室里她们经常放CD，我不知不觉也慢慢地觉得好听起来了。”
我也是这样，因为爸爸喜欢听古典音乐，所以我也就近朱者赤了，但真要“赤化”谈何容易。
“所以接下去，就要了解音乐艺术在本质上的特征，”乐先生继续解释他的贴报簿，“在《书页里的琴声》里，我提到了音乐欣赏中感情体验的主观性。”说到这里他也许想起什么有趣的事了，还未说就先笑了起来。
“我们读音乐中学的时候要讨论如何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有位同学提出来，要用客观的态度演奏古典作品，另一位同学反问，难道钢琴家有可能像画廊里的讲解员那样，用冷静的，甚至讥诮的口吻弹出肖邦的夜曲教育听众：‘喏，听听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啦！’”
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和小龚哈哈大笑。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从挎包里扯了张面巾纸抹着，笑完了说：“以第三者的立场去弹琴的人，是永远成不了钢琴家的。因为听众是抱着一颗希望被你激动的心，而不是抱着听你训话的态度走进音乐厅的。”
“演员也许可以这样，掩饰‘自我’地向观众剖析自己演的角色，让他们认清人物的性格，但音乐家必须是主观的投入。”
他看见钟耀文和杨冬正等在会客室的玻璃门外，就一边走过去开门，一边继续往下说：“接下来的两篇，在《音乐画廊》和《诗圣的乐章》的评注里，我谈到音乐虽以抒情性见长，但它也有造型和叙述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两种需求的理论。”
龚观恩告诉钟耀文和杨冬，我们正在总结音乐是怎样的一种艺术呢。
钟耀文像是带了问题来似的，还没坐定就问了：“乐先生，读了你送来的材料和几次聆听您的教诲，真是得益匪浅，”他把“匪”字读得很突出，大概想说明自己是有点文化水平的罢，“至少从概念上略略地知道音乐是什么样的艺术了。但是就这个‘总论’的范畴里，”他又把“总论”两字强调了一下，读出了引号的效果，“我还有个问题，那就是，音乐在它九个‘缪斯’姐妹中的地位究竟怎样？”
“如果你们都知道关于艺术有两种需求的说法，”乐仁诗说，“就会知道持有不同观点的理论家，或者在某一种理论占上风的时代或地区，对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说法。”他想了一下，“例如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代是个崇尚理性的时代，因此，文学、戏剧、绘画等得到更多的发展。每一场革命为着摧毁旧秩序，都需要做大量说服人民的工作，号召他们行动。因此，革命时期的领袖们对艺术，更注重的是它的认识功能。在这方面最擅长的当然是文学，比如苏联就把文学和艺术并列，称作‘文学艺术’，好像文学不是艺术似的。”
“二战前的德国倒有个‘音乐部’，”杨冬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乐仁诗不知没听见还是怎的，继续说他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文理，重含蕴，因此很容易接受苏联的说法。我们通常说的‘文艺’二字，就是‘文学艺术’的简称。而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之后，它的作用又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似乎它真的能描绘具体，能造型形象，能辩证哲理了，其实充其量只不过是十分朦胧的效果而已。说到底，那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罢了。”
那就是说，这张排行榜是排不出的了。
“那要是按你的看法呢？”钟耀文问。
“假如我们的前提是先撇开对艺术现实社会的功利，以及欣赏者目前的水平不谈；假如我们都同意抽象是更高级阶段的认识；假如对大多数人来说，情感常常是左右我们行动的最有力的因素，那么，作为表现了情感抽象的音乐艺术，当然是得分最高的。假如说，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摆脱物质对人性奴役的新秩序，而培养新人是为着完成这一目标的刻不容缓的任务，那么，最能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担当起这一任务的，恐怕还是音乐。”
我们都笑了。龚观恩说：“乐先生，你是个音乐家，你的话是否有太多偏向性的感情色彩呢？”
“我也不知道呢，”乐先生笑笑，“刚才我已经说了，作这个结论是有前提的。但事实上，这个前提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向钟耀文说：“没有人会排出一张被广泛公认的排行榜的，只要你爱音乐胜过一切，那么它就是你心目中皇冠上最大的那颗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