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明崛起
——商周青铜与印章的萌芽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也为我国古代玺印铸造提供了技术支撑。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商周青铜技术的进步对青铜玺印铸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技术上为玺印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媒介基础，更是通过青铜玺印的发展，对政治、文化和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周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中，青铜铭文的出现为玺印铸造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出现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研究的重要史料。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铸造工艺也达到了较高水平。青铜器的制作需要高超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而这些技术的发展为玺印的制作提供了先决条件。青铜器制作的经验和技术成果为玺印的铸造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使得青铜玺印的制作更加完善。商周青铜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玺印的形态和样式的多样化。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艺术家们掌握了许多先进的工艺技术，如铸造、雕刻、鎏金等。这些技术的运用使得玺印的制作更加丰富多样，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图案或文字，而是逐渐演变为具有独特造型和精美文字的艺术品。从史料来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内容非常丰富，有王室的祭奠、册封的记事等，如大盂鼎铭文便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这件铸造于西周前期、重达154千克的“大盂鼎”，是现存周代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鼎内腹壁有291个字，记述了周王向大臣盂赏赐车、马、奴隶并要求盂全心全意辅佐王室，振兴周朝之事。大盂鼎铭文制作精美，字形严谨，布局和谐，体现了端庄雄浑的王室风范，是西周金文书法中沉稳凝重风格的典型代表。

有记录征伐之事的，如利簋铭文直接记载了牧野之战。这些文字的铸造技术与玺印文字的铸造技术，形态上极其相似，因此我们说青铜铭文的铸造技术为玺印的铸造提供了典范。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形态多样，有方形、圆形等各种形状，同时还出现了各种吉祥纹饰和动物图案，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特征。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它们作为权力象征和礼仪器物，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玺印作为一种特殊的青铜器，具有更高的政治和权力象征意义，成为统治者的重要标志和权威象征。随着青铜技术的发展，玺印的制作和使用逐渐规范化，成为权力传承和管理的重要工具。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后世的玺印制作和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参考。特别是在一些铜器铭文的铸造中，“在所谓的美术形式的‘亚’字形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即将全部铭文均填入‘亚’字形内。此种铭文有的在‘亚’字形内排列两个以上的氏名与日名。如1972年殷墟西区M93出土的两件尊铭（尊的年代属于商后期青铜器三期段即帝乙、帝辛时期）即属于此类内容” 。印坯雏形与青铜模具的相似性，以及青铜技术的发展对玺印铸造的影响，使得商周玺印有了成熟的技术支持。玺印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自古以来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它是古代贵族阶级地位的象征，也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周玺印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从最初的简单图案到后来的繁复纹饰，最终脱离出来成为印章，展现出了古代玺印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商代晚期，出现了以氏族首领为标记的印章。当时的印章多为方形，上面刻有简单的纹饰和文字。这些印章主要为贵族的官印和封印，象征着权力和地位。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印章，学者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觉得是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的某一部分的范或者戳子。从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方法来看，这也是一种可能，因为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先刻出模型再翻铸出来的。由于这一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铭文字迹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这种展现实际上也是商周时期墨书的再现，体现了这一时期大篆（或称籀文）文字艺术的魅力。商代青铜器的铭文一般都是一到两个字，十字以下的占大多数，较长的铭文仅有十几篇。 从一到两个字的铭文我们也可以判断，或许早期的印章正是脱胎于这一过程。这一时期的铭文字体略呈长方形，结体严谨，每一篇都有自己的风韵。如商尊，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属于西周早期的器物，其铭文笔画的起止显锋露芒，行气疏密有致，气势雄健。

随着周朝的兴起，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之间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不需要作为凭信的玺印，但是，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逐渐发展，纹饰也变得更加精细，铜器铭文的书体风格得到了周朝人的继承和发展。周朝人在商代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其对礼制的推崇使周朝铜器铭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也为后世青铜玺印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字体艺术性表达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青铜铭文的铸造工艺和铭文字体的艺术展现，也就没有后来青铜玺印的多彩姿态。商周时期的玺印虽然目前见到的不多，但是从现有玺印来看，当时的材质还是以青铜为主。印面形状为方形，刻有文字和符号，具体寓意着什么，学者们各有不同的见解。但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认为是氏族的标识和人的姓氏，到底这个姓氏是何人，目前史书尚无定论，它仅仅证明了在商代有印章的出现，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商朝的那几枚印章。但可以肯定地说，商周时期玺印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出现的印章不会是一瞬间从天而降的，它一定是在商周青铜器大量铭文的铸造实践当中逐步完善的。从众多的商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类似使用印章的痕迹，如《尧甲腔内壁铭文》（《铭图》15917）与《鬲鼎甲铭文》（《铭图》730） ，它们的布局与后期玺印文字的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处，故而我们可以推断，印章或许是从青铜制作模具当中分离而来。前面我们谈到商玺的出土与发现，我们会发现那几枚“印章”与此时期青铜鼎铭文的布局极其相似，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部分答案，就是印章的出现与青铜铭文“模子”有一定的关联。商代时期，玺印或许是贵族地位的象征，也或许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而到了周代，随着封建礼制的确立，玺印逐渐成为君主的特权，表达了君主的权威和统治地位。在这一时期，玺印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社会秩序和文明的进步。但是，周朝青铜玺至今并没有实物发现，而在2016年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柳泉九沟村西部，渭南市文物工作者在古墓葬抢救性清理发掘中偶然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青铜簋和龙纽“玉玺”各一件。“玉玺”的形状为圆形，印面为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表述的“阴刻”，内凹约0.2毫米，有十字界格区分。据南京大学古文字专家周晓陆教授鉴定，这是西周早期墓葬中首次出现随葬的玺印，是我国印史上目前所见最早的玉质印章，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龙纽“玉玺”。据介绍，直至目前，商周时期发现的玺印均以鼻纽为主，而这枚玺印突兀地使用了立体的龙纽（圆雕龙纽），在印史上是空前的创造。龙纽在秦汉以后的印章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据专家初步分析，这枚龙纽玉印应为一部落首领的公印（官印），至于印文所表达的内容，可能是一种表义（意）性的文字画，初步分析第一字为“龙”或“蜀”，第二字为“鹿”，第三字为“虎”，第四字为“鹰”。

商周玺印制作工艺的发展也反映了古代工艺技术的进步。最初的玺印多为玉质或青铜质，制作简单粗糙，我们从出土玺印便可看出。到了周代，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的制作工艺逐渐精细化，出现了许多精美的器物。商周玺印的发展不仅仅是艺术的进步，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玺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古代社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智慧。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更是一种文化遗产的延续。通过研究商周玺印，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感受到古人智慧的卓越和艺术的魅力。总之，商周玺印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看到的印章实物并不多，但是证明已经存在着制印这一技术条件，并逐渐地从青铜制作的模具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实用物品。同时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初步判定它们是商周时期的玺印的一大原因。从最初简单的图案到后来繁复的纹饰，商周玺印的发展展示了古代玺印艺术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