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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剪纸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大变化，一为剪纸内容题材的进一步丰富，一为剪纸材料的逐渐完备。首先，相比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在内容题材表现上日益丰富，除幡外，还出现了动物、植物以及人物造型，涉及时令风俗、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其次，随着我国造纸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造纸原料也从汉代的麻、树皮等扩大到藤和草等，纸的产区也逐渐从北方扩大到长江以南地区，纸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伴随着黄檗纸的广泛应用，纸在东晋时期得以完全替代简帛，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造纸工艺的改进使得纸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快速推行，也为中国剪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基础。除了纸的逐渐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钢铁冶炼和铸造技术也得到显著的发展，“百炼钢”冶炼法的推广以及“灌钢”冶炼法的发明，使得这一时期的钢能够较为普遍地应用于手工业工具的制作与改进，也为剪纸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剪纸依然沿袭汉代传统，以立春时节的“剪纸为幡”为主要表现内容，与汉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剪纸在内容上更加丰富，除幡（旗）外还包括燕子等飞禽造型。南朝梁官员、学者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亲朋会宴，啖春饼、生菜，贴宜春字，剪彩为燕戴之。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其中讲到的就是在立春日这一天，要剪彩为燕子的形状并戴在头上，除此以外，在亲友会面聚餐时还要吃春饼、生菜，贴上“宜春”二字（后来逐渐发展为春联），或者剪制春幡。燕子作为冬去春来的候时之鸟，象征着春天，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希望，后来“剪燕”也成为咏立春日的典故。除了“剪彩为燕”以及剪制春幡之外，这一时期，人们在立春之日还会剪制各种花朵图案。“家以剪花为业，染绢为芙蓉，捻蜡为菱藕，剪梅若生之事。”
“晋惠帝正月，百花未开，令宫人剪通草，五色咸备。”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剪纸艺术不管在民间还是宫廷都深受欢迎，且出现了专门以剪纸为职业的手工艺人，且技艺已十分精湛。
“剪彩为人”在当时也极为盛行，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其诗歌《人日即事》中提到：“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其中就说到“剪彩为人”的习俗。另外《荆楚岁时记》中也提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当中所提到的“剪彩为人”“镂金箔为人”是指以各色丝织品以及金箔等材料剪制、刻制人形佩戴在鬓角或贴于屏风、门户等处。据传说，女娲创世之初在创造出鸡、狗、猪、牛、羊、马等动物之后，在第七天的时候创造出了人，所以这天被称为“人日”。《事物纪原》卷一《正朔历数部第二·人日》中曾有补充：“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
后代沿袭此说并发展为一系列的祭祀和庆祝活动，有初一不杀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杀羊……初七不行刑的习俗。作为祭祀祖先或招魂的节令，人日的一些习俗反映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观念。在正月七日即人日这一天，人们不仅要喝七菜羹，还要剪彩为人，或把金箔镂刻、剪制为人的形状，把它贴于屏风或戴在头鬓之上，又要制作“华胜”。总结来说，“胜”为一种装饰物，唐人颜师古在《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胜，妇人之首饰也。”“胜”通常情况下以纸、金箔或各类各色丝帛剪刻而成，并以其材质或形象命名。受汉代时期“剪纸为幡”观念习俗的影响，剪制或刻制的人形装饰谓之“人胜”，剪制或刻制的花鸟形装饰谓之“华胜”，华胜又被称为“花胜”，是一种戴于头部的花纹形装饰，汉代以后多以剪彩为之。西晋宗室、史学家司马彪曾在《续汉书》当中提到：“皇太后入庙先为花胜，上为凤凰，以翡翠为毛羽。”南北朝时期南梁简文帝也在《眼明囊赋》中说：“杂花胜而成疏，依步摇而相逼。”
剪制或刻制的两个菱形图案进行压角相叠之后组成的图案或花样被称为“方胜”，“方胜”中的方取其形状，《说文解字》中提到：“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也就是说方表示两条船并列，引申为并行、并列之意，由其形取其意的话则为正，有等同、共同、合二为一之意，“方胜”也因成双入对的形态而被赋予永结同心、美满的寓意，象征同心相连、生命不息、连绵不绝，是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中最为常见的纹样。除上述种类外，“胜”还包括钗胜、宝胜、叠胜、金胜（即镂金作胜）等类别，自我国汉代时期开始，妇女头上戴“胜”就已经流行，直至我国唐宋时期。
除此以外，剪贴五色彩鸡也成为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习俗。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鸡常被认为是一种身世不凡的灵禽，“黄帝之时，以凤为鸡”
，据传说，鸡是太阳当中的一只鸟，由于鸡鸣日出能带来光明，因此鸡有能够驱逐妖魔鬼怪、带来光明之神力。也有说法认为鸡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重明鸟”，是“重明鸟”的变形，“重明鸟”也被称为“双睛鸟”，因其每只眼睛均有双瞳而得名。我国东晋时期王嘉所编写的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拾遗记》记载，尧帝在位七十年的时候，祗支国遣使来进贡了一只名为“重明”的神鸟，此神鸟形状如鸡，鸣声如凤，它的羽毛时常脱落，用肉翅膀亦能飞翔。重明鸟的力气很大，能够捕捉虎、狼等凶恶的猛兽，能够使各种“妖灾群恶”不能害人。人们要用琼玉的膏液来饲养它，有时候它一年可以飞来好几次，有时候也会几年都不飞来一次，所以当时人们时常扫洒门户，日夜盼望重明鸟能够飞来此地栖息。当重明鸟没有飞来之时，人们就用木头雕刻，或者以金属浇铸、以图像剪画等方式制作出重明鸟的形象放在门户之中，用以驱逐妖魔鬼怪，护佑平安。