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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第二章里，已说明白了何以要读古书。在第三、第四章里，又已举出实事证明了古书和今日社会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在这一章里提出的问题，就是古书如何读法。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回答。
倘使我告诉人家说：“古人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你们读古书，只管熟读就是了，没有所谓读法。”这句话对么？我想一定是不对的。
倘使我告诉人家说：“从前诸葛亮读书，只略观大意。你们读古书，只要看一点大意罢了，正可不必‘之乎者也’的去读。”这句话对么？恐怕不大对罢。
倘使我告诉人家说：“从前陶渊明读书，是不求甚解。你们读古书，只要学他不求甚解，何必咬文嚼字的去读。”这句话对么？恐怕不大对罢。
倘使我告诉人家说：“古人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你们读古书，不可把书中的字轻易放过，必须把一事一物晓得明白。”然而又有人说：“我虽不认一个字，也可堂堂地做个人。”这两人的话到底谁是，谁不是？
倘使我告诉人家说：“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你们读古书要信书中的话。”然而孟子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孔子信古而孟子又疑古，他们的话到底谁是，谁不是？
然则“古书如何读法”这句话真不容易答复了。虽然不容易答复，而却又不能不答复。现在我的答复如下：
各书各读法，各人各读法。
我们知道各书各读法，各人各读法，然后再去读古书：有时候不厌百回读，有时候一看就丢了，有时候略观大意，有时候又细细的读，有时候不求甚解，有时候又必要解释得明明白白，有时候要免掉一物不知之诮，有时候亦可以不识字，有时候要信古，有时候要疑古。总之，是没有固定的方法，是随书而异，随人而异。
何谓各书各读法？我们拿了一本书到手，先要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性质。倘然不管是什么书，只拿一样的读法去读，那是没有不错读的。可举几个例证明如下：
《楚辞》中的《天问》，原是屈原呼天自诉，以发抒其愤懑的话；王逸注所谓“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是说得很明白的。却是戴震的《屈原赋注》，于《天问》一篇，处处用天文学来注解，满纸是“赤道”、“冬至”、“夏至”、“北极”、“南极”、多少度多少度一类的话。《天问》本是文学作品，戴震把他当天文书看，这真是戴了“汉学家”眼镜去读一切的书，是大错而特错了。
《离骚》中的“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本是诗人随意说的一句话，他并不曾真的去吃菊花。他自己还不曾知道菊花是落不落。却是有人说：“菊是不落的，是在枝上枯死的。《离骚》的‘落英’二字是不通的。”于是又有人说，“落字作‘始’字解”，引《尔雅》为证，说“落英”就是初开的花。其实，争论菊花落不落，是研究植物学的话，把“落”字作“始”字解，是汉儒解经的话；都不是读文学作品所应该如此的。读文学作品的人，只要领略到餐菊的佳趣，不管菊花落也好，不落也好，落英是初开的花也好，是残菊也好。一定要把菊花认清楚，于文学的本身绝不发生关系。
唐人聂夷中的《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本是一首很好的诗。但是宋人《学斋占毕》驳他：二月里决没有新丝可卖。引经据典，说了许多关于历法的话，以证明“二”字是“四”字的错误。其实，言之过甚，在文学作品中是常有的事。况且所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也可说指预约而言。正是描写田家剜肉补疮的痛苦。若一定要证明是事实，那也是把文学作品误认为《农政全书》了。
苏东坡的《赤壁赋》，是人人所知道的。他中间说到曹操和周瑜大战的事。其实，火烧赤壁，又是一个赤壁，在今湖北嘉鱼县；苏东坡所游的赤壁，又是一个赤壁，在今湖北黄冈县。两地各不相涉。但在文学里不妨是如此说的。倘信了苏东坡的话，把两地认为一地，在事实上是错误的，不信苏东坡的话，而责苏东坡错了，也是不懂文学的话。须知《赤壁赋》是文学作品，不是“地理志”。
