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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所举的四个例，已经是从考古做到致用了。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成绩，但已经成为一种规划了。此外再有零零碎碎的事没有成为一种具体的规划的，还有许多。这些零碎的材料，也是很有用的。他虽没有成为一种具体的规划，但是已经使古书和现代社会发生了关系。所以我们也把他放在这里讲。像下面的几个例就是了。
我在小时候读《论语》，就读到一条云：“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先生解释给我听道：“宰予，孔子弟子。名叫宰予。昼，就是白天。昼寝，就是白天睡觉。孔夫子见他白天睡觉，知道他懒惰得可以了，便责他：如朽烂了的木头，是不可以雕琢成器的；又如粪土筑的墙，而不可以粉刷。这是孔夫子对于宰予深恶痛绝的话。”我当时听了这位老先生的讲解，别的都还明了，只有一个“粪”字全不明了。以为用土筑墙是有的，用粪筑墙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私塾里的学规很严，先生没有讲过的话，学生虽然怀疑，却绝对不许质问。所以我当时虽有这样的一个疑团，却是恐怕惹起打手心的问题，也只好是默默的不开口。自己私下里去翻翻朱夫子的注解，对于“粪”字也是一字不提。大约是不出三个原因：其一，此字是人人所能认的，不必再加注解。其二，此字不雅观，不屑注解。其三，是实在不知道如何注解才好，只得含糊过去了。但是朱夫子既然也没有解释明白，那么我们也只好存而不论了。
后来过了几十年，偶然读近人的笔记，读到一条，说是北方乡间，以马粪作燃料，甚至于把牛马粪涂在壁上。因此我想到把牛马粪涂在壁上，或者和孔夫子所说的“粪土之墙”不无关系。假定这话是不错的，那么“粪土之墙”的“粪”字是指牛马粪。这“粪”字就有确解了。或者这点也是一种社会史料。
说到以牛马粪为燃料，或涂在壁上，我们初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的事。其实，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因牛马所吃的不过是草，牛马粪只不过是草经过牛马的胃而发生化学作用，和天然腐化的草相去无几。利用他来做燃料，或是和土筑墙，是适用的。在古代，这样的事想是很普遍的，所以有“粪土之墙”的话。
我们在乡间时，常常看见娶新娘子的人家，门上或柱上贴着红纸对联。那对联上的文道：“《易》曰乾坤定矣；《诗》云钟鼓乐之。”这种通俗的新婚对联，我们见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注意处。
我从前又听见人家说起一个笑话。有夫妇二人相争。妇道：“雌雄，牝牡，阴阳，都是女在前，而男在后。为什么女要听男的管束呢？”他的丈夫道：“雌雄，牝牡，阴阳，这些都不足为凭。你不知道圣人所作的《易经》么？《易经》上的乾坤，却是乾在前而坤在后。”丈夫这样一说，他的妻无话可答。一场口舌官司，便算是打输了。这个笑话，在当时听见，也以为不过是一个笑论罢了。却想不到他和古代的社会史有极大的关系。
后来读《礼运》，读到中间有一句云：“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这两句中间所说的“我”“吾”，都是孔子自称。据这句话，可见孔子在宋所看见的《易》，是坤在前，而乾在后。本来《易》有多种，我们现在所读的乃是《周易》，在古代本是坤乾，到周代才改作乾坤。
因此我就记起那“乾坤定矣”的话来了。这话是周人说的。他既然说“乾坤定矣”，可见在他以前是乾坤没有定。认乾在前，坤在后，是已定；那么，未定的当然是坤在前，乾在后。我们再以雌雄，牝牡，阴阳为旁证，则在周以前乾坤是作坤乾，更无疑义了。因此又想到那个夫妇相争的笑话。可惜那个女子没有知道《礼运》上有所谓“坤乾”，甘心在他的丈夫面前屈伏了。
本来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以女性为主，人生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姓名的“姓”字是从女，这话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无不知道。今《礼运》上的“坤乾”，和新婚联语上的“乾坤定矣”的话，更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证据。
