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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要读古书？这个问题，也许有人说：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学问是活的，是现代的；古书是死的，是过去的。求现代的活的学问，而去读已过去的死的书，有什么用？所以已经有人说过：“中国的旧书，好像是牛屎，牛屎中决找不出香水来。”既然是牛屎中找不出香水来，我们何苦还要费了许多工夫，拨来拨去的找呢？不过，这句话根本有毛病。他说“牛屎中找不出香水来”，是真的。但必须先证明了中国的旧书确是牛屎，才可以说。今说这话的人没有充分的证据，安知中国的旧书不是牛屎。所以这句话根本有毛病。
但是，古书是死的，这句话不等到今人说，古人也已说过了。我且引老子的事为证。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他的大意是说：“你读古人的书，古人的本身已经死了；读死人的陈言，有什么用处？”《淮南子·道应训》篇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拿来阐明此意。他说：
桓公读书于堂，轮扁斲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勃然变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斲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宝，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
他的大意是说：我们所读的书，都是古人的糟粕，正和老子的话相同。他们虽然承认圣人的话在圣人的时代，在圣人本人是宝贝；但是后人读圣人的书，是毫没有用的。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古书是死的，我们求活的学问而去读死书，有什么用处？如此，古书可以不必读么？其实不然。我们所以要读古书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考古”，其二是“致用”。而考古和致用又必须连成一贯，而后是真能得到要读古书的所以然。
今人考古，多注重实物，而不注重书本。我以为实物固当注意，而书本也不能完全丢掉不要。至少书本和实物并重。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试看皓首穷经的书生，决不能做成考古学者；而发掘古城古墓的工人，也不能做成考古学者。必须二者合而为一，始能做成考古学者。故知实物和古书应当并重。
况且古书之所以不见信于人，因古书中有伪造的书，和转辗传写失去本来面目的书，混杂在中间，所以很被人轻视；然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古书本身没价值，不是古书本身不必读。我们只要经过辨伪的工作，认出古书的本来面目来，那么，古书的价值，谁也不能否认了。
致用是活的学问，何以也要读古书？因为我们对于一件事，如何处置，最好是先彻底明白了这一件事的历史。一社会，一民族，今日的情形，决不是和今日以前的事没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历史是一件重要的东西。然所谓古书，换一句话说，也可以说他就是历史，只要我们把一切的书都当历史看。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
“六经皆史”这一句话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我以为这是各人的看法不同，不能说谁是谁不是。因为六经在六经的时代，并非皆史；但到了现代，已经是皆史了。现在的人也不必每个人都把他当皆史看，但是当他是皆史看的价值更大。
上面说明白了因为考古要读古书，因为致用要读古书。但二者又必须连成一气，方为有用。若单讲考古而不讲致用，那就变成玩古董了；任你是古色古香，古气盎然的唐写本、宋刻本，只不过供书斋清玩罢了。若单讲致用而忽于考古，那不是觉得古书无用，就是要受古书的欺。什么叫受古书的欺？例如我们读古书，其中所说的是尧、舜、禹、汤、文、武的事，决不是和实事相符；倘然我们因古书上的话，深信古代有这样的太平成绩，就不免是受了古书的欺。
所以我们要把考古和致用连成一气。就考古说：即使中国旧书等于牛屎，但是化学家对于牛屎也有研究的必要，何况他或者还不是牛屎。就致用说：牛屎也有牛屎的用处，他的用处不但是和香水相等，竟远过于香水，只要我们用的人会拿他去用。然化学家把牛屎研究明白了，倘不拿去用，便是空费力。从对面说，牛屎的用处，不经过化学家的研究，也不能就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把考古和致用连成一气。
中国旧式的儒者，分为汉儒、宋儒两派。汉儒专门解经，他们的话要字字有来历，处处有证据，很有考古的精神，和我们所谓考古很相近。但他们所考的不出于经的范围，而在文字的方面所用的工夫尤多，所以只能认他是考古中间的一小部分。
宋儒的学问，只注意身体力行，和我们所谓致用很相近。但是他们的致用不出于个人修养的范围，也只能承认他是致用中间的一小部分。
汉儒的结果变为琐碎，宋儒的结果变为空疏。这是人家所知道的。却是汉、宋儒的范围太狭，而考古和致用又不能连成一气，这个毛病，知道的人很少。现在我们读古书，就要明白了这个毛病，然后不至于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