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剪纸的形成期
——商周、秦汉时期

纸产生于汉代，因此，历史上最早的以纸为创作媒介的中国剪纸作品雏形应不早于这一时期诞生，纸的出现也使得镂花技艺找到了更好的依托材料，直接促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剪纸艺术的确立。

已有的考古资料证实，在我国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已经出现以黄金和白银打制的薄片装饰品，1955年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的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以镂空工艺进行制作的夔凤纹金制薄片就是此类代表。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的一张商代晚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证实了金属镂空工艺的进一步发展。整张金箔以镂空形式呈现，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齿状光芒的镂空圆圈，外层图案为四只相同的飞鸟，逆时针围绕内层图案。飞鸟以抽象形象描绘而成，排布均匀地围绕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太阳神鸟金箔在制作工艺上采用锤揲和刻画切割工艺，整个图案就像一幅现代的剪纸作品，流畅生动，富有韵律感，表现了古蜀人的图腾崇拜，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箔图案被国家文物局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除此以外，1950年至1952年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的战国时期银箔镂空刻花弧形装饰物、1966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墓的战国时期镂空刻花皮革都充分说明了，商周时期的镂刻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望山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镂空刻花皮革已经能够在很薄的皮革上刻下几何图形所组成的连续花纹，排除纸张材料的限制，这一时期，剪纸在技术方面已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商周时期距离剪纸的真正成型仅存使用材料与形式的差别了。

商周时期，剪纸元素不仅仅在当时的金银器以及皮革制品上有所体现，也反映在青铜器上。在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想要铸造出青铜器上较为常见且对称的纹饰，需要使用到一种模具，而这种模具上的纹饰则需要经由一种薄制的软材料对折剪刻方能实现。郭沫若先生在对我国青铜器纹饰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器之纹绘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工艺中所谓的“薄制软材料”就逐渐被纸板取代了。

到了中国汉代，纸的发明加速了中国剪纸艺术的诞生。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灞桥附近出土了植物纤维纸，即古纸，也被称为“灞桥纸”。这种纸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纸，主要是由大麻以及少量苎麻的纤维制作而成，考古证实，出土这种灞桥纸的古墓最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由此可以证实，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初步掌握了造纸技术，开始生产并且使用植物纤维纸了。唐代诗人张祜在《杂歌谣辞·李夫人词》中写道：“延年不语望三星，莫说夫人上涕零。争奈世间惆怅在，甘泉宫夜看图形。”说的就是第一章第二节中提到的西汉方士李少翁以麻纸剪出李夫人影像以慰藉汉武帝的故事。

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总结并改进了造纸方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蔡侯纸”成为现在世界上所有造纸技术以及原料的基础，是纸发明史上的伟大革命，它将造纸工艺推入一个新的时期，解决了“缣贵简重”“不便于人”等困扰。1978年10月，兰州伏龙坪东汉墓出土了三片有墨迹的圆形纸，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根据其对于剪纸历史的研究，认为这些圆形的纸具有刀刻（剪）的痕迹，虽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剪纸作品，但可以进一步增强剪纸在汉代产生的可能性。虽然目前的考古成果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汉代时期剪纸实物，但汉代的造纸工艺已经为剪纸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除开纸这种媒介，汉代出现了“剪纸为幡”这种活动，由于汉代用于书写或绘画的丝织品又被称为“纸”，“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因此“剪纸为幡”也被称为“剪彩为幡”，“彩”即多种丝织品的统称。在造纸术尚未产生或普及之际，“剪彩”可以说和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说的剪纸非常接近了。《后汉书》记载：“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这里所描述的是汉代一种在立春时节祭祀青帝，祈求五谷丰登，用以劝农的流行的节令风俗。该句的“车旗”是一种在立春日用以迎春、以绢帛等多种颜色丝织品剪制而成的小旗（幡）。汉代的春幡大部分为青色，“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 。这里描述的是汉代立春日的官方行为，即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要率领百官迎春，其中车旗服饰均要用青色，百官也要戴青帻（即古代的头巾），着青衣，郡县官吏也要穿戴青衣青帻，一直到立夏。 /ZSpNkQIERk+X2ORIyHKM1hTOMnO9DjGtWPXi7vo1VB4KUzOlhjr7VCjqPCvV/m8