至于那新婚联上的“《诗》云钟鼓乐之”一句，也和婚姻制度有关系。“钟鼓乐之”是取《诗经·关雎》篇上的话，是表明正式迎娶的意思，也就是一切的繁文缛礼。可见古代结婚的仪式很简单，到周以后才有许多繁文缛礼，不过在他们却以为这才是正式的结婚，不如此，便不是正式的结婚。
在中国的旧书里，常常看见“倒屣”二字。“倒屣”二字本有两种解释如下。
第一个解释，是退行。《西京杂记》述匡衡事云：“邑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这里“倒屣”二字，一般读者都解作“退行”。
第二个解释，是急于迎宾。《三国志·王粲传》云：“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宾客盈坐，粲在门，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孙有异才，吾不如也。’”这里“倒屣”二字，是“匆促之间倒穿鞋子”的意思。
第一个解释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话无关，暂且不提。从第二个解释，却可看得出中国古代人的笨拙和懒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人恰如现在的日本人一般，进门时是要把鞋子脱在门外的。这是人人所知道的，不必多说。且说从“倒屣”二字可以看得出中国古代人的笨拙和懒惰。这话怎样说呢？因为他进去时，是面向里，脱下鞋来，所以是鞋头向里；等他出来时，面向外，匆促之间去穿鞋，自然是要倒穿了。倘然进去时转一个身，将面向外，然后脱下鞋来，那自然是鞋头向外；出来时，任便怎样匆促，总不至于倒穿鞋子的。可是他们想不到这一点，岂不是笨拙？或者是进去时懒得转一个身，岂不是懒惰么？所以这“倒屣”二字，轻描淡写的，把中国古代人的笨拙和懒惰的性情活活的画出来了。
在清代的“汉学家”们曾打过一次笔墨官司。有人根据六经去断定古代的社会情形，譬如六经上没有这一个字，就可以断定古代没有这件东西。于是驳他的人说：“譬如六经上没有骑字，难道是古人不骑马么？”这是他们的笔墨官司大概的情形。
我以为根据六经来断定古代的社会情形，固然是不可靠的；但是中国古代人不会骑马，却是事实。我说这话，并不是根据于六经，只是根据于实在的事情。第一，马的原产地是在沙漠地方，不是在中国。汉代、唐代、清代都是外国或藩属贡献良马到中国来。这种记载在历史上是很多的。便至今日，中国本部还是不产好马。可见马本不是中国产了。马从外国传到中国，虽然是时代很早，很早，却是古代的中国人是不会骑马，只拿他来拖车子。第二，中国古代的衣服，很不便于骑马；所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他要学胡人骑马，射箭，必须先改着了胡服而后可。说不定中国人骑马的习惯就是从赵武灵王起。所以古代是没有骑马的习惯。（马虽是有的，但只用他驾车。）所以六经上没有骑字。
中国一切的人情，风俗，都是极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每一个时代，遇着有外来的东西，无不尽力的收吸，却是原有的又不肯放弃，只是把新来的加入原有的中间。最好的固然也能把新旧融化了而另辟出一个新境界，然也有时候弄得自相矛盾而不顾。就我们一身说罢，头上戴铜盆帽，脚上着皮鞋，然身上无妨穿长袍、马褂。这就是一个例。然而最能充分表现这种特性的事，莫如“出棺材”。
诸君试看出棺材的仪式，多少复杂！棺材后面跟着的孝子，头上戴了麻布头巾，手里拿了青竹杖，这是中国儒家讲丧礼的正当的仪式。但是棺材前面的和尚，手里拿着纸幡，上面写着“西方接引”等字，这又是佛教的仪式了。而棺材上面装一条纸制的或布制的龙，却又是道教的仪式。这一条龙乃是根据于《史记·封禅书》上“黄帝乘苍龙上天”的话而来的。除了棺材上装一条龙不算而外，再有穿红礼袍的道士在前面走。这些都是很重的道教色彩。然而棺材前面又有军乐队，这又是西洋的仪式了。这种情形多少复杂！若说他没有冲突么？实在是有绝大的冲突。譬如前面和尚所拿的纸幡，上面所写“西方接引”的话，是佛教净土宗的话。既然是信净土的话，就绝对不能哭。现在呢？跟在后面的孝子和送丧者，越是哭得伤心，越算有良心。如此，岂不是前后冲突么？
出棺材不过是一个例，其他像这样的事正不知多少。例如中国菜各人一盘分食，用钢笔写中国字，中国字横行写：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事。我们从这种地方去细细的观察，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了。