唐人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本是好诗，却是有人说：“夜半不是打钟的时候。”苏东坡“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本是好诗，却有人说：“春江水暖，难道只有鸭先知，鹅岂不知耶？”这些都是一样的成了笑话。又唐人的诗，“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他这“黄花”二字，是指普通的野花，或指菜花，但是段玉裁误认为“黄花”是指麦花，引经据典的证明他的话不错，却不曾知道既是麦花，又何以云“入麦稀”。杜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段玉裁说是倒装句法，应该作是“麦落轻花细，荷浮小叶圆”，才顺。他的意思是说荷无所谓圆不圆，必说荷叶才可云圆。故“荷圆”二字不通，应作“荷浮小叶圆”，其实在文学上说，一个“荷”字，就是指荷叶。因荷叶很大，可以代表全体，故“荷”即等于荷叶，“荷圆”并非不通。段玉裁的文字学不可说不好，校书的工夫不可说不精。但是不管什么书，都是一样的去读，却不料文学作品是不应该这样读的。段玉裁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以上都是文学作品而被他人拿读“非文学书”的读法去读，因而读错了的。再有本非文学书，而被人拿读文学的读法去读，因此真的错误反而看不出。例如《史记·儒林传》有一段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居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这一段话文字固然是很整齐，但是在事实说，子路实在是死在孔子之前。今云：“孔子卒后，……子路居卫”云云，只顾行文利便，毫不管事实不符。原来《史记》本是一部历史，历史的价值是在事实真确，而不在文章做得好。今《史记》如此说，已失去了史的价值。不过读的人多数还是拿读文学书的读法去读，所以真的错处看不出。
又《史记·老庄申韩传》，叙韩非云：“作《孤愤》《五蠧》《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皇见《孤愤》《五蠧》之书。”而于《自序》又云：“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到底是先著《说难》《孤愤》而后被囚于秦呢？还是先被囚于秦而后著《说难》《孤愤》呢？这种自相矛盾的话，两处必有一处是错的。大约司马迁在《自序》上贪图将韩非囚秦和左丘失明，屈原放逐等并列，忘记了有自相矛盾的毛病。而一般的读者也是拿读文学书的读法去读，就把这个绝大的漏洞轻轻的忽略过了。
又如锺嵘《诗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迟陵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沬，亦文章之中兴也。”这一般话也有一个绝大的毛病。就是中间“平原兄弟”一句。平原兄弟，到底是指何人？一般的人都说是指陆机、陆云（陆机为平原相）。然也有人说，指曹植、曹丕（曹植封平原侯）。究竟是指何人？很有疑问。如以为是指陆氏兄弟，则有两点说不通。其一，是上文直接“曹公父子”，下文又云“刘桢、王粲”，陆氏兄弟不应夹在中间。其二，“迄于有晋”以下，又有“二陆”云云，岂非重复？如说是指曹植、曹丕，比较的好；但是上文云：“曹公父子”，是这一句已包括植、丕在内，下文“平原兄弟”也是赘文。总之，锺嵘的意思是指曹植、曹丕，他因为要做对偶的文章，不觉患了重复的毛病。至于平原二字，界限不清，可以误会到陆氏兄弟，更非锺嵘所能料及。《诗品》是文学批评性质的书，和文学作品绝对不同；却是作者误作，读者误读，这样绝大的毛病，绝少人注意。根本的缺点，是不知各书各读法的缘故。倘然我们知道各书各读法，那么，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误读之处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各书各读法；这里再说各人各读法。所谓各人各读法，就是对于同一部书而各人的读法不同。譬如《诗经》罢，《诗经》只是《诗经》，他的本身是不改变的，但是读《诗经》的人不只一种，那么读法也不能一样。《诗经》的本身虽然是诗歌，但是研究社会学的人也要读，研究政治学的人也要读，研究文学的人也要读，研究植物学的人也要拿他供参考。如《周南》中的《汉广》第一章云：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在研究文学的人读起来，是赏鉴他情感的温柔及艺术的优美，旁的事情都不管了。
在研究文法的人读起来，就要注意于“不可求思”的“思”字是一个助词。
在研究语言学的人读起来，就当注意于“不可方思”的“方”字。“方”是舟属，在《庄子》中称为“方舟”，云“方舟而济于河”。到后世就并两字而为一字，作“舫”。我们可以知道“方”“方舟”“舫”就是一物。而“方”字见于《周南》，“方舟”见于《庄子》，可知他是南方的语言。
