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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油固然好，在炼制猪油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猪油渣也是人间的一道美味。
中国人食用油渣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描述周天子的饮食，除了记录了各种动物油脂外，还记录了一种名为“淳熬”的珍品：“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意思是将炼出油的肉酱加在米饭上，再浇上油脂。它可能类似今天的加了猪油渣的猪油拌饭。
之所以用肉酱炼油，而不是肥肉丁，可能与当时打造烹饪器皿的技术不过关以及对火候的控制不精准有关。在相同的烹饪条件下，肉酱受热更均匀，出油时间更短，不容易焦煳。
相比如今常见的猪油渣，这种用肉酱炼的类似肉松的猪油渣想必脆口不足，但香浓更甚，用来拌饭，或许别有滋味。几乎可以想象那种牙齿轻轻一碰，细密的油脂瞬间飙出充盈口腔的幸福感。这种感觉直击灵魂。
现代意义上的猪油渣，最晚出现于南北朝。北魏的《齐民要术》里，记载有“猪肪煼（chǎo，意为炒），取脂”。“肪”这里指猪腰部囤积的肥肉。
耐人寻味的是，《齐民要术》记载了众多的猪油用法，包括做菜、蒸饭、酿造、制药、萃取香料，却并未出现猪油渣的用法。
出身书香门第的贾思勰，在这一点上暴露了其创作的幽微心思：猪油渣上不了台面。
而在五代时期，成语“民脂民膏”的出现，更印证了贾思勰的观点。这一成语出自后蜀国主孟昶告诫属下官员的《戒石文》，形容对百姓的压榨：贪官们拿走了猪油，给百姓留下的只有油渣。现在它指人民的劳动果实。
这种观念让作为美食的猪油渣，长期在中餐里得不到广泛的应用，其地位甚至不如它的兄弟——炸猪皮。
这种观念上的固化，在宋以后有了松动。
据记载元末明初，出现了一种名叫“糖炙猪肥”的食品。肥肉切片，用砂糖、酱料、莳萝、花椒腌渍一日，阴干，再用小火煎透，即成油渣。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精心制作的油渣。
到了近代，中国人逐渐抛弃了以身价论食材的积弊，大量民间食物得以传播、发扬，并反向影响上层人士的饮食习惯。有史书记载了光绪帝正月十五吃的饭菜，里面除了有荸荠蜜制火腿、鸡丝煨鱼翅等精致菜肴之外，还有肉片焖豇豆、油渣炒菠菜这样的“家常菜”。
可见，民间用猪油渣炒蔬菜的普遍做法，已经被最顶层的贵族接纳。
民国时期，上海影星秦怡、黎莉莉等人避居重庆。在后来的访谈里，她们回忆当初的日子“用猪油渣炒辣椒吃，苦中作乐”。其中滋味固然与江浙沪地区的精馔细脍不同，但能从猪油渣里吃到乐趣，也显示了猪油渣地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