鞋类在古代叫“履”、叫“屣”、叫“屐”，没有“鞋”字，也没有“靴”字。“鞋”字和“靴”字出现都很迟。有人说：现在普通的鞋，乃是南北朝时由鲜卑传到中国的。“鞋”也就是鲜卑语的译音。不过说这话的人没有说出证据，我也不能代他寻出充分的证据来。这里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鞋的问题，我们暂且抛开不论，如今再说“靴”。“靴”字又作“鞾”，那是一样的。韩愈有《华革传》，就是将“鞾”字拆成“华”“革”二字，传的中间，有几句道：“初，华本自胡而来，赵武灵王时见重，是后子孙盛于中国。”按，韩愈所说的“自胡而来”，是可信的。至于说赵武灵王时见重，则未免太早了。大约此字发现总在南北朝以后。又有人说：中国的“靴”字和英文的shoe字音义都是一样，很疑心两字是出于一源。这话究竟对不对，我也不敢武断。但认为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倘然考定了中国的“靴”本是外来的物，那么，这个问题更有成立的可能。
我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常常看见日本人贴的召租房屋的招贴，写着“二阶借贷”“三阶借贷”。我虽然不懂日本文，但是看了这种招贴，也很能明白他的意思。所谓“二阶”就是二层楼，所谓“三阶”就是三层楼。其实这个“阶”字就是相当于“梯”字。中国古代（尤其是北方）的房子是没有楼的。《尔雅》上虽有“楼”字，但和现在的解释不同。古代的房子虽也有一座比一座高的，但是前后渐进的，不是数层重叠的，如今在寺庙里或家祠还有这种制度。由比较低的一所升到比较高的一所，就要经过石头阶级。阶的作用，就等于现在登楼的“梯”。古代没有楼，所以也没有“梯”，就说有的，也只在南方有，北方是没有的。今日本人不称二层楼、三层楼，而称“二阶”“三阶”，还保存着中国古代的遗风。
自从中央政府选定了梅花为国花，各处的特别市也都选定了市花。如南京以兰为市花，广州以红棉为市花，云南以茶花为市花，上海以棉为市花都是。而长沙和北平同以菊为市花。倘然就历史的关系上说，只有长沙应该用菊为市花，而北平不应该用。因为菊花的原产地是湖南。为什么说菊花的原产地是湖南呢？其一，“菊”字不见于《诗经》，只见于《楚辞》，这是菊花为湖南产物，而在周、秦时北方是没有的。其二，今湖南浏阳一带地方所产菊花石甚多，这种菊花石就是太古时代的菊花，遭着地面的变迁，因而化成石，这是今人所容易知道的。因此，我们可以晓得在太古时代湖南地方的菊花是很盛的。有这两个证据，所以可断定菊花是湖南的产物。
也有人说：“《礼记·月令》里也说起菊花。说道：‘菊有黄花。’可见菊花不一定是湖南的产物。”我答道：或者陕西也有，但不及湖南为盛。又，据王勉三先生替我解释道：《月令》是根据于《吕氏春秋》的话，而吕不韦的门客，各国的人都有，说不定这里所说的菊花，还是湖南的菊花。也可成一说。
至于说到菊花的种类，到现在真是多极了。有白色，有各种的红色，各种的黄色。有球状，有带状，有针状，有须状，有荷花瓣状。总计不下百种。然我以为他的原始的种类只有一种，就是黄色，球状。以外都是变种。就是《月令》所说的“菊有黄花”四个字，可以包括一切的菊花了。为什么说只有黄色呢？除了《月令》“菊有黄花”而外，试看古人的诗词里都拿“黄花”二字代替菊花。如最著名的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一句，就是一个例。是可知在较古的时候，只有黄色，或以黄色为多，其他各色不轻易看见。为什么说只有球状呢？因为“球”字在古代是没有的，只作“鞠”字。“鞠”字从“匊”，“菊”字也从“匊”，可见菊花是由形如鞠而得名。而鞠就是今日的球，可知菊花换一句话说，就是“球花”。既因球而得名，岂不是只有球状一种么？因此我就假定，菊花的原始种类，只有黄色，球状的一种，其他各色各状都是变种。这个假定虽不敢说是十分准确，但至少有相当的理由，而可以供我们的研究。
我前几年曾听见人家说：秦始皇宫中的宝镜，能够照见人的肝胆，这就是今日西洋人新发明的X光镜。我以为这话太附会了，太武断了。然今日仔细想想，也很有可疑的地方。因为中国人不是没有发明的能力，但是一件事偶然发明了，却是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如此而止，而不再求进步。例如以豆子制豆腐，不能说不是化学上的一种发明，但是制豆腐的人绝对不明白所以然的道理，而自发明以至今日，不知经过多少长久的时候，而止是如此，没有进步。以此例彼，可见秦宫中的宝镜，已合于极粗浅的X光的原理，也未可知。
而且这种奇怪的镜子，不但在秦宫中有的，在唐人的小说中，也屡次说起。
唐人皇甫氏的《原化记》云：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即时皆倒，呕吐狼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
又李濬《松窗杂录》云：
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萦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堕。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周岁万计，穷索于水底，终不复得。