在研究社会学的人读起来，就当注意于这篇诗是男女恋爱的诗，而和古代的婚姻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在研究政治学的人看起来，就当从这篇诗去考察周初的礼教，和南方风俗的关系是怎样。
这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情形，此外如研究植物学的人，对于“乔木”的“乔”字，也有可以供参考的地方。研究地理学的人，对于“汉”字“江”字，都有可以供参考的时候。这样说，这首诗所包涵的方面就很多了。但是各人都要读，而各人是各人的读法。
这一篇诗是如此，三百篇诗都是如此；一部《诗经》是如此，一切的书都是如此。
研究一种专门学的人，往往有许多的好材料是在毫不相干的书里寻出来。尤其是中国的旧学，我们要找材料，不能指定往某个地方去找，有时却于无意中于毫无关系的书中找到。
例如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史的人，他要研究当铺的起源和组织，决不会往李太白的诗里去找材料。但是李太白的诗集里确有这种材料。李太白的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四句诗，我们平常读了，只当他是要喝酒，没有钱买，就把袍子脱下来去换酒喝，或是把袍子卖了，然后去买酒。却不知实在的情形不是如此。另外在唐人小说里有一段话，大概说：那时候的风气，酒店遇了客人喝了酒没有钱的，可以用衣服抵押；但有了钱时，仍旧可以赎回去。这种抵押也称为“换”。可见李太白诗中所说的“换”，也就是“当袍子”。我们把李太白的诗和唐人的小说合看起来，可知唐代的酒店也带做当铺生意的，至少和当铺是有关系的。假使在那时候完备的当铺还是没有（有没有当另考），这一类的酒店就可说是当铺的起源了。
又李太白的诗云：“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按，“鸬鹚杓，鹦鹉杯”，旧注是说“刻杓为鸬鹚形，镂杯为鹦鹉形”。这是所谓“望文生义”的话。说这话的人未必是看见过鸬鹚杓和鹦鹉杯。我们今天也看不见鸬鹚杓和鹦鹉杯，却不知这种鸬鹚杓、鹦鹉杯在日本还是有的（有实物为证）。日本在欧化以前，一切的文化都是隋唐时由中国传过去的，这种鸬鹚杓、鹦鹉杯，大概还是唐人的旧制（不过今日日本已不一定拿来做酒器，有的是做墨水壶）。
照此看来，李太白这一诗所关系的方面也很多。研究中国工艺的人不得不和他发生关系，研究中日文化问题的人不得不和他发生关系。从李太白的诗说到日本的文化，已经是说得太远了；但是事实还不止如此简单。所谓鸬鹚杓、鹦鹉杯，是把酒杯做成鸟形；因此，我们又连带要说到西突厥的“鸡樽”了。据日本人的《世界美术全集》第八卷四十五面所载的西突厥的“鸡樽”，是把酒樽造成鸡形，完全和鸡一样，酒从鸡口中流出，因此知鸬鹚杓、鹦鹉杯是“鸡樽”的变形，而后世的有嘴壶也是“鸡樽”的变化（古代的壶是无嘴的，辨详下文）。这种樽乃是西突厥制。是又从中国的文化说到突厥的文化去了。越说越远了，但是决不是没有关系的瞎说。
何以说中国古代的壶是没嘴呢？有三个的确的证据，谁也不能否认。（1）壶字是象形，士字是壶盖，以下是壶身。请问嘴在哪里？（2）《诗经》“七月断壶”，此壶字是指葫芦，可知古代的壶就是葫芦。（3）今日本人的酒壶还是没有嘴，中国人多误认作花瓶，其实还是中国古壶的遗制。
我们因此又说到文字学上去了。“七月断壶”的“壶”字，今人多误认为假借；其实不是假借，古代本以葫芦制成壶，所以壶就是葫，葫就是壶，壶字并非假借。
至于中国有嘴的壶就是西突厥“鸡樽”的变形，分明可考。今壶嘴就是鸡口的变相，今壶柄就是鸡尾的变相。这是很可信的。
鸬鹚杓不过是一个例，照此类推，许多的事都是如此。譬如我们读了《史记》的《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原衍一“之”字）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一段话，倘使我们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人，大可以供给我们研究狐狸精故事的资料。
我们读了苏舜卿的《沧浪亭记》：“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裴徊，遂以钱四万得之。’”这一段话，我们倘使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就可以知道在宋初苏州地方的地价是如此。所谓四万，是四十千，照现在国币计算，不到二十元；我们再看今日苏州沧浪亭全部的地，要值多少钱；两相比较，而推得地价增高之故。那么，苏舜卿的一段文章，不能说不是很好的材料。其实，他的本身还是文学。
上面说了许多举例，现在我们再归结到本题上来。就是各书各读法。各书的性质不同，但是无论何人都有细读或参考的必要，只须照着我们自己的需要去读，而不可为固定的读法所束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