由此可见，“重明鸟”的传说在晋时期已广泛流传，因其有驱逐“魑魅丑类”的能力，使得“妖灾群恶”不能加害人类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由于重明鸟的样子类似于鸡，人们会在旧时元旦这一天用刻铸剪画等方式制作出鸡的形象挂于门户。《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值得注意的是，荆楚之地命正月一日为“鸡日”，也是重明之日，门上贴鸡，意即盼望在新的一年开始之日能够迎候到这只重明鸟，给即将开始的一年带来好的兆头，寓意新的一年永无灾患。后来这种刻木、铸金的制作方式就逐渐发展成为画图，或者剪制鸡形窗花贴于门上，借助其形象驱邪避害，这种贴“鸡”习俗亦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重要源头。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的剪纸也被大量地运用在宗教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代，连年的战争以及赋税徭役的压迫使得人民苦不堪言，普通民众以宗教为精神慰藉。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他们同样也需要用宗教来瓦解人们的反抗意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应运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剪纸也成为宣扬佛法的重要媒介，人们用剪纸营造神圣的宗教空间，以寻求心理的慰藉，这一时期的剪纸反映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例如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墓葬中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剪纸作品就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晋代《范汪集·新野四居别传》记载：“佛涅槃日，‘家以剪佛花为叶’；又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设‘盂兰会’，‘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摹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就说明了当时僧侣会在“佛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以及“盂兰会”（也被称作盂兰盆节）这一天剪佛花、剪彩用以装点寺庙或敬神。利用剪纸宣扬佛法的形式在无形之中也促进了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这种佛教剪纸形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剪纸艺术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即“功德花”。
已经被发掘的最早的中国剪纸实物均为高昌古国（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的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地方政权）的作品，高昌古国存在的时间大约为460年—640年，距今已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剪纸分别于1960年和1967年共两次出土于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剪纸作品中有动物剪纸（“对马团花”剪纸、“对猴团花”剪纸等），植物纹饰剪纸（莲花纹饰、菊花纹饰、桃枝纹饰、忍冬纹饰等），以及几何形纹样剪纸（三角形、菱形、圆形等）等。这些剪纸在表现方法上使用了较为常见的折叠型剪纸团花式样，以等份形式重复表现，轮廓层次分明。制作方法都是先将纸张折叠，再在上面剪镂纹样，展开后即出现若干对称纹样构成的图案。这些剪纸所用材料为麻料纸，在样式和技艺上都较为成熟。
“对马团花”剪纸出土于阿斯塔那306号墓，同出的文书纪年为高昌章和十一年，即公元541年，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剪纸艺术作品。“对马团花”剪纸也被称作“对鹿团花”剪纸，也有学者认为是羊的形象，单从形象上来看，称其“对马”更为确切。该剪纸因年代久远，颜色已变为灰紫色，图形上也仅存三马造型，残存部分大小为10.8厘米×10.7厘米左右，对其进行技术复原后可知原剪纸共系六对十二马造型，复原后剪纸直径约为25厘米，中间为正六角形。在六角形内，交错安排有菱形、三角形、圆形等图案花纹，花纹大小相间、阴阳交错、虚实结合、疏密有致，显得层次分明、富有变化节奏。在六角形的六条边之上，分别有一对相背而立的马，马在造型上颇具汉代画像石的风格，目视前方作昂首翘尾状，富有神气，十分形象生动。
“对猴团花”剪纸出土于阿斯塔那310号墓，同出的文书纪年为高昌和平元年，即公元551年。“对猴团花”剪纸的工艺手法与“对马团花”剪纸基本相同，出土时剪纸残存猴子形象共四只，残存尺寸为15.5厘米×17.0厘米左右，在进行技术复原后应为八对十六只猴的形象，复原后剪纸直径约为26厘米。剪纸图案由两层同心圆圈构成，其中内层图案以三角形纹、菱形纹等围绕中心圆点展开。外圈一层图案，十六只猴子分为八对围坐，对坐的两只猴子尾巴和一只前爪相连，另外一前爪高高举起，最外面以锯齿状花纹装饰。每对猴子在造型上相背而立，又作回首相对而视状，动态生动、富有变化，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
“菊花纹团花”剪纸直径为25厘米左右，文书纪年为高昌延昌七年，即公元567年。“菊花纹团花”剪纸以八瓣花为中心，以三角形纹、菱形纹等构成菊花图案，花纹以同心圆作为分割形式，向外延伸拓展为十六瓣花朵，构思巧妙，结构匀称、均衡、圆满，具有完美之寓意。
同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造纸术是在被发明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而逐渐向新疆地区传播，根据已有文献记载，剪纸艺术也是从内地开始向新疆地区传播。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剪纸作品，不论从技法、表现形式还是艺术效果来看都已相当成熟，说明这一时期的剪纸绝非剪纸发展萌芽时期的产物。根据艺术的发生、发展规律推断，在此之前，团花形式剪纸已经存在并且尤为普及，应该会有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剪纸作品存在。麴氏王朝定都高昌，高昌国是我国历史上建立在西域并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割据王国，高昌王国在风俗、制度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差异并不十分明显。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北朝时期的剪纸作品，不仅反映出我国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民族文化，更体现出剪纸艺术的民俗特点，体现了新疆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