照这两段记载看起来，这样的奇怪的镜子，在唐代曾经两次发现。虽说是小说中的话，不可信以为真，然至少有几分是事实。不然，作小说的人也不会凭空的想出这样的事来。这种奇怪的镜子，虽不能和现在的X光镜一样的精，但是至少有几分相同。这件事也很可以供我们研究。
“纸鸢”，就是“风筝”。他的来历是很早的。据说：汉高帝征匈奴，陈平放纸鸢传递消息。这可见他的作用是战争时拿他传递秘密消息用的。到现在已变成一种游戏的器具了。
我读《墨子》，见《鲁问》篇说：“公输子削竹木以为（又作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而《韩非子》又说：“墨子为木鸢。”一个说是公输子的事，一个说是墨子的事，一个说是䧿，一个说是鸢，到底是二事？是一事？已不可知。就说是两件事，也不无相当的关系。我很疑心公输子削竹木为䧿，或墨子为木鸢，就是后来纸鸢的来历。其一，所谓削竹木，是以竹木为骨干，外糊以纸，（那时无纸，或是糊以布类。）古代文字简单，故只称削竹木，而不详细说明更糊以布。必须如此，才能飞；如单用竹木削成䧿或鸢，用机械使他飞，在当时未必能办得到。因此，疑心当时候的䧿或鸢，就是后世的纸鸢。其二，后世“纸鸢”二字的名称，也不是凭空来的。大概是因为《韩非子》书上说是“鸢”，所以就因袭这个名称叫作“纸鸢”了。否则他的形式很多，何以一例称为“纸鸢”？至于“风筝”这个名称，乃是后来产生的。因为用铜环加于线上，使他遇着风便发出声音来，好如弹筝一样，所以称为“风筝”。
汉代人的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四句诗，已成了中国写信者常用的典故，几乎无人不知道的。究竟书信何以能够放在鱼腹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对于这四句诗的解释，就有种种不同的说法。第一说，鱼性沉潜，说鱼腹中书，是喻书信是秘密的意思。第二说，函面以鱼形为饰，等于现在的信封上面画作鱼形。在十六七年前，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不妥当。又另立一说道：上文既言客从远方来，他所带来的鱼一定不是鲜鱼，而是干鱼；这种干鱼就是寄信人所附带的礼物，而他的信就放在干鱼的腹中，因为干鱼肚里是空的，当然可以放得下一封信。这种说法，在事实上是说得通的。
不过，我又在葛洪的《神仙传》里看见一个神话，觉得他和那一首古诗不是没有关系，或者那首古诗就是用这个神话做典故。若照时代说，自然是那首古诗在前，葛洪的《神仙传》在后；但也可说《神仙传》是根据古代的传说而叙述的，所以这个传说仍有产生在那首古诗以前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且看《神仙传》里的话罢。
《神仙传》记葛玄事云：
玄见卖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河伯处，可乎？”渔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
《神仙传》的话是这样。倘然他的话是根据古代的传说，那么，古诗一定是用他做典故了。后来过了几时，又读《史记》，见《陈涉世家》说起一件事，和这个问题很有关系。《陈涉世家》上文叙陈涉、吴广欲谋起事，先去问卜，下文接着说道：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按陈胜即陈涉）、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亨（按亨同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
今按这虽是陈涉假造的神怪故事，用以欺人，但是在当时的人都认为是真的神怪故事。或本先有这种神怪故事，故陈涉得以仿造。总之，在秦末汉初，鱼腹中得书的神话，是流传得很普遍了。那首古诗就是用这种神话做典故。而和葛洪的《神仙传》有没有关系，更不必追究了。
如此，“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才得到一个确切的注解。
在把本文写完之后，又见《说苑》记吕望的事道：
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
据此，则这个神话，似乎产生得很早，但是真的吕望的故事么？或是后人假托吕望的大名么？那就不得而知。所以认为是秦末汉初时的传说，比较的更确。现在我们拿他来作古诗的注解，也是读了现在流行的神话传